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2015年第9期“冷眼”栏目。

作者，吴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莱文森认为，当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时，它还是一个不能互动的“窥视者村落”。在此之前，人们所知道的“地球村”也只是形容全民共享信息传播的一个象征词或符号而已。若按照对“地球村”的一般理解，人们几乎看不清这个概念含义的丰富呈现和“地球村”里意义的多重性。莱文森通过对“地球村”这个概念进行权力的深描，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看“地球村”里的一种新的重要的传播景象。这就是：在这个地球村里，“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生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他将这个权力结构描述为“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 [i]这正是今天的人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地球村里媒介权力的生长和变化的特征。

莱文森指出：数字媒介看似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商务、教育之中，并且获得高质量的参与和服务。数字时代的权力也开始呈现“去集中化”的趋势，只要人类对其不断“补救”和“人性化”创新，人的自由选择将趋于无限，自由将具有新的现实意义。数字技术很可能将人们带到一个没有中心、没有边缘，也没有压迫的美好世界。

事实上，在报纸时代，李普曼眼里的公众还是幽灵式的，只在投票的那一刻发挥着作用。广播和电视很大程度都只是权力精英上传下达的工具。针对这一点，莱文森指出，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有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网上积极交谈，个体公民再也不是李普曼所谓的‘坐在后排的聋子旁观者’，相反他们获得信息和参与讨论的机会都大大增加了”[ii]。并且，他还举出自身的例子，讲到他在90年代“传播风化法案”颁布后在网上搜寻信息、参与讨论并最终与其他公众一起促成了最高法院对这一法案的否决。在莱文森看来，如果说传统媒体促使公众成为选民的话，那么今天的互联网则让公众当上了议员。

除此之外，经济力量支撑的某些权力中心同样面临被削弱的命运。曾经，“广告是印刷机的营养”[iii]，一支在黄金时段投放的广告可以达到天价，这种由权力带来的利益可想而知。而现在，“信息权力被分散到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中”[iv]，可以投广告的地方也空前增加，而每一支广告收到的注意力也相应减少。并且，教育模式也被互联网深刻改造了。知识和思想正通过网线到达那些曾经不能到达的旮旯角落。如果说经济、知识可以赋权，那么在今天的时代，被赋权的主体无疑是增加了。

由此可见，新媒介的出现，让权力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世界，而是主动或被动的向每一个人敞开。由于更多的人被赋予了权力，权力分散化加剧了。然而，像一场剧烈的地震不仅将高山夷为平地而同时让新的山峰崛起一样，“权力也有了未受控制的新空间”[v]。关于这一点，莱文森的导师尼尔·波斯曼似乎早有预见。在波斯曼眼中，新的技术带来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值得赞扬。他建议人们要不断地自问：“我们用一种新媒介解决或谋求解决什么问题？”但找了一圈，却得出很悲观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出于错误，或出于轻浮所拥抱的技术毫无重要意义，除了浪费时间，就是搅扰我们的安宁。就像对电视的依赖使我们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而被“娱乐至死”一样，互联网所提供服务与人对服务的依赖正拓展着新的权力空间和权力的基础。人们甘愿受奴役和受支配的权力无处不在生长之中。

当我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变成了开手机刷微信;当我们进入餐馆、机场、甚至别人家里的第一个问题变成了“WIFI密码是多少？”；当使我们焦虑的事情变成了手机的电量和数据的流量，互联网的权力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有几个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切实地运用着那些美好的、互联网许诺给我们的权力呢？中国外长杨洁篪曾经在一次记者会中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拿着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胡泳，2012）。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也许就是一只只小喇叭。但也似乎仅仅是一个小喇叭，而且是随时可以被拿走的小喇叭。事实是，当太多的小喇叭一起吹响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也听不清楚。而更严峻的问题则是，人们在用他们的小喇叭吹些什么？是自觉自主的深思熟虑还是南郭先生一般的滥竽充数呢？

如果说，启蒙是储存介质的民主化、平民化。那么互联网会带来继启蒙运动后的新一轮人类理性的启蒙吗？信息的空前散播，商品的琳琅满目，教育的廉价可达，是否会让我们走向一个自由而理性的世界？换句话说，今天的时代，理性的增进还伴随着自由的增进吗？米尔斯曾深刻的指出：“在发展至极端的情形下，随着合理性的增加，随着它的中心和控制点由个人转移到大规模的组织，大多数人运用理性的机会将被扼杀，人的心智品质和文化品位也会衰退，大多数人沉溺在新巧技术的堆积中。这种合理性与自由格格不入，反而是自由的毁灭者。” [vi]无疑，互联网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但它却同时通过人们对它的依赖夺走了人对自身的控制力。很大程度上，我们将一大部分权力让渡给了这个物化却又虚拟的网络，“每个人相对于技术系统来说却越来越弱小，技术系统越强，每个人就越弱小。”[vii]这张恢恢的大网仿佛罩住了世界，虽然让其变成了“地球村”，但也剥夺了我们仰望星空的机会。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那就是在众多选择中无所适从。是否当我们可以选择A，也可以选择B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自由呢？也许，这就是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权力。选择的权力让我们强大起来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这些选择的权力给了我们自由。当我们消费时，我们可以选择京东，也可以选择淘宝；当我们阅读资讯是，我们可以选择官方报道，也可以去看小道消息；当我们接受教育时，我们可以选择传统教学，也可以在网上看名校公开课；当我们针对某一政策发表意见时，我们可以选择赞同，也可以选择反对。但我们从互联网上拥有的自由是否太过脆弱？当互联网高呼“上帝死了”，我们手握无穷的选择占领了权力的高地的同时，人是否正被使用权力的自身所奴役？。这才是很多人担心的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人的选择都是这所谓的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权力，我们的选择是被定义的。而“自由绝不仅仅是有机会依自己的喜好行事，也不仅仅是有机会在给定的选项中做出选择。”[viii]自由绝不能脱离理性而存在，真正的自由在于人的自治[ix]，即康德提出的“为自己立法”，用人类自我的理性立法。

那么为什么互联网会给人以这中看似自由的感觉呢？因为它切实的让每一个人都过足了一回中心的瘾。我们不再被动的阅读大众报刊，电子杂志会根据我们的喜好为我们量身定做。我们不再在每一个人都是中心，“消费者即上帝”的口号，变成了“一切不以用户为基础的运营都是耍流氓”。是的，我们仿佛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中心感前所未有，但是我们却不再是自己的中心。我们失去了生活的重心，而在众多的欲望中徘徊流年，心满意足的意味自己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然而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情愿被支配，这是新权力的问题，普遍依赖就是普遍被支配”[x]。今天对互联网的无限依赖也将导致更隐蔽的奴役。互联网对于每个人产生影响。人随时都被其奴役和异化着，变成了“快乐的机器人”，失去“为自己立法”的自治自由，而在网络创造的“虚假的需求”中变成了更加单向度的人。

当然，这种可怕的无中心的奴役只是一种新技术带来的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也诚然如莱文森所言，人类的理性也具有不断反思并选择并优化技术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新技术在建造“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地球村”的同时，也对人类理性和自由本身形成了一些威胁。我们也许应该牢记米尔斯对社会科学学者也是对全人类意味深长的警告：“在我们的时代，难道我们可以不去面对这些可能性？难道这些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大致而言我们也许不能将技术的昌盛作为人类品质和文化进步的标志”[xi]。

[i]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ii]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iii]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7页。

[iv]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v]赵汀阳：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奴役，http://cul.qq.com/a/20140116/011376。

[vi]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程强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190页。

[vii]赵汀阳：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奴役，http://cul.qq.com/a/20140116/011376。

[viii]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程强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189页

[ix]赵汀阳：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奴役，http://cul.qq.com/a/20140116/011376。

[x]同上

[xi]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程强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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