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我们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工作越做越多，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不禁发出“时间都去哪了”的疑问。几乎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加快，以至于在这种高速运转的社会中，很难放慢脚步去体验真正的美好生活。因此，不少理论家认为“社会加速”已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近年来，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突出地研究了时间加速现象。他延续了从阿多诺、霍克海默延伸到哈贝马斯、霍耐特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在对社会加速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找到其背后的原因及改革契机。2005年，罗萨在《加速》（Beschleunigung）一书中，主要结合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对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因素做出了新的阐释，认为现代社会受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等三种维度的制约。2013年，他在《新异化的诞生》（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中，论述了现代社会加速导致了五种新异化形式的出现。面对新异化的社会现实，罗萨也是积极思考解决方案，于是2016年他在《共鸣》（Resonanz）中提出了“共鸣”理论，向我们阐释了人们与世界应该如何关联和相处，这一理论也为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新思路。从加速、异化到共鸣，标志着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走向完善和成熟。

近代工业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历史仿佛突然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代。19世纪，马克思就发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403。这表明生产加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之后，关于社会速度的研究也越发受到21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注，他们尝试为现代风险社会进行诊断，并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资本对速度的诉求使速度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开创了“竞速学”（dromologie），强调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速度的重要性，并通过解读各种“速度现实”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思考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而罗萨则以时间模式为切入点，对加速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进而指出我们生活不美好的原因要归结于社会时间出现了问题。罗萨认为，社会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而联结起来的，一切社会制度、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都是通过时间加以整合的。各种现代时间结构被加速逻辑所支配，而且这种加速逻辑与现代性的概念与本质有着几乎尚未被人发现的关联。

罗萨将加速定义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2]18其即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社会速度的加快，另一方面是时空的压缩。如他所述，现代化进程中很多方面都在加速，也有许多方面是减速的。但总体上现代社会加速都遵循着一个系统性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罗萨称为“动态稳定”（Dynamic Stabilization）。在动态稳定的模式下，正常社会的运转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技术加速和文化创新来维持现状。如果没有持续的增长、加速和创新，那么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维持下去。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403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必须在不断自我更新中来巩固和发展自身。具体说来，罗萨把社会加速分成了三种：技术加速、社会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这三种由动态稳定导致的社会加速在现代变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3]179

首先，“现代社会的加速，最显而易见和最有影响力的形态就是目标明确的技术（机械的）加速过程”[3]86。技术的加速是发生在社会内部的加速，可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中输出量的增加，是最容易被我们测量和证明的加速形式，如运输、通信、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技术的加速对社会现实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时间越来越被认为压缩了，或甚至消弭了空间，使社会的时空体发生了改变。其次，社会变化的加速是社会本身的加速过程。换言之，我们所理解的“现在”这个时态，正在以越来越短的时间区间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就像在流行、生活方式、职业关系、家庭结构等，我们会明显感受到它们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了变化。最后，生活节奏的加速发生在社会个体身上，指“每个时间单位里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增多”[3]94。这种形式的加速表现为对时间资源紧张的反应，具体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在主观方面，个人在时间体验上觉得时间匮乏，感受到沉重的时间压力；在客观方面，体现为行动事件所耗费的单位时间缩短，以及单位时间内行动事件的增加。作为总的加速特征的社会动态结构，人们体验到的是三种加速形式的叠加形态。

那么，社会加速的推动力是什么呢？罗萨认为，加速和增长的竞争机制受到了经济引擎、文化引擎和社会结构引擎的推动。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三个维度的社会加速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成为社会加速的内在驱动力。与之相对应，每种加速又分别受到外在动力的推动，它们共同组成了稳定的社会加速结构。

第一，经济引擎——竞争。富兰克林的那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仿佛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言词。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工作时间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时间可以通过劳动转化为价值。如果生产一个产品的时间越短，越低于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劳动的“剩余价值”就越高，就可能赚得更高的利润。因此，节省时间就是节省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手段。在现代社会里，竞争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事实上这种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学生求学、教师评职称，或者是社会关系的维持，一切都在竞争。可见，加速逻辑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

第二，文化引擎——加速的预言。罗萨认为精神和文化方面同样是加速的要素，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共同进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时间命令”就是禁止浪费时间，要求提高工作效率，这为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提供了文化阐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生当中可以实现的，总是赶不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选项数量的增长速度。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这个世界可提供的事物似乎永远比我们能够体验到的事物多。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节奏的加速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罗萨说：“如果我们‘加倍快’地过生活，如果我们只用一半的时间来实现行动、目标与体验，我们就可以加倍体验的‘总量’，也因此加倍了‘生活’的总量。”[2]36由此说来，加速便可以成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我们生命时间之间差异的方案。

第三，社会结构引擎——功能的分化。前两种引擎可被视为推动加速的外部动力，而社会结构引擎则是一种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伴随着功能分化所带来的复杂的时间性后果，无论是互动体系、组织还是社会体系，社会结构都处于加速压力之下。关于功能的分化，我们可以从个体投入到社会不同的功能领域的时间来理解。就像一个人既是学校中的教师，又是家庭中的父亲，同时又是社会上的志愿者，他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学校和民间组织就成为他担任父亲职责的“干扰的”环境，因为它们为所期望的家庭的“运行速度”设置了障碍，而使得家庭系统总是被迫中止，这样他就失去了家庭系统中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系统操作都将其他的系统看作另外的环境事件。同样，在社会的系统层面，社会系统或者组织和机构总是贪婪地对主体的未被分割的注意力和全部的资源提出要求。这就是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为什么人们经常会有时间匮乏之感的第三个决定性的原因。

技术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加速成为一个循环运动。这种持续的循环加速了生活的节奏，结果将人们卷入到一种以加速逻辑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中。在非现代社会的形态里，社会的稳定模式是适应性的，成长、加速和创新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环境的改变[4]，而动态稳定模式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而出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遵循着马克思经典的“货币—商品—货币”（M-C-M′）的市场原理公式，即利润可以通过产品或过程的创新和加速来实现。这种创新和加速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竞争逻辑乃至货币逻辑的内在本质。

现代社会的秩序依靠不断增长和升级的加速逻辑来维持，这种对速度的非理性的追求，导致了时间节奏的紊乱。罗萨认为，自18世纪社会转向动态稳定模式以来，我们越掌握世界，世界越不被我们所控制，我们在获得世界的同时也失去了世界。“人们已经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2]110罗萨指出，社会加速发展的动力有被动和主动两个，一个是人们对落后的恐惧，另一个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我们不能变得更快、更有创造力、更有效率等，我们将失去工作，企业将关闭，预算危机，政治行动的范围将变窄，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越来越焦虑，并不单是因为渴望的更多，更重要的是害怕他们所拥有的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在时间加速的社会里，站在“滑溜溜的斜坡”上的人为了保持与他人同步化，就不得不继续前进，一旦停下脚步，就有随时滑落的可能。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重构了新的时空体验，加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异化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当加速的力量从解放的力量转化为奴役人们的压力时，这种加速便带上了一层消极的韵味。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我们就会在高速竞争的环境中失去自身优势。无奈，我们只能被迫地保持前行。罗萨将这种“不得不”的特殊状态，描述为“每当我们既是自愿，却又违反我们‘真正的’意志在行动时，都可能觉得被异化了”[2]115。我们经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被别人管制了。而实际上，并没有外在的压迫者管制我们。这其实就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新异化。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经典问题。马克思指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形式：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罗萨在卢卡奇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拉赫尔·耶吉（Rahel Jaeggi）等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将异化批判作为一种对社会加速的诊断方法，并且尝试将异化主体转化为新生活的主人。他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的视角，进而提出了加速时代中的五种社会异化现象。

第一种是空间异化。维利里奥等学者注意到，在数字全球化时代，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脱节。或者按照吉登斯的概念来说，导致现代性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使人类社会关系日益脱离传统的地域限制而形成了新的时间和空间分离的“脱域”（disembedding）机制。得益于技术的进步，物理上的距离已经开始不太会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阻碍，空间位置不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罗萨强调，时间和空间的脱域并不是一定会造成空间异化，只是它为空间异化创造了可能。就像我们离开家乡，即便我们此时此刻没有处在家这个空间，我们依然对家的周围很熟悉。而经常出差的人是无法对一个地理空间产生亲密和熟悉的感觉，因为这些空间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交织着自己的认同感。通常情况下，亲密感和熟悉感是需要花费时间去建立的。所以罗萨说，社会加速造就了大量的流动性和从物理空间的脱节，但这也推动了我们物理环境或物质环境的异化。

第二种是物质异化。罗萨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日常生活中的生产物和消费物品构成了我们身份的认同。我们对物品的使用会成为日常体验、身份认同或生命史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人是会逐渐扩展进物质世界的。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不断增加，物品的“道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品的物理消费。[2]121在加速社会中，物的生产速度被加快，但维修物的速度提升很慢或没有加速，导致修理物的成本比直接换新的成本更高，所以人们宁可换新的物品也不愿意花大价钱把东西送去维修。尽管这些物与人的关系是“相异的”，并不会在本质上造成异化，可是当这种方式成为我们与物界产生关系的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时，异化就出现了。罗萨指出现在这种关系就是我们与物界产生关系的主要方式。结果变得物越智能，人们与物之间的鸿沟就越大，人失去了文化知识和实践知识。当无法操作物的时候，人们的罪恶感和糟糕感指数不断增长，好像不会使用这些东西成了自己的错误。

第三种是行动异化。造成人们与自己行动异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工具和技术产品的分离，人们没有时间去好好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这是间接性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有耐心去认真地读完物品使用说明书、网络上所签署的合约，尽管上边都会提示我们“请先仔细阅读一下信息”。另一方面，罗萨认为，“人们在晚期现代当中经常感觉到所做的并不是‘真的’想做的；而真的所做的却完全不是实际上想做的，虽然之所以做这些事并不是被逼的”[2]131，人们正在自愿地去做他们不“真的”想做的事情，倾向于“遗忘”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罗萨看来，人与自身行动相异化是竞争与加速所造成的后果。

第四种是时间异化。人们在内在时间体验中会出现一种“主观时间矛盾”，所谓的主观时间矛盾指的是体验到的时间和记得起来的时间成反比。每当人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总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在事情结束后回想这段记忆时，又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久。在体验中快速流逝的时间，在记忆中时间会延伸开来。但是在晚期现代的数字媒介世界，出现了与这种模式完全相反的新的时间体验形式，变成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上网、看电视、打游戏，都会出现这种体验。罗萨说：“时间在体验当中一下就流逝了，可是在记忆当中也缩水了。”[2]136因为人们沉浸于这些活动是去背景化的，无关于人的身份、感觉或是怎样，它跟人的内在状态或体验没有有意义的共鸣。因此这些体验是“孤立的片段”，并没有在头脑中留下任何“记忆痕迹”，深层记忆痕迹的在场或缺席决定了时间的长短。在加速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孤立的活动造成了更多的孤立的行动和体验片段，就如本雅明所说的我们可能到了一个体验很丰富而经验很匮乏的时代。时光飞快流逝，却又在人们的记忆里不留痕迹。

第五种是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社会加速导致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崩溃与腐坏。我们无法将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还有与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商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所以我们与空间、时间、行动、体验、物品、产品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2]139-140正如肯尼斯·格尔根（Kenneth Gergen）指出的那样，晚期现代社会的人们在短时间内会有很多的社会接触，这使得人们生活在一个“过度饱和”的社会中。如今，我们在一个月里见到的人可能比古人一辈子见到的人都多，但是我们不会选择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建立关系，因为建立关系太花费时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对人对自己人生的描述和确立身份认同的素材。根据罗萨的论证，前四种时空、行动、体验和互动伙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也就随之出现了。

罗萨将异化概念重新引入了当代批判理论之中。从他的分析来看，“我们并不是与我们的真实内在本质产生异化，而是与我们吸收世界的能力产生异化”[2]145。晚期现代性由于速度、竞争、截止期限造成的各种强制规范，一方面导致一些行为模式和经验模式并不是来自价值或欲望，而是来自主体的持续异化；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像教会一样的调节观念或制度，所有的失范和缺失便落到了个体身上。这两方面难题带来的一项后果是，晚期现代加速社会中的各种时间视野脱离了我们的掌控。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我们难以将我们的个人时间与我们所处的历史时间有意义地连接在一起。

正如马克思、阿多诺、本雅明等人所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可怕的缺陷：一是生产资料、产品和利润分配的不公平，另一个是错误的人际关系世界。在异化状态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是疏远冷漠的。罗萨坚信，错误的存在方式是造成剥削和不公正的可能性原因，因此只有当我们开发出一种与世界相连的新形式时，才有可能克服异化，迈向更美好的生活。在《共鸣》中，罗萨对如何克服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如果加速是问题所在，那么也许共鸣就是解决方案”[5]13。

罗萨倡导的“共鸣”（Resonanz），是一种人类关系的基本形式。共鸣强调主体与世界的双重互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本质，而且是人与世界相遇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体和世界相遇并相互转化。”[5]298在罗萨看来，共鸣可以作为“美好生活”（das gute Leben）的标准，共鸣体验的质量对人们生活的质量至关重要。[5]294在消费主义精神侵蚀下，几乎所有年龄的人都希望通过扩大在世界上的份额来实现美好生活，甚至认为金钱能帮助他们趋近于自己的目标，他们能接触到多少世界，可以直接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确定。[5]11比如，去全世界旅行，学习一门新语言，掌握一项新技能，看更多的书籍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向我们呈现为可被占有的世界部分，使世界变得触手可及。然而，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依托社会条件为前提。罗萨试图告诉人们，美好生活的本质与拥有多少财富、能力等无关，而是与空间和人、思想和身体、时间和自然、自我和他人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与普通工人相比，政府高官或公司CEO拥有的未必是“美好生活”，罗萨认为增加金钱、权力等积累程度只是实现或促进后者的一种手段，如果将前者视为目的，那么这将导致人与世界的异化而变得有危害。

罗萨希望将共鸣视为一种当下的幸福感，或者说是一个人在影响社会的条件中与世界相遇的稳定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通过建立稳定的共鸣轴（Resonanzachse）来实现的。根据他的划分，世界关系可以被划分为：水平共鸣轴、对角共鸣轴和垂直共鸣轴。这三条轴分别对应着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如家庭、友谊和政治）、人与物质世界的共鸣（如工作、运动、教育和消费）、人与自然乃至超越自然世界的共鸣（如宗教、自然、艺术和历史）。通过这些不同的共鸣轴，人们可以在异化经验中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并找到自己的声音。在罗萨的阐释下，美好生活需要在三个维度上都存在可靠且可行的共鸣轴，如果在结构上或系统上破坏了共鸣轴的条件，那么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就会受到威胁。从罗萨的角度来看，共鸣不是全部和谐，恰恰相反，它需要差异，有时甚至需要一些对立和矛盾，以便完成真正的相遇。试想，当我们连续几十次或每天听同一首音乐时，我们不会增加共鸣的体验，反而是失去共鸣。因此，在一个完全和谐的世界中将没有任何共鸣，因为我们无法通过辨别其他人的声音而发展自己的声音。罗萨的异化与共鸣的辩证法也促使我们去反思当前正面临的健康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现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减速形式，表明了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严重扭曲，或许它会帮助我们集体重思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并引导我们未来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综上所述，“加速”“异化”“共鸣”作为三个最核心的概念，搭建了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整个框架。这三个核心概念的递进，也是罗萨对社会加速从分析、诊断到治疗的逻辑过程。罗萨首先通过从社会时间的维度对社会加速的原因及动力的深入研究，从整体上对现代社会做出了“加速社会”的判断。根据罗萨的诊断，加速导致现代性在空间、物界、行为、时间和社会关系五个层面产生了新的异化形式。罗萨认为，从长久来看，动态稳定对共鸣关系是不利的。世界关系出现了问题，问题不在于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共鸣轴的建立因为持续的异化而遭到阻碍。对此，他为社会病症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提出了一种重建“共鸣”关系的方案。

罗萨以时间的视角来诊断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弊病，并从宏观的视野来考察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重新激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发展了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代社会思想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同时，也启发我们可以将社会加速或者说是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作为21世纪资本主义批判的切入点。他将我们生活不美好的原因归结为时间出了问题。罗萨更多基于一些异化问题的现象学分析，并没有直接挖出资本主义自身的病源，他提出的方案还缺乏一定的深刻性。尽管他构想出了一个共鸣的关系，但过于空想化，放弃了思考社会变革，并没有为我们指出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具体方案。罗萨的意思是，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改变我们自身。因此，他的批判理论注定走上了一条温和妥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