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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地”还是“巴勒斯坦地”:一栋房子两个家庭的故事

[美]桑迪·托兰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2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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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莉娅和巴希尔的故事是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新鲜空气”(Fresh Air)栏目特别制作的一部 43 分钟长的纪实广播,播出之后,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故事唤醒了人们对更深层叙事的渴望,这种叙事能够穿透头条新闻标题和无休无止的历史循环,它将告诉人们,我们何以落入今天的困境。


一栋房子、两个家庭和一段共同的历史,在特拉维夫和雅法以东的沿海平原上,从耶路撒冷石墙上发散出来的共同历史。



*文章节选自《柠檬树: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中东心底的故事》([美]桑迪·托兰 著 三联书店2023-9)

这幢房子

第九章  相 逢
(节选)


门铃响了,达莉娅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从阳台起身,穿过房子走向前门。她拿起了一把大钥匙,轻快地沿着小径走向绿色金属大门。“rak regaa——马上来!”达莉娅喊,她双手拿起沉重的钥匙,抬到锁前面。达莉娅把门打开了一半,从门和门柱之间往外看。

以色列夏季令人窒息的闷热之中,三名男子穿着外套,打着领带,僵硬地站在那里。这是1967年7月,“六日战争”结束没几周。这些人看起来都是20多岁。

达莉娅立刻就知道了,对方是阿拉伯人。

“kenb?”达莉娅说,“什么事?”

男人们看起来有点不自在,就好像达莉娅询问他们的来意,而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似的。他们有一阵儿没说话,但是,达莉娅知道他们为什么来。

“我一看到他们啊,”达莉娅回忆说,“我感觉,哇哦,是他们。就好像我一直在等着他们似的。”

现在,最年轻的一位,长着一张瘦瘦的脸,还有大大的褐色眼睛的人,开口说话了。

“这里以前是我父亲的房子,”年轻人用英语一顿一顿地说,“我也在这里生活过。”

达莉娅对接下来的话做好了准备。

“有没有可能,”年轻人问,“让我们进去看看这座房子?”

达莉娅·埃什肯纳兹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做出回应。从理性上来说,她应该告诉这些男人,等她父母在家的时候再来。如果她让他们进门,她请进家的会是什么?

巴希尔注视着这个女人。她没有回应自己的问题。他的脑海中还想着仅仅一小时之前,亚西尔在他童年旧居前的可怕遭遇。最起码,他的另外一个堂兄吉亚斯看过自己的旧居了——那里现在变成了一所给以色列孩子上课的学校。这个年轻女人,不管她是什么人,看起来不急不忙的。

达莉娅看着这三个年轻男人。他们很安静,带着一丝忧虑。她知道,如果她让他们以后再来,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他们了。但是,如果她打开门,可能无法再关上它。很多想法涌到她的脑海中。她需要迅速理清它们,并做出一个回应。

“好的,”最后,达莉娅·埃什肯纳兹对门口的三个阿拉伯人说,她绽开大大的微笑,“请进来吧。”

巴希尔看着这个引人注目的、一头短黑发的年轻女子。她正在对他微笑,手撑着他父亲的金属门。

“请进来吧。”巴希尔觉得自己听到这个女人这样说。她转身,沿着石头小径朝房子走去,他看着她。

这可能吗?巴希尔看着自己的堂兄们。这个以色列女人真的说了让他们跟着她吗?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怀疑着一切。当这个女人消失在房子里的时候,男人们呆呆站着。巴希尔看着亚西尔。“我确定她说了‘欢迎你们’。”他告诉堂兄说。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头再次出现在门口。她正在好奇地看着他们。

“你确定我们能进去吗?”巴希尔费力地说着生硬的英语。

“是的,”女人笑起来,“请,沿着路进来吧。”

巴希尔记得自己小心翼翼地抬脚,踩上一块石头,又一块石头,当心地不踩到石头缝里长出的青草上。他转身看他的堂兄们——他们还在大门口站着没动。“跟着我。”他对亚西尔和吉亚斯说。“来吧,”他说,“到我的房子里来。”

达莉娅站在门口,男人们沿路走来的时候,她一直在微笑。她知道,战争之后,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女人邀请三个阿拉伯男人进家是不明智的。但是,最起码,这种可能性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安。达莉娅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脆弱,她确定他们无意伤害她。她觉得安全。

“请给我五分钟时间,”达莉娅对男人们说,“五分钟就行。”她想让房子里面看起来好一些,这样的话,她的访客会对这座房子,以及房子里生活着的人有一个好印象。

巴希尔差不多没在听达莉娅的话。他被花园吸引住了:像蜡烛一样的紫色和黄色的花,白天的时候闭上花瓣;母亲和他讲过的那棵开花的缅栀花树,树枝上爆开明亮的白色和黄色的花;茂盛的灌木丛中长着肥厚的深红色玫瑰花。屋子后面有一棵棕榈树,它灰色的簇绒往上长,变成宽阔的绿色叶片,高高地悬在屋顶之上。巴希尔希望柠檬树仍然站在后院里。

封面图片AI创作:胡雯文

巴希尔定定地看着木头前门,1948年7月之前,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总是敲这个门,宣布自己到家了。巴希尔冲向他的时候,父亲会快步穿过大门。

她做什么事花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比五分钟长得多。她在干什么?她是不是在报警?堂兄弟们变得越来越警惕了。

巴希尔能看到31年之前,他父亲亲手放下的白色耶路撒冷石。如果他站得近一点的话,巴希尔可以让指尖滑过石头那坑坑洼洼的表面,那些微小的凸起和凹陷,就像巴勒斯坦的风景一样。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那个年轻女人说,她又出现在门口,“欢迎你们。进来吧,像在自己家一样。”这是一句全世界通行的客套话——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别拘束;Mi casa es su casa(西班牙语);Ahlan wa-sahlan(阿拉伯语);Baruch habah(豪萨语)——可是,当他走近前门的时候,这话让巴希尔感到格外奇怪,“像在自己家一样”。

堂兄弟们迈过门槛,巴希尔在前,亚西尔和吉亚斯跟着。巴希尔小心地走了几步,环顾四周,默默站着,在宽敞而开放式的房间里呼吸,呼气,再吸进去。房子就像他想象的那样,宽敞而洁净。他回忆说,自己感觉就像身处在一座清真寺里,好像他自己,巴希尔,是一个圣洁的人。

达莉娅记得自己带领堂兄弟们走过每一个房间,想要他们感到被欢迎,感到放松。粗粗领他们转了一圈之后,她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不急不忙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看看房子。她退了出去,着了迷一样地看着他们。

巴希尔看起来像是痴傻了。他在走廊上,在门口进来又出去,摸着瓷砖、玻璃、木头、粉刷的石膏墙,吸收着每一种表面的触感。

“我有一种感觉,他们正沉默地走在一座庙宇中,”多年之后,达莉娅回忆说,“所以,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巴希尔停在了一间小卧室打开的门前,卧室在房子的一角,靠近后院。他听到达莉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是我的卧室”。

“是的,”巴希尔说,“以前是我的卧室。”

达莉娅抬头看着床上方的墙壁。在墙上,她用大头钉钉上了一张喜气洋洋的、蓝眼睛的以色列士兵的图片,图片原来是《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以色列萨布拉的原型。“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这名士兵正昂首挺胸地站在苏伊士运河上,他的乌兹冲锋枪举到了头顶。对于达莉娅来说,这个形象代表着解放、抵御威胁和生存。与巴希尔一起站在卧室门口的时候,达莉娅突然第一次意识到,巴希尔可能会以不同的视角看那张海报。

漫画中的以色列女英雄,其公开身份是摩萨德的特工

巴希尔记得达莉娅说:“我想,你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个房子了。也许是在同一年,我们来了。”

巴希尔想要爆发,想要大喊,我们没有“离开”房子!是你们把我们赶走的!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说:“我们还没有正式介绍呢。我是巴希尔·哈伊里。那边是我的堂兄吉亚斯和亚西尔。”

达莉娅也做了自我介绍,她告诉他们说,自己正在特拉维夫大学的暑假中。她很小心地没有对他们说,自己参加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训练团。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她是一个犹太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她感觉到一股从心底激增而起的责任,或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一种呼应对方的能力。童年时代的问题又回来了:阿拉伯人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以前谁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离开?她意识到这些男人有答案。她想,终于,我打开了一扇被关闭了太久的门。达莉娅把这一刻视为自己寻求理解的开端。

“现在,”达莉娅说,“你们愿意让我来把你们当客人招待吗?你们想喝点什么?”

当客人,巴希尔想,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被当成一个客人吗?“我不介意,”他飞快地对达莉娅说,“好的,谢谢你。”

“我们坐到花园里去吧,”达莉娅说,她指着后院,“那里非常好看。你们想喝什么?柠檬汽水?土耳其咖啡?”

三个堂兄弟坐在花园的阳光下。巴希尔的眼睛就像是一台相机的镜头,把外墙、窗框、屋顶都记录其中。他记下了土壤、沙子、枝条、树叶和果实。他甚至还记录了房子上石头层之间长出的草叶。现在,他的目光落在了花园角落里的柠檬树上。

“我觉得他们没对房子做什么改动。”亚西尔说。

“——除了家具。”巴希尔回答。

达莉娅端着饮料回来了。巴希尔记得是小杯的土耳其咖啡,可达莉娅确信自己给了他们柠檬汽水。“我希望这次拜访能让你们感到一点安心。”她一边在每个人面前摆放小的瓷杯和茶托——也许是几杯柠檬汽水—— 一边说。

“当然,当然。”巴希尔说。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听着对方啜饮的声音。过了几分钟,亚西尔站了起来。“我觉得我们该走了。”他说。可是,巴希尔还没准备好。

“你能让我再看看房子吗?”他问达莉娅。

她微笑着回答:“当然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巴希尔看着亚西尔。“我只去一分钟就好。”他说。

几分钟之后,达莉娅和巴希尔又一次在门口面对面了。“希望我们还能见面。”达莉娅说。

“好的,当然,达莉娅,”巴希尔说,“我也希望再见到你。以后请一定到拉马拉来看我们。”

“我怎么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

“你到了拉马拉的话,随便问哪一个人,”巴希尔说,“他们会带你到我家。”

堂兄弟们爬上了以色列汽车,像来时一样,一个在另外一个后面坐好。他们沉默地、精疲力竭地往东去了。他们看了自己的房子,现在又能怎么样呢?在回家的路上,没什么惊喜了,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更加熟悉。巴希尔凝视着窗外的虚空,他感受到新的负担,那负担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

巴希尔爬上混凝土楼梯,回到了拉马拉的房子里。他打开门,看到他的姐妹、兄弟、艾哈迈德和扎吉雅,全都在等候着归来的旅人。艾哈迈德在中间,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巴希尔快受不了了。“我太累了,”他说,“路很长,故事更长。让我先休息,明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那时才是下午6点。

“睡吧,我的儿子,”艾哈迈德说,他的眼中都是泪水,“睡吧,我的爱,我亲爱的儿子。”

早上,全家人都在等待。巴希尔不慌不忙地把自己和堂兄们这次旅程的每一刻都讲了一遍。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要问巴希尔——每个人,除了艾哈迈德,其他人要求巴希尔重现旅程的每一步,他对石头的每一次触摸,艾哈迈德一直没有说话。下午的时候,光线是否仍从南窗照入?大门上的柱子还挺立着吗?前门是不是还漆成橄榄绿色?油漆剥落了吗?“如果什么也没变的话,”扎吉雅说,“巴希尔,你回去的时候带一罐油漆,把它刷新一下;你可以带一把大剪刀,剪掉沿着石头路长出来的草。柠檬树怎么样,看起来好吗?你把柠檬带回来了吗?……你没有?你有没有捻捻叶子,闻闻它的气味,你的手指闻起来是不是像鲜切的柠檬?房子的石头怎么样,它们摸起来是不是还是又凉又粗硬?……还有什么,巴希尔,还有什么?请别漏掉任何东西。”

在整个问东问西的过程中,艾哈迈德静得像一座山,他的眼睛满含泪水。突然,他站了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艾哈迈德离开厨房,走过走廊的时候,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但没人敢叫他回来。艾哈迈德关上了卧室的门。

“真主原谅你,我的儿子,”扎吉雅说,“你又一次撕开了我们的伤口。”

1967年夏天,哈伊里家这样的谈话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并不罕见。数百名,也许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跨过“绿线”,到童年的家去“朝圣”。他们回来时,背负着苦乐参半的记忆,一座开满着花的花园,一个抹去了阿拉伯文字的石拱门,一架走了音的钢琴,一把仍然能够开锁的钥匙,打开的木头门,猛关的铁门。对于一个难民来说,他的年纪是否大到足够记住旧居,这不重要。家园的风景和回归的梦已经随着母乳潜入人心。所以,即便孩子没有真实的记忆,他也仍然好像能记得。

那些在1948年还没有出生的人,他们讲述着自己出生之前就被摧毁的那些村子中邻里的细节。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只有土地本身,偶尔还有一块古老地基的断壁残垣可以去访问、去记录。在雅法、海法、西耶路撒冷、利达和拉姆拉,那些阿拉伯老房子还在的地方,巴勒斯坦人仍可以用触觉找回记忆:橄榄树的一根小枝,花园里的一块石头,一把无花果……那个夏天的晚些时候,巴希尔和他的弟弟卡迈尔第二次访问了达莉娅和拉姆拉的房子。尽管1948年的时候卡迈尔只有一岁,但他发誓自己记得那所房子。弟弟接受了达莉娅给他的礼物:四个柠檬。他把柠檬交到了父亲的手上,艾哈迈德将一个柠檬放进客厅的一个玻璃柜里。

Ramle-拉姆拉市

……

1968年1月,一个湿冷的灰色早晨,达莉娅在拉姆拉醒来,脑子里想着巴希尔和他的家人。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着巴希尔请她去拉马拉的邀请,她希望今天就是那一天。达莉娅没有巴希尔的地址或电话号码,因此,她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亲自出现来接受他的邀请。她记得巴希尔对她说:“你到了拉马拉之后,只要问巴希尔·哈伊里的家,每个人都知道。”

现在,她得想办法去拉马拉。她家的双缸雪铁龙汽车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即使它可以,摩西也绝不会允许女儿去西岸。达莉娅决定给一个叫理查德的英国熟人打电话,理查德一直想和这位长得像美国影星纳塔莉·伍德的年轻女子约会。达莉娅对理查德不感兴趣,但他有车。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开车载着达莉娅穿过“绿线”,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他们在半上午的时候出发了,当他们向东开的时候,犹太丘陵 ——如达莉娅所知——变得更加清晰了。山峦是深深浅浅的紫色,阴影被细细的光柱点缀着。达莉娅回想起自己五岁那年与母亲在家时,她指着这些小山说:“依玛,我们去那些山上吧。”当索利娅告诉她那些山很远的时候,达莉娅拉着母亲的手说,“不,不,你要是真想去,我们可以去那儿。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当她和这个安静而紧张的英国人一起朝着新领地前行,驶近西岸的这些山脉的时候,达莉娅感受到一丝归属感。

冬季,英国人的汽车在西岸土路上的坑坑洼洼中颠得快要散架了。达莉娅知道,以色列的坦克和吉普车正在这些路上的某个地方巡逻,但她和理查德看到的大部分景色都是石头山、橄榄树,还有与景色融为一体的古老村落。他们从拉特伦和伊姆瓦斯那人去房空的阿拉伯村庄往东北方向开,靠近了拉马拉。在拜特西拉以北迷宫一样的道路中,他们迷路了。附近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围住了汽车。达莉娅听到孩子们飞快地说阿拉伯语,感到忧虑不安。

他们继续往前开,沿着西岸以色列占领区那陌生而荒凉的道路行驶,内心对自己的方向仍然七上八下的。

六个月之前,只花了六天时间,以色列人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让自己的形象有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逆转: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同时也是占领者。然而,在以色列和国际社会,胜利的狂喜和公众的喜悦情绪,在某些方面已经让位于对战争残酷性和占领的道德的反思。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呼吁以色列基于道德考量,从所占领土上全面撤出。奥兹是在集体农庄长大的年轻人之一,这些人力求记录萨布拉(土生土长的阿什肯纳兹以色列人)的复杂情感,这些人“对他们的巨大胜利感到迷茫,同时,又对战争的真相带来的启示感到震惊”。

“六日战争”中的以色列军队

他们都是达莉娅在以色列军队中的同辈人,他们对奥兹和其他的时代记录者讲述自己道德上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几乎每个士兵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对“‘世界末日’的抵御……多年前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谈到的事——关于爱我们的国家,关于犹太人在我们的天父之地上继续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士兵回到集体农庄之后,用一位萨布拉的话说,他们被一种感觉所烦扰:自己已经成为“杀人机器。每个人的脸都在扭曲,你的腹中发出一阵低沉的咆哮。你想杀人,再杀人。你必须了解那些事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仇恨,再仇恨”。

这是英雄的萨布拉的一个新的自我形象,曾几何时,它的作用是为整个以色列社会展现韧性和力量。如今,“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人有了一个新角色——占领者——这并不是集体农庄长大的士兵们想要的。“身处占领军之中的感觉太糟糕了,”一名士兵对奥兹说,“这是一份可怕的工作,真的很可怕。我是集体农庄的人,这不适合我们。没人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以色列人越来越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受害者的国家,1963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纳粹大屠杀从阴影中曝光于天下之后,尤其如此。现在,萨布拉们(许多人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被占领国的平民:母亲们恳求士兵们释放她们的儿子,妻子们请求释放自己的丈夫,老人们弯腰拄拐,困惑地看着一个营队的士兵经过,并用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喊叫。

在拉马拉,正如巴希尔所说,达莉娅和理查德在城中心的马纳拉广场(Manara Square)停车之后,向一个街上的男人打听巴希尔·哈伊里的家在哪儿。这个男人知道巴希尔是谁,他住在哪里。几分钟之后,达莉娅和理查德就站在一个混凝土台阶底下了。一个邻居上楼去通知巴希尔说,他有客人来访。

巴希尔刚从一座以色列监狱里出来没几个星期,弟弟卡迈尔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猜猜谁来了?”卡迈尔激动地喊。巴希尔立刻就知道了答案。他跳下台阶,跑到街上。达莉娅在那里,看起来有点紧张,站在一个高高的、敦实而苍白的家伙旁边。她的男伴看起来比她还不舒服。

那天很冷,阴暗的天色预示着可能会下更多的雨,可是巴希尔没有邀请他的客人们上楼。“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拜访安不安全,”他告诉她,“因为我刚出狱。”

“你为什么进监狱?”达莉娅问。

“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巴希尔回答。

真有意思,达莉娅想。我也爱我的国家,但没有被关起来。然而,她意识到,巴希尔说自己被监禁,并不是要表现自己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立场,相反,他只是想保护她。巴希尔正在受监控,如果达莉娅上楼,她也将面临被监控的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希尔正试图在达莉娅一方军队的眼皮子底下保护她,而她现在其实也是其中一员。达莉娅面临选择,她很快就做出一个决定:她不允许任何人告诉自己,她能见谁,或者不能见谁。她看着巴希尔瘦而光洁的脸庞,还有棕色的大眼睛。“求你,”她说,“让我们去看看吧。”

楼上,巴希尔领着达莉娅和理查德进了一个又冷又暗的客厅,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堆满东西的沙发上。周围是一片安静中的忙碌。有人推进来一台煤油取暖器,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灯。巴希尔的姐妹们在客厅里忙碌,为这对不速之客收拾客厅。这是达莉娅第一次见到西岸的女性,和她猜想的一样,她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不穿制服的以色列人。

巴希尔把母亲扎吉雅介绍给达莉娅,扎吉雅热情地问候了达莉娅,达莉娅记得,没过多长时间,“好多东西一下子出现在桌子上:茶,蛋糕,新鲜的点心,阿拉伯甜点,土耳其咖啡……”这是达莉娅第一次体会到阿拉伯人的好客。桌子上的托盘和碗碟越来越多,达莉娅被主人的慷慨大方深深打动了。

尽管一家人热情好客,达莉娅仍然为他们家的临时凑合风格感到震惊。她环顾四周,看着沙发、地板砖、墙上框子里的照片。有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不在。达莉娅不能准确地辨别出是什么,但她感觉这一家人好像都坐在行李箱上面,随时准备动身离开。

“所以,”巴希尔用不熟练的英文说,“你好吗,达莉娅?你家人好吗?你在学校里怎么样?”

“我很好,”达莉娅说,“很好。”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巴希尔注视着达莉娅。他很乐意让达莉娅决定他们谈话的走向。毕竟,她是他的客人。“欢迎你到这里,达莉娅,”他说,“我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你很慷慨,对我们很好。”

达莉娅注意到巴希尔的姐妹们在门口那儿窃窃私语,并盯着她看。她们的脸上有着达莉娅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达莉娅觉得,巴希尔的姐妹们,她们的眼睛像小鹿的眼睛,在希伯来语中是“enei ayala”,美丽的有力象征。最后,全家人都出来问候达莉娅,除了巴希尔的父亲艾哈迈德,显然,他不在家。

达莉娅又深呼吸了一下,她在开口前犹豫过,要不要问这个问题,但她提醒自己,她到拉马拉,是为了有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巴希尔……”达莉娅说,她身体前倾,“我知道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她犹豫了一下,“现在有人生活在你的房子里,这种事对你来说一定很艰难。”

本来,巴希尔乐意让对话保持在“你好吗?”的层次。他对于“阿拉伯式热情”的理解让他不会挑战一位访客。但这次非同寻常。达莉娅需要也值得被认真对待。

“听我说,达莉娅,”巴希尔慢慢地说,“离开家,抛下所有的财产,把全部的灵魂丢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不会不顾一切地抗争,去拿回一切吗?”

巴希尔本可以讲述更多的细节。他可以告诉达莉娅,巴勒斯坦人的集体叙述教会了他什么:1948年7月12日,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利达,并占领了拉姆拉,第二天,士兵们的枪托砸在门上;好几万拉姆拉和利达的人被迫流亡,19年来人们对家园固执的渴念,想要不计一切去战斗、去回家。但他只是突然站了起来。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满,成为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导火索。

“来,达莉娅,”巴希尔记得自己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达莉娅本来想让理查德也加入谈话,但这个英国人看起来百无聊赖,当巴希尔走向餐厅中的一个玻璃柜子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达莉娅跟着巴希尔,两个人站着,透过玻璃往里看。

“看看这个柜子,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巴希尔说。

“这是个测试吗?”

“这是一个测试。请告诉我,你在这个柜子里看到了什么?”

“书,花瓶,一张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图片。也许后面还有什么。还有一颗柠檬。”

“你赢了,”巴希尔说,“你记得这个柠檬吗?”

“柠檬怎么啦?有什么故事吗?”

“你记得我和我弟弟去看你们的时候吗?……记得?你记得我们离开的时候,卡迈尔问你要什么吗?你给了他什么当礼物?”

巴希尔记得达莉娅沉默了一会儿。“哦,我的上帝啊。这是那次拜访你们带回来的柠檬中的一个。但是,你们为什么保留着它?快四个月了吧?”

他们从柜子前走开,在客厅里坐了下来。

“对我们来说,这颗柠檬的意义远胜于一个水果,达莉娅,”巴希尔慢慢地说,“它是土地,是历史。这是一扇窗,我们打开它,能照见自己的历史。我们把柠檬带回家之后,过了几天,一个晚上,我听到房子里有动静。当时我正在睡觉。所以我起身,仔细聆听。以色列占领之后,我们总是杯弓蛇影的。就算是树的摇曳也会把我们惊醒,让我们担惊受怕。我听到响动,所以起了床。声音正是从这个房间传过去的。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的父亲,双眼几乎全瞎了的父亲。”

“嗯……”达莉娅说。她专注地听。

“达莉娅,我看到他双手捧着这个柠檬。他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两颊上流淌着泪水。”

“那你怎么办呢?”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开始想事儿。然后,我开始自言自语,一直说到天明。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爱他爱得那么深。”

达莉娅的泪水也在打转转。她看着她的英国朋友,又一次想让他也参与谈话。理查德开始用脚拍打地面,看手表。看来,这将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约会了。

“如果你的父亲到拉姆拉的房子里来,会怎么样?”她问巴希尔。

“他可能会崩溃的。他总是说,他还没走到门,心脏病就会犯了。”

“你妈妈呢?”

“我妈妈也一样。你知道,对于一个妻子来说,一幢房子意味着什么。她到这个房子里的时候,还是一个新娘。她在这个房子里面生儿育女。”差不多26年之前,巴希尔自己就是在那个房子里出生的。

“从你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自己,巴希尔,”达莉娅说,“我们记得自己几千年的流亡历史。我能理解你对于家园的渴望,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流浪的经历。”达莉娅开始把自己对“以色列地”的主张和巴希尔对“巴勒斯坦地”(Arde Falastin)的爱一起考虑。

“我开始说自己对他们流亡感受的理解,”达莉娅回忆,“我理解他们对家园的渴望。通过自己对‘以色列地’和以色列的渴望,我理解了他们对‘巴勒斯坦地’的渴望。从我们自身的流亡经验,我理解了他们的流亡。我自己的集体经验里面有些东西,通过它们,我理解了这些人近些年的经历。”

她告诉巴希尔,“你们经历过的,肯定是很可怕的体验”。达莉娅被深深地打动了,她相信自己正在和新朋友建立联结。

巴希尔从来都理解不了另一群人古老的渴望——他们希望从几千年的流亡中回家——怎么能够和一代代巴勒斯坦人的实际生活相提并论。这些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春耕冬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安葬祖先。他非常怀疑以色列人对故国的渴望和他们建国有什么关系。“以色列第一次进入西方占领势力的设想中,原因有二。”他告诉达莉娅。

“是什么呢?”她问,感到自己的怀疑也在增长。

“首先,把你们赶出欧洲。其次,通过这个政府统治东方,压制整个阿拉伯世界。于是,领导者们开始想起《妥拉》这回事了,所以他们开始讨论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还有‘应许之地’的事儿。”

“但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达莉娅抗议道,“原因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被其他国家迫害,为了保护我们免遭冷血屠杀——仅仅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知道真相,巴希尔。”现在,达莉娅不再试图让她的英国朋友参与对话了。“我知道我的同胞被屠戮,被宰杀,被赶到毒气室里。对我们来说,以色列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犹太人最终能感觉到,当犹太人不是一个耻辱!”

“你说全世界都对你们这样做,达莉娅。这不是真的。纳粹杀死犹太人。我们也恨他们。但是,为什么该由我们来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我们欢迎犹太人。他们从欧洲人那里逃到我们这里,我们竭尽所能地欢迎他们。我们照顾他们。但是现在,因为你们想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他人却因此要生活在痛苦中。我们拿你的家庭来举例子吧,你们从别的地方跑来。你们应该待在哪里呢?待在一所属于别人的房子里吗?你会把房子从他们的手里夺走吗?房子的主人——我们——应该离开房子,到别的地方去吗?我们被人从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村庄、自己的街道赶走,这公平吗?我们在这里有历史——利达、海法、雅法和拉姆拉。很多来这里的犹太人相信,他们是一群无地的人,正在去往无主之地。那是在忽视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以及他们的文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遗产和他们的文化。现在我们是陌生人,散落到各地的陌生人。为什么会这样,达莉娅?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让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也让你们背井离乡。”

达莉娅觉得自己没办法用三言两语向巴勒斯坦朋友解释清楚她对“以色列地”的爱。“两千多年来,我们每天祈祷三回,祈祷能够回到这片土地上,”她告诉巴希尔,“我们也试过去其他地方。但我们意识到,那些地方不想接纳我们。我们必须得回家。”

两个年轻人沉默地彼此对视。

“好吧,巴希尔,我生活在你的家里,”达莉娅最后说,“这也是我的家。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住处。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巴希尔平静地说。

达莉娅觉得巴希尔扔了个炸弹。她想要尖叫,不过,作为巴希尔的客人,她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她强迫自己聆听。

“我们认为,只有1917年之前——1917年是《贝尔福宣言》发表那一年,也是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开始——来这里的人有权留在这里。1917年以后来的任何人,”巴希尔说,“都不能留下。”


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贝尔福宣言》

达莉娅为巴希尔解决方案的大胆感到震惊。“好吧,因为我是1917年之后出生并且来到这里的,我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她说,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笑。她为自己极端矛盾的处境而感到震惊:在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受到欢迎的房子中,因为共同的历史建立纽带、产生联结,却在一个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之上有彻底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因为在拉姆拉,自己为他们打开了进家的门,达莉娅感到哈伊里一家对自己的深切谢意。“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场景,”她回忆道,“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们会面的温暖和真实感,见到另外一方,这是真实的,正在发生的,可以这么说——我们欣赏彼此的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另一方面,我们交流着似乎完全互斥的话题。我在这里的生活是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的,如果他们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就要付出代价。”

达莉娅直视巴希尔。“我没有别的地方去,巴希尔。”她说。“我要留在这里。最好是让你们生活下去,同时也让我们生活下去,”她说,“我们必须共处。必须互相接受。”

巴希尔平静地看着他的新朋友。“你们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达莉娅。你记得十字军在这里待了将近两百年吗?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离开了。这是我的国家。我们被赶出来了。”

“嗯,你得知道,这也是我的国家。”达莉娅坚持道。

“不,这不是。这不是你的国家,达莉娅。你们从我们手中偷走了它。”

“偷”字在达莉娅听起来像一记耳光。因为巴希尔超级平静的风度,不知何故,这感觉变得雪上加霜。达莉娅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感到被冒犯,生起气来。

“你们要让我们葬身大海,”最后,达莉娅说,“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我们该到哪里去?”

“非常抱歉,但这跟我没关系,”巴希尔静静地说,“你们从我们手里偷走了土地。解决方案,达莉娅,非常残酷。你种下一棵树,却没有种在正确的地方,它是长不大的。我们在讨论几百万人的未来。”然后,巴希尔重申了他的想法。这也是“六日战争”之后,许多巴勒斯坦人普遍抱有的想法:1917年之后出生的犹太人,或者是出生在现在以色列领土之外的犹太人,应该回到他们的原籍国去。

达莉娅简直不相信这是个认真的主意。“不,巴希尔,不,我们没什么地方能回去。”

“不,你能,你们能,这是可以做到的。他们会欢迎你们回去的。”

“巴希尔,”达莉娅身体前倾,恳求道,“别想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外一个错误!你想让我们再次成为难民吗?”我在这里做什么呀?她想,继续这场谈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不过,她注意到一些事情:巴希尔从未重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威胁——有一天,要用武力夺回整个巴勒斯坦。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会从你那里夺走你的房子——达莉娅避免去询问巴希尔的意图或政治背景。双方都选择留在矛盾体之内,他们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因此,达莉娅相信,他们有理由继续讲话,对话本身是值得保护的。达莉娅站了起来,理查德伸手去拿外套时,似乎大松了一口气。“我想我在这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她对巴希尔说,“我父亲该担心了。我得走了。”

达莉娅握住了巴希尔的手。“真的,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每次见面,我都比以前了解得更多。”

巴希尔的母亲和姐妹们来了,达莉娅谢了她们,大家都向他们道别。“在这座房子里你不是客人,达莉娅,”巴希尔说,“你得多来几次,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走到门边时,达莉娅转过身来。“我只是一个寻找真相的人,”她说,“我已经发现了线索,它会带我找到答案。”

柠檬树: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中东心底的故事

[美]桑迪·托兰 著 杨扬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9

ISBN:9787108075512 定价:59.00元

《柠檬树》通过追溯两个人,巴勒斯坦难民巴希尔和犹太定居者达莉娅的错综复杂的人生,将阿以冲突通过非常具体的个体之间的冲突展现出来。将两位主人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座位于拉马拉(现属于以色列)的石头房子。1930年,阿拉伯人巴希尔的父亲建了这座房子,后来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的激烈冲突中,阿拉伯房主一家被迫流亡。而房子的新主人达莉亚和父母,是战后来自保加利亚的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巴希尔回到了自己出生时的石头房子,由此开启两位主人公——阿拉伯人巴希尔·哈伊里和犹太人达莉娅·埃什肯纳兹——之间的对话,也开启了他们之间艰难的友谊,这段友谊跨越宗教分歧,持续了四十年的时间。

令人感动的是巴希尔和达莉娅一直试图超越否认、靠近彼此都能接受的真相。直到最后,两个人也没有停止争议和谈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他们的天性中——聪慧的,求索的,热情的和全心投入的——也许埋藏着最好的希望,由此可以解决人类历史上最棘手、顽固的争端之一……

简单、粗暴地宣称巴以冲突的僵局无法解决,这种做法是最容易的、诱人的,但《柠檬树》告诉我们,这段冲突在历史长河中很短,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只有一百年多一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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