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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美] 马歇尔·弗拉迪 

译 | 李阳

6 月份炎热的一天，在亚拉巴马州大学，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训示闷闷不乐的乔治·华莱士，他必须停止干预两名黑人学生入学之事。当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他最感人的披肝沥胆的演说之一：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像《圣经》一样古老，像《美国宪法》一样清楚。如果一个美国人，只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就不能在一家向公众开放的餐馆进午餐；假如他不能将他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公立学校……那么我们中有谁愿意改换皮肤的颜色？我们中有谁愿意听耐心和推延的劝告？……

因此我请求国会颁布一项法律，给予所有美国人在向公众开放的设施——旅馆、餐馆、剧院、零售商店……——得到服务的权利。

这项公共设施法案，是由金在南方发起的运动所实现的两项重要民权立法中的第一项。然而其签署实施却是由另一位总统完成的。在约翰·肯尼迪那天晚上发表演说后，仅仅过了不到五个月，就发生了达拉斯那个明媚的正午的枪击事件。金和科丽塔一起，在家里观看了第一时间的电视报道，他喃喃地咕哝道：“这样的事情，也将发生在我身上……”

接下来的两天，金一直卧病在床，观看电视转播的全国公祭的情景。然后——尽管没有受邀参加肯尼迪的葬礼，正如没有受邀参加他的就职仪式一样——金硬撑着起了床，独自一人来到华盛顿，站在街边，目送着送葬队伍从教堂前往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葬礼

达拉斯那个11 月的正午之前，8 月骄阳似火的一天，在经常成为明信片背景的华盛顿公园，在林肯纪念坐像的凝视下——可以说，也是在他仍然不断扩大的影响感召下，一股巨大的人潮聚集在他下方绿草如茵的空地上——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其中将近三分之一是白人。他们中有大批参加了金的运动的忠诚的黑人，有经常打着标语予以支持的白人工会成员，有美国各界的名人，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金的信徒。在金取得伯明翰大捷三个月后，“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好比宣布了民权运动是全国最崇高的行动，而金是运动杰出的领袖。

这场大规模的进军华盛顿活动，是由运动的元老菲利普·伦道夫组织的，得到了金和其他领导人的配合。罗伊·威尔金斯尽管对伯明翰大捷后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威望大增心中不快，但也积极地支持了这次行动。行动欲通过巨大的集会，展现民权运动的宏大规模和高昂士气，以呼吁国会通过肯尼迪总统提出的公共设施法案。然而，总统本人却对这次行动感到不安，试图劝阻进军的组织者。他在预先同他们进行的会谈中警告说，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拥进首都，会被国会视为暴民恐吓，反而会使他提出的法案无法通过，国会山上的很多议员已经在寻找各种借口逃避对他的支持了。金重复了曾经对伯明翰的牧师们说过的话：“坦率地说，我还从未直接参加过一场不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运动。还有人认为伯明翰运动不合时宜呢。”对此，总统莞尔一笑，答道：“包括司法部部长。”

金在民权运动活动中多次被捕

实际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那天也打算发表一篇讲演，其油印稿已经在四处流传，而其挑衅性的腔调令人毛骨悚然，对此，运动的领导人们也同样感到忧虑。那篇演讲稿中写道：“革命就要来临。我们将自力救济……我们要在南方进军，穿越南方的腹地，就像谢尔曼（Sherman）那样。我们应当实施我们自己的‘焦土’政策，非暴力地、彻底焚毁种族隔离制。”白宫看到这篇演讲稿后，也感到很恼火。天主教的华盛顿主教发出了正式通知，如果这样的讲稿不做修改，他将拒绝前往发表祷文。

实际上，尽管刘易斯曾二十二次被捕，十多次挨打，人们仍难以想象，这些凶狠的语句会出自他这样文质彬彬的人之口。直到他即将开讲前的片刻工夫，在林肯巨像后的一间小屋子里举行的气氛热烈的会议上，金和另外几位游行领导人才费力地说服了刘易斯，要他修改讲稿中最激烈的几个段落。金以其助手认为向来让人难以拒绝的那种平静、温和、同情的语气，对刘易斯说道：“约翰，我想我是了解你的。我可不认为这像是你说的话。”的确，正如后来所披露的，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段落，都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些主张革命的煽动者逼迫刘易斯写的。于是，就在这最后时刻，刘易斯在林肯塑像后，用一台袖珍打字机修改了那些文字。

随着那一天时间的推移，伦道夫、刘易斯、罗伊·威尔金斯先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琼·贝兹（JoanBaez）、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鲍勃·迪伦（Bob Dylan）、玛哈莉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演唱了热情洋溢的歌曲，所有这一切都汇成了一种振奋人心的宏大的膜拜仪式。按照计划，最后轮到金发言。还没等他开始宣读他那已经写好的稿子，他便感到一阵冲动，“就在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话”，他决定改变他演讲的主题，尽管这个讲稿他此前已不止讲过一次，最近还在底特律和芝加哥分别演讲过。一开始他还有些磕巴，就好像笨拙地在拉变速杆似的，然而他开始了：“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

1963年，底特律，10万人参加游行，听取马丁路德金的讲话

现在，他平生第一次，将他在奋兴布道会讲坛上的庄严气度，将他在南方各地无数个黑人教堂群众集会上令人疯狂的口才，通过全部三个电视网络的实况转播，展现在全国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面前：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

这一刻仿佛圣灵突然降临。一阵巨大的惊喜颤动着，在广场上密集的群众中传播。人们呼喊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儿女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和鼓掌声，这时紧随着他那男中音的振幅：

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座山冈！……让自由之声响彻佐治亚州的石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田纳西州的望山！让自由之声响彻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座山峰，一个个土丘！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座山冈！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将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他浑身大汗，摇摇晃晃地走下了讲台。先是一阵肃静——继而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席卷了人山人海的华盛顿广场。在金近旁观看的科丽塔，后来回忆说“仿佛上帝的王国当真来到了人间”。

在白宫观看电视转播的肯尼迪总统，喃喃地说道：“他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集会结束后不久，当游行的组织者们前来拜访时，肯尼迪摇动着金的手，连连点头，满怀敬意地对他说：“我有一个梦。”对金来说，单是从华盛顿广场的那几个小时来看，美国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上帝赐福的社会的前景，而所有这一切越发加剧了他激动的心情，他感到他的非暴力运动已经拥有了真正赎回整个国家灵魂的力量。

金成为1963年《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1963 年的那个夏天，运动的确看到了令人振奋的前景——然而这前景中也仍然投下了野蛮和血腥的阴影。就在肯尼迪发表他那“道德问题”的电视讲话，宣布他将向国会提交公共设施法案的当天晚上，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驻该州分会的书记迈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遭到暗杀。他在参加一次战略会议后，很晚才回家，结果在私家车道上，被埋伏在街对面黑暗的灌木丛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分子拜伦·德·拉·贝克威思（Byron De La Beckwith）开枪打死。然后，华盛顿游行刚刚过去两星期，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伯明翰，一颗炸弹炸毁了第十六街教堂的大部，这是作为对刚刚过去的春天达成的民权协议的报复，当时很多游行都是从这座教堂出发的。废墟中发现了三具黑人少女的尸体，全都穿着星期天才穿的最好的白色衣裳。迅速蔓延至全城的骚乱又导致了两名黑人青年被杀，一场种族战争眼看着就要爆发，华莱士迅速地再次派出了阿尔·林戈的突击队，同时散布言论称爆炸很可能是黑人挑拨者所为，以博取人们对他们事业的同情。

从华盛顿游行时令人无限憧憬的辉煌巅峰，仿佛一下子跌入了卑劣、野蛮的地狱，残酷的现实仍在持续，金大为震惊，甚至一度出现了某种奇怪的恍惚。不过，他还是振作起精神，前往伯明翰主持了三名少女的葬礼。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族牧师齐聚一堂，数量之多是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尽管金在伯明翰坐牢时曾公开致信的那些当地牧师据说无一人出席。然而金仍然激情洋溢地做了布道，面对三具棺材，他仍然宣讲着非暴力主张：“历史一再证明，不应承受的苦难是带有救赎性的……这三个小姑娘无辜的血，也许正可化为救赎的力量，为这座黑暗的城市带来新的曙光。”他执意继续宣讲的话，这时居然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人，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我们决不能对我们的白人兄弟丧失信心。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信，即使是他们中误入歧途至深的人，也最终能学会尊重全体人类人格的尊严和价值。”

然而，即使在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内部，金也无法平息人们对爆炸事件的愤怒。詹姆斯·贝弗尔的妻子戴安娜·纳什（Diane Nash）坚决主张对亚拉巴马州进行一次全面的围困——实际上包围该州首府蒙哥马利，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示威者们躺在铁轨上和飞机跑道上，使进出该城的交通陷于停顿，此外发动工人普遍停工、纳税人拒绝纳税——全部目标是迫使华莱士下台，宣布他的政府“失效”，同时在全亚拉巴马发动宣传攻势，号召所有年满二十岁的黑人公民登记为选民。当戴安娜·纳什提出这一闪电战般的计划时，金不大自然地轻声笑着说：“噢，戴安娜，好的，好的，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再想一想……”但是这一建议得到了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其他人员的热烈支持，他们认为这至少是对于卑鄙的教堂爆炸事件的一个积极回应，最终能潜移默化地促进全州范围内的选民登记行动。在为此做准备的过程中，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很快又将其行动延伸至此前并不活跃的黑人聚居小城塞尔玛。

金在塞尔玛游行中

不过，金并非没有察觉到一种令他忧郁的突变正在运动中显现出来。有一次他承认“南方的黑人现在能够将非暴力作为一种策略运用，但他们还做不到爱白人”。实际上，就在华盛顿游行前关于刘易斯演讲的那场风波前，金便已经感觉到自己不得不与运动的道德条件恶化进行斗争。一些暴烈的激进者愤怒的指责也令他劳心伤神。例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Carmichael）和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他们曾发现在伯明翰的示威者正与“公牛”康纳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时，金却穿着睡衣在加斯顿汽车旅馆他的套间里吃着牛排午餐，因此始终不愿原谅金。这时金经常表示，自己担心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群众摆脱了旧日的恐惧，“我们要防止这种无畏转化成暴力行为的增加”，“不要因为形势发展得不够快就变得越来越激愤”。有一次在哈莱姆区的一座教堂外，他甚至遭到了人们的嘲笑，还有人向他扔鸡蛋。事后，他在接受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的采访时，多少有些伤感地反思了这样的时刻——“你想起了你所面对的苦难和牺牲，而你的自己人却不理解，甚至不感激，还时刻在找机会破坏你的形象。”然而他仍然要反复应对媒体这样的问题：黑人社会的情绪是否已经反感你的非暴力信条？

金在一系列社会活动中逐渐成长为领袖人物

怨恨似乎在美国黑人中不断蔓延，从中走出了一个高大、瘦削的人物——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 X）。向华盛顿进军时，他站在队伍的边缘，但即便在那时，人们看到的他，仍然是眉头紧锁，面带不悦。他曾经是哈莱姆街头的小流浪儿，后来成为一名苦行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并在一个叫作“黑人穆斯林”（Black Muslims）的种族组织分支中担任领导人。他一直置身于金的运动外，与之平行展开活动。他就像个愤怒的幽灵，仿佛纳特·特纳（Nat Turner）或登马克·维西（DenmarkVesey）再世。他的脸上总有一副像是参加葬礼的严肃表情，戴着帽子和眼镜，板条一般瘦长的身子高耸在城里贫民区街头集会的人群之上——眼里射出平淡、冷峻的光，食指刺向空中——以理智平静、深思熟虑的话语，连珠炮般地说道：“我们不想和任何犬类发生任何关系。那些两条腿的白狗驱赶着四条腿的狗，扑向你我的母亲！”

某种意义上，金和马尔科姆在60 年代汹涌澎湃的黑人觉醒大潮中，将形成两股潜流，成为为美国黑人的未来竞争的两种不同气质的力量。假如，如某些人已经断言的，金主张以道德对抗来革新一个基本奉行种族主义、野蛮鄙俗的社会，这种非暴力斗争观念恐怕对人类的要求过高，那么马尔科姆的观念似乎就是将人性降低至仇恨、施虐和报复的最原始、最低级的地步。他曾经向他的黑人听众们疾呼，只有傻瓜“才会去爱对待自己像白人对待黑人一样的那些人”，他指斥那些折磨黑人的人是“蓝眼睛的白魔鬼”，基因决定了他们不会倾听任何道义的诉求，只能以暴力和威胁对付他们。实际上，这些种族主义的谩骂，不过是当时在三K 党每次牧场集会上都能听到的那些叫骂的颠倒版。然而马尔科姆却成了一个经常会出现在白人社会惊异目光中的黑人人物，如同魔镜一样，照出了白人自己整体的非人性。马尔科姆这样的人物既是美国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也是其判官。而种族主义者则是自虐的动物——巨大的罪恶在很久很久以前便以某种形式铭刻在了受害者身上，使受害者也承袭了与施虐者同样的本性，当他们再度受到侵害时，便会以同样的暴虐进行自卫。马尔科姆的言论所承载的种族仇恨，正如金本人曾评述的：“与其说构成了对他本人的控诉，毋宁说是构成了对这个社会的控诉，正是这个种族关系如此根深蒂固的邪恶社会，制造了马尔科姆·爱克斯。”

马尔科姆在演讲中掏出一叠钞票讽刺美国体制

金和马尔科姆真是两种迥异的文化的投影。金出身于牧师家庭，与经常上教堂、平时受人尊重的中等阶层黑人意气相投，他的支持者大多是这样的人，他们热衷于与这个国家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达成协议或合作。然而马尔科姆却是另一类美国人的先知。他们生长于北方庞大的贫民区——底层黑人聚居的，充斥着妓女、骗子的，堕落、俗艳的社会，用美国黑人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的话来说就是“毁灭的大城市”。他们的童年在凄凉悲惨中度过，与金在舒适、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形成的教养格格不入。这些城市里的被放逐者，感受不到与这个国家其他人的联系，也丧失了个人价值感，正如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当时所写的，没有了个人价值感，“他们就不能活”，“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试图夺回个人价值感。这就是所有社会最危险的创造物都是一无所有者的原因”。

虽然马尔科姆的严厉斥责在白人们看来带有无法平息的恶意，散发着威胁的味道，但他对民权运动及其领导人也满含尖刻的蔑视。他认为民权运动是违心要求被虐者与施虐者“团结”，从而达到种族融合的懦弱吁求。民权运动为黑人民众争取来的，无非是些“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和爱吹牛皮的人一起喝喝咖啡、吃吃饼干的承诺”。他尤其鄙视非暴力原则：“我认为，任何人在受到野蛮虐待时依然要容忍野蛮，而不奋起自卫，都是罪恶的……你也许见过信奉非暴力的黑人，但别把我们误认作他们中的一员。假如你扇了我们耳光，却以为我们会把另一边脸也伸过去——那么我们会杀了你，就是这样！”对于金，马尔科姆一直是非常不屑。他公开宣称金是“黑人民众的叛徒”。

金和孩子们在后院玩

金则指责马尔科姆“妖言惑众、煽风点火”，声称他那“口若悬河的长篇大论清楚地表明了黑人的绝望，却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创造性的选择”，“只能给他自己和我们的民众带来巨大的伤害”。就仿佛他们两人是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生活和发表言论似的。他们的确见过一次面，不过是非常偶然的邂逅。那是在1964 年国会辩论公共设施法案时，两人恰好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相遇。马尔科姆首先看到了金，他快步走到金身旁，两人开了几句玩笑，并在记者们交相闪烁的闪光灯下，短暂地紧紧握了握手。金的微笑有些勉强和虚弱，马尔科姆的笑容却很灿烂。随后他们迅速地分开，又回到各自不同的使命中。不过此后金将越来越多地受到马尔科姆幽灵般的烦扰。

金和马尔科姆唯一一次见面，两人假装友好并合影

这阵子，埃德加·胡佛仍在执拗地对金进行秘密监视。金仍然不肯与斯坦利·利维森一刀两断，被胡佛视为不同种族的共产党人之间沆瀣一气的表现。伯明翰事件后，当《时代》周刊提名金为“年度人物”时，胡佛在联邦调查局内部讲话时轻蔑地说道：“他们得在垃圾堆里挖多深，才能找到这么个家伙啊。”金像往常一样，在感到自己陷入困境时，便放纵于肉欲。他的淫乱行为被联邦调查局录了音。当其中的“最重要部分”配着八页概况说明被送到胡佛桌上后，他惊呼道：“这下子这个老黑完了！”后来，80 年代时，有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对泰勒·布兰奇说，他们虽然没亲耳监听过金的通奸行为，但从他住的旅馆房间里录下的录音带中，的确听到了他在喊：“我在为上帝而淫。”其他爆出的猛料——包括一段据说是金在观看电视重播的肯尼迪总统葬礼，看到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跪在总统灵柩旁时的评论（据说胡佛迅速地将这段录音转给了仍任司法部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都极其污秽，如果属实，说明金的确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

胡佛把这些录音带转录后，分发给由新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领导的政府的高层人士。然而约翰逊尽管是个典型的喜欢慢吞吞拉长调子说话的南方人，心胸却远比胡佛想象的开阔——而且他深知关于金的这些黑材料，也是来自胡佛多年来对他们所有人都使过的同样的偷鸡摸狗的伎俩——像肯尼迪兄弟一样，他也让胡佛局长失望了，他拒绝摒弃金。一些保守如甲壳动物的国会议员开始向司法部部长肯尼迪抱怨，说胡佛告诉他们金是个共产党人，也是个纵情声色者，然而司法部却阻挠他传播这一警告。实际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早已将录音带中包含什么内容等机密信息暗示给了许多他们选定的新闻界人士，并提出可以提供录音剪辑——这些新闻界人士包括电视新闻网络的若干报道组、《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 ）的一些编辑、《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站的站长本·布雷德利（Ben Bradlee）——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被提供的材料没有一条见诸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的克制现在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这也意味着金绝不可能以他当时那样的形象活到今天。

1964年，金在瑞典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联邦调查局试图泄露这些秘密的消息没过多久就传到了金的耳朵里，这使他大为震撼。他的性冲动使他撞到了胡佛手里，就仿佛胡佛现在成了要清算金的一切罪孽的代理人。胡佛认为金正在推动一场巨大的公共骗局，对此居然无人公开反对，这让他极其难受。他最终决定会见一群女记者，厉声谴责金不仅是“最下流的骗子”“这个国家最卑鄙的人物之一”，而且还受到共产党特工的“操纵”。对于女记者们来说，联邦调查局局长这番言辞激烈的劝告似乎有些莫名其妙，金对此的回应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平静声明，说局长“显然因其职务所须面对的沉重负担、复杂形势和巨大责任而畏缩了……我对于这个出色地服务于国家的人只有同情”。然而，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内部的私下奔忙却相当不平静。管理层的一些人安排金和极不情愿的胡佛进行一次会晤，以谋求可能的和解。胡佛最终同意后，金在三名助手的陪同下来到他的办公室。金显然有些紧张，会谈的气氛也很生硬，金对所有“误传的”他对联邦调查局的看法多少表示了歉意。金显然是试图以此缓和他与胡佛的关系，胡佛接受歉意的态度很冷淡，就如他在早餐时接受重煮过的鸡蛋一样，随后就会把鸡蛋扔给他的狗。接着胡佛开始了长达大约一小时的独白，说明联邦调查局以往的表现无可指责。对他来说，假装礼貌只是义务，事情根本没有完。

但是金立刻发现林登·约翰逊也有令人振奋的地方——这个高大、笨重、来自得克萨斯乡下的家伙，极其自信，感情外露，志向远大，一心想做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约翰逊心胸宽广，慷慨大方，热情洋溢地推行他的“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其热情程度不亚于他请到他故乡牧场参观的游客品尝大份乳酪。约翰逊就任总统不久，便在白宫与金举行了一次私密会晤，他信誓旦旦地向金和其他民权领袖保证，他一定要使肯尼迪总统的公共设施法案“一字不改，甚至一个逗号都不改地”获得通过——他很快做到了，他的气质风度和雄辩口才仿佛有着原生态的强大威力，不过事后他也向手下表现出肯尼迪总统曾有的担心：“我想，我们这样做，就把南方让给了共和党人。”约翰逊劝金不要再发动任何示威游行，总统坚称自己的政府是可以信赖的，一定能充分保障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这多少让金有些沮丧，因为他太想自己掌管这个国家的民权事业。

林登·约翰逊与金在白宫内阁会议室

但实际上，伯明翰事件和随后的“向华盛顿进军”行动给非暴力运动带来的极高声誉，经过了几个月后，正在迅速衰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愤怒的激进分子则乘虚而入，在密西西比州开辟了新战线。他们虚张声势的好战风格越来越激发起北方的民权运动同情者的兴趣，以致詹姆斯·贝弗尔向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的同事发出了警告：“人们正在丧失对非暴力运动的信心。”由于亚拉巴马选民登记计划还远未成气候，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开始寻找又一次重大行动的契机，以使非暴力原则再获得一次显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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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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