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洲 蓝 江 | 2022年西方左翼思想译介盘点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卢卡奇深刻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学术形态的当代重塑过程。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出版的《卢卡奇研究指南（全三卷）》精选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英语、德语、俄语、法语等学界有关卢卡奇的经典研究论述，系统展开了卢卡奇各个思想发展阶段、各个思想发展维度的国际学术共识。《卢卡奇研究指南》三卷本分别对应着卢卡奇早、中、晚期的思想，第一卷聚焦卢卡奇的早期思想，第二卷主要讨论卢卡奇影响最大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三卷主要探讨卢卡奇中、晚期的理论著作。

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不仅接受了良好的哲学教育，而且从小受到来自家庭的音乐熏陶。这让阿多诺不仅在哲学领域卓有建树，而且造就了其在音乐理论方面极高的造诣。实际上，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关注的“文化工业”问题正始发于阿多诺对于音乐的关注，可以说，音乐构成了阿多诺哲学思考的重要基点。202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出版了阿多诺的《论瓦格纳与马勒》。两本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内对于阿多诺音乐哲学思想研究、译著的不足，而且共同构成了呈现阿多诺对于音乐美学的思想画卷。

《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实际上是由阿多诺专家罗尔夫·铁德曼（Rolf Tiedemann）根据阿多诺的40余卷笔记、电台讲座等文字汇编而成，在此基础上，铁德曼还对原本语焉不详之处予以补遗或评注，并将内容按照“社会”“批判”“晚期风格”“调性”等主题进行排列。在本书中，阿多诺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晚期风格”研究。所谓“晚期风格”，正如其在“晚期风格（一）”一章中所表述的，“重要艺术家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果实之熟。这些作品通常并不圆美，而是沟纹处处，甚至布满褶皱。它们注定不够甜美，令品尝者感到酸涩难当。它们也完全不具有古典主义美学对于艺术作品要求的和谐，显示历史痕迹多于发展性方向”[1]。阿多诺对于“晚期风格”的定义并非完全以生理年龄作为依据，而具有十分“批评性”的含义，即对于特定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类型，在艺术语言方面既有复归传统的倾向（所谓“old”），又因惊人的超越时代而导致延迟性接收（所谓“lateness”）。另一方面，阿多诺在本书当中通过贝多芬理解调性音乐，进而为调性史提出了一种内在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后天建构的潜含着多样意识形态的“调性”概念，阿多诺拒斥“线性音乐史观”，这种音乐史观认为历史呈现为自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其认为无调性音乐比调性音乐更进步。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出发，音乐同样不具有先决的“同一性”预设，阿多诺意图通过对调性史的批判，驱除启蒙主义神话的迷雾，解救现代音乐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危机。《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一书体现了音乐与哲学的融合，并与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阿多诺评述现代音乐大师勋伯格的《新音乐的哲学》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西方调性史批判。

《论瓦格纳与马勒》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阿多诺选集”系列丛书之一。本书收录了阿多诺的两篇音乐美学著作：《试论瓦格纳》与《马勒——一种音乐的面向》。《试论瓦格纳》是阿多诺撰写的第一部音乐著作，而它又并不是一本单纯的音乐评论。阿多诺通过对瓦格纳的人物经历及其音乐作品的分析，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性反思和批判。作为德国法西斯推崇的“纪念碑式”的音乐偶像瓦格纳，身为犹太人的阿多诺对其进行的批判本身就蕴含着反法西斯主义政治动机的决定；同时，阿多诺对瓦格纳的批判并不是单纯的音乐美学批判，而在于对某些“瓦格纳现象”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哲学批判。正如阿多诺在文章中所指出的，瓦格纳是有意识地在运用神话题材，同时也将音乐本身神话化，甚至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神话的。事实上，瓦格纳代表了市民阶级的堕落，这种堕落“在命运面前卑躬屈膝”，丧失了自由，作为一种幻境只能给人带来虚无缥缈的希望，“见证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早期”。在此，阿多诺肯定了尼采对瓦格纳的“颓废”批判的合理性。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要片面粗暴地批判瓦格纳，而是要去“救赎”他。在本书中，阿多诺直指19世纪德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又试图在其中寻觅现代文化产业的种子。

如果说《试论瓦格纳》一书充满激情的批判和救赎，那么作为阿多诺晚期的一部音乐著作，《马勒》带有一种浓重的崇拜意味：马勒在书中是阿多诺心目中一位当仁不让的音乐大师。马勒音乐勾勒出的“图景”作为音乐的“面相”，不屑于掩盖在所谓“成功作品”的假象中，而大胆撕裂和突破了固化的浪漫主义风格，其自身从根本上成为音乐的理念。马勒的音乐语言具有突破性、革命性、叙事性、多维性、包容性、整体性。两篇文章都采用了一种“微观逻辑的”分析方法。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本雅明毫无疑问占据着西方经典左翼思想的重要席位。202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出版了《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1928—1940》。这部通信集完整地收录了阿多诺与本雅明遗留下来的121封信件及明信片，为读者展示了阿多诺与本雅明友谊的两面性：其一，阿多诺与本雅明的友谊不仅体现在二者密切的通信当中，而且在本雅明深陷经济困境时，阿多诺在经济上对本雅明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资助；其二，由于本雅明与阿多诺在经济上、性格上、思想立场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与分歧，二者实质上形成了不平等的言说地位——前者对后者存在依赖关系，而后者不断干预前者的思想创作。这一通信集首次向中文读者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现了阿多诺与本雅明之间的辩证的友谊关系，填补了本雅明与肖勒姆、布莱希特和阿多诺三段友谊中与阿多诺之间辩证友谊的空白。

文津出版社出版的《讲故事的人》是本雅明讨论“如何讲故事”这一主题的语言艺术思想的代表作。本雅明在形式上通过对古老的口头文字的各种声音的模仿，创造了一个被引述的话语、谜团和多重视角分层了的世界。具体到本书，则是对“梦境”、“旅行”以及“游戏和教学法”三部分的写作。在“梦境”这一部分当中，本雅明展现了一份独特的梦境日志。在梦境中所展现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美学：任何在现代性境况下被消解了的事物，在梦境和对梦境的复刻中，被粉碎得更为彻底。事实上，本雅明认为，梦境不仅具有一种开放性，梦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梦境不仅是对通过反抗现状展开的，而且它们也反抗一种普遍的、集体的冲动”。在“旅行”中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准则和生活方式，本雅明在这一部分中是通过现实地形与历史两种视角的结合去看待风景的。在最后“游戏和教学法”这一部分当中，一方面，本雅明认为游戏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同时游戏也帮助这个世界自我重组，“回旋余地”——游戏或操控的空间，在空间中可以进行一些探索活动——调动起了孩子们的外向性与想象力，帮助孩子们提升思维能力以及语言的流利和娴熟程度；另一方面，游戏需要玩具，而玩具并不是什么超凡脱俗的事物，而是源于各种特定的社会人际关系。玩具是孩子们得以融入整个世界的窗口。除此之外，在本雅明的视野中，游戏还具有革命性变革的潜力。孩子们在游戏当中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集体形式，这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胚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出版的《本雅明传》按照编年顺序展开，聚焦于本雅明的写作诞生其中的日常现实，并提供了本雅明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语境。

事实上，本雅明不仅在语言哲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其关于图像的叙述和图像技术复制的理论，对艺术家、文学家、摄影家和电影史家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瓦尔特·本雅明之后的艺术史》（“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是在乔万尼·卡内里与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指导下，由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艺术理论中心和国家艺术历史研究所于2008年12月5日和6日在国家艺术历史研究所举办的“瓦尔特·本雅明之后的艺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记录基础上整理而成。本书所收的8篇角度各异的文章是对本雅明“拱廊计划”所开展的研究和思考之后的艺术史的探讨。

作为法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用其独特的考古学方法，对微观权力进行了分析，这一研究范式对人文学界产生了莫大影响。2021年10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发行出版的《监狱的“替代方案”》被称为《规训与惩罚》的续篇、福柯全集之外的“失落文本”。本书不仅收录了福柯《监狱的“替代方案”》的全文，还整理了部分法国当代哲学家、电子监控专家、犯罪学家等不同的专业人士对福柯观点的总结与回应。从福柯的叙述中，我们发现监视并不仅仅只存在于监狱当中，在如今的数字生活中，每个人都成为被监视的对象，我们看似自由的个人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被关在牢房或被锁在监狱当中的人具有共同“被监视”的特点。20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出版了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之《精神病学的权力1973—1974》。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当中，福柯既延续了《古典时期疯狂史》中对精神病人和非精神病人的区分的研究，同时又从思想史的研究转移到对权力支配的分析。即福柯围绕“权力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关于精神病的陈述、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表征形式？权力的支配是不是分配话语权的依据？权力的布局和权力的策略如何能产生关于精神病的肯定、否定、经验及理论？”等问题展开对于精神病治疗中固有的各种权力关系的解析。这向我们表明，精神病学的诞生，并不是因为对精神病的认知有了新的进步，而是强加各种惩戒装置的结果。事实上，《精神病学的权力1973—1974》提出了一个成为“20世纪60年代”标志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谱系。

作为福柯的好友，德勒兹不仅在很多公开场合或著述当中讲述福柯的哲学思想，其本身也对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再版的《批评与临床》是德勒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其唯一一部主要论及文学的作品。书中收录了德勒兹17篇当时已发表或未面世的文章。这些文章围绕着“写作”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以刘易斯·卡罗尔、贝克特、梅尔维尔、劳伦斯、斯宾诺莎等多位作家与哲学家作品为例，论述了通过写作，语言中如何创生另一种新的语言，致使整个言语活动向其极限或自身的外在倾斜；精神病的可能性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言语活动的外在是如何由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构成，而只有言语活动本身才能令这些视觉或听觉成为可能；以及为什么通过词语，作家从写作这一刻起都成为一位着色专家、一位音乐家等问题。

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在美国学者的心目中，构成了所谓“法国理论”的“三驾马车”，毫无疑问，雅克·德里达是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之一。2021年年底及2022年7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德里达的《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与《野兽与主权者（第二卷）》，这两卷是德里达于2001年秋季至2003年春季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的最后一个研讨班的文本，同时也是德里达生前的最后一个关注点。对于德里达来说，“野兽”与“主权者”同时分享了一个外在于“法律”和“权利”的空间。在《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中，德里达关注的是“关于处理各个层面上的所谓‘动物生命’的历史之间的纠葛”，并通过对一系列文本——拉康对于“兽性”的讨论、德勒兹对于“愚蠢”的讨论、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于“人向动物的生成变化”的讨论——展开“问题化”的阅读，试图表明在关乎人和动物的边界的问题上，重要的不是表明人们拒绝赋予动物的种种性质实际上为动物所具有，而是表明人们单独留给人性的固有性，事实上也是可疑的、不稳固的。通过动摇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德里达试图解构在人的政治事务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主权”概念所预设的至高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通过思索主权的分割和分配模式来探索另一种政治，探索人民主权的形象，探索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正如德里达所言，“在生物身上，在野兽或人身上，尤其是人身上，已经被施加了最严重、最残酷、最有人类特征的暴力，它们作为同类的尊严恰恰没有得到承认”[2]。

在《野兽与主权者（第二卷）》中，德里达试图通过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思考关于动物的生命的问题，以及“人”如何对待“野兽”，使“野兽”臣服于“人”的问题。德里达考察了孤独状态、世界、暴力、无聊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它们影响着人和动物的不同存在方式。如果说孤独意味着某种特殊的、独特的、例外的、单独的、分离的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野兽并不孤独，而主权者则无时无刻不是孤独的。主权者的孤独源于他是独特的、不可割裂的和例外的，主权者的绝对权力决定了主权者只能独自行使主权，这是由于主权不能被分享，也不能被分割，因而“主权者要么是唯一的（主权者），要么压根不是主权者”；同时，主权者不仅自身是例外的，而且他也决定例外，拥有例外的法权来悬置法律。德里达在本书中强调，用以区分人与动物的所谓稳固边界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主权者实际上总是仰仗于其所想要驱逐的野兽般的他者而存在。

对于德里达著作的解读亦是对德里达思想研究的重要方式。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在本书中，德里达总结了对胡塞尔思想近20年的研究，也首次阐发了在他后期思想中具有支撑性的若干术语、概念、结构和策略。同时，该书标志着解构事业的开端，蕴含着德里达一生思想的发生结构。但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所表现出的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模糊的立场以及晦涩的文风，给诸多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022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导读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正是对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一书的解读。本书作者从德里达思想的哲学史渊源入手，指出德里达对胡塞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所做的批判，揭示了德里达的论点和论证策略。从行文风格上看，作者不假设读者具有哲学背景或熟悉的相关术语，而是在适当的时候以简洁的方式解释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一书所需掌握的要点，并且力求全面地澄清该书中看似矛盾的概念的必要性，从而帮助读者弄清楚德里达的承诺是什么，并且揭示他作品背后的利害关系，最终勾勒出一条贯穿其一生的总体思考轨迹。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再版的《漫长的革命》，是英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作为《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所开启的工作的一个延续来计划和写作的。在本书中，威廉斯从考察创造性活动的性质入手，解释和分析了某些主要的文化制度——近代英国的教育、识字（图书、新闻报刊）、“标准英语”的发展，英语作家、戏剧的社会历史进程，论述了某些艺术形式与社会的一般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威廉斯的视野中，他意识到了一场文化的变革正在发生，而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法国当代著名左翼激进思想家巴迪欧曾以其著名的主体理论与事件理论奠定了其哲学地位。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尼采：反哲学》一书中，巴迪欧界定了何谓“反哲学”，并详细解读了“反哲学王子”尼采的批判思想。巴迪欧围绕“哲学之所是”、“在何种程度上这个世纪是尼采的世纪？”以及“艺术的生发问题——哲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三个大问题，抛开后世对尼采的追捧和指责，怀着深切的同理心去审视尼采的文本，呈现尼采关于世界、艺术和自身的真实意图。

作为英国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的作品对国内文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幽默》正是伊格尔顿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幽默”现象所做的文化意义上的讨论。从弗洛伊德、叔本华、伍迪·艾伦到优越论、宣泄论、失谐论，伊格尔顿就“幽默”这个主题，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切入，伊格尔顿揭示了幽默的本质及其所起的作用，尤其关注幽默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几世纪以来幽默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的演化过程。在政治当中，幽默既可以拉平等级，又能削弱同情心和消除异议。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以《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等关于现代性反思的文章为国内学者所熟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鲍曼对消费者社会及其影响进行反思的又一成果。在本书中，鲍曼围绕“穷人如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贫穷？”以及“社会大众（我们这些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大多数）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制造出了贫穷？”等问题，追溯了现代历史中“两个贫穷”——从“生产者社会”中的贫穷到“消费者社会”中的贫穷——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进行盘点，考虑了与贫困作斗争和减轻困苦的各种方式的有效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的时期。戴维·哈维清醒地认识到以实证主义方法研究城市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城市发展的诸多问题，于是他转身进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运作逻辑进行深刻的批判。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中，他对城市地租和资本循环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从而揭露了城市地理格局是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空间结果，也成为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直接根源。一方面，哈维认为地理学不应当只追求纯学术的成果，而应当关注公共事务，投身于创造一个公正社会的行动中来；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为相互冲突的信念体系提供解释，寻求具有包容性的城市社会正义原则。

作为拉康思想入门导读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的《面具与真相：拉康的七堂课》是齐泽克的拉康研究专著。本书向我们展示了“被精神分析穿越的哲学”，如何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新启示，帮助读者理解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思想。作者以“对象a”及真实理论作为全书中轴，以电影、故事或政治事件等作为案例，有条不紊地向读者展示了拉康理论的基本构图。《面具与真相：拉康的七堂课》是一本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能够深入大众文化的介绍拉康理论的“教科书”。

后现代理论大师让·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后现代性”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后现代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鲍德里亚访谈录：1968—2008》首次收录了涵盖对鲍德里亚整个职业生涯的25篇真挚而深刻的访谈，时间横跨了从1968年到2008年这40年。这些访谈的主题广泛，既涉及《消费社会》《致命策略》《论诱惑》《拟像与仿真》等主要作品，也涉及他的学术生涯、美国之旅、摄影实践等丰富人生经历，更涉及他对恐怖主义等当代话题的回应。我们不仅能在本书中一窥这位学者思想生涯的全貌，亦能与这样一位深刻的学者进行对话，展现了一部非正式出版书籍所不能体现的一种话语和图像的口头作品。

马拉美晚年的诗作《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是其最晦涩难懂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文字排列非常奇特，双页的空间由线条破开，字体大小不一，有时呈阶梯状，有时一页只有一个词或几个词。同时它的内容也很晦涩，其含义今天仍然无法完全阐明。在现代诗歌史上，《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是对现代诗最彻底的突破，构成了现代性最激进的文字断裂之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数字与塞壬：解读马拉美》是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对《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的解读，梅亚苏假设马拉美在这首诗中隐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唯一数字”，这使得重新发现此诗成为可能。梅亚苏围绕着马拉美的“唯一数字”概念，用其深刻的洞察力试图简单清晰地破译诗中的密码，质疑了“机会”“偶然性”“无限”“永恒”等概念。通过对马拉美作品的大胆解读，梅亚苏对现代性、诗学、世俗主义和宗教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开启了其激进偶然性哲学的新篇章。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关于批判理论的研究在当代左翼思想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当前》是霍耐特关于批判理论研究的论文集。作者对形态多样的批判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总结，认为不管方法和对象如何分散，批判理论在如下理念上是一致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产生出的社会的实操、态度或者人格性结构，都沉淀在我们的理性诸能力的一种病理学变形之中。这一理念导致批判理论往往会探究人类合理性的病理的社会原因。但如今，这种哲学与社会分析之间的纽带正在被撕裂，“在对历史社会过程的依赖性中把握合理性”这一德国唯心主义的核心遗产也逐渐衰落。因此，如果要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批判理论，就必须在理论革新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社会操作实践和制度的特殊建制，是否会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潜能带来损害。霍耐特以广阔的理论视角，在本书中考察了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当前状况，为把握批判理论的核心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深刻分析。

德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对“加速”“新异化”等的研究对当代左翼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不受掌控》是罗萨在现代化社会的背景下，对于“人类是否能掌控一切”这一矛盾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现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全面数字化的浪潮使人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同样还有许多感动、共鸣和惊喜是人无法事先掌控的。“无处不在的掌控或提升逻辑与渴望共鸣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困在其中的普通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强烈的异化或内卷”。在罗萨看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掌控与不受掌控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绝对的掌控或“躺平”无法为自己带来共鸣和激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保持掌控与放手之间的平衡、破除数字迷信、激发共鸣能力，才能拥抱一个幸福的人生。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英国“新左派”创始人之一、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在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发行的《管控危机》一书中，霍尔从社会暴力问题所引发的政治、舆论反应和波及全社会的道德恐慌入手，深入考察了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共识瓦解和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英国社会文化霸权斗争和意识形态合法性重构的文化机制问题——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社会，在应对“行凶抢劫”现象时会走入极端？行凶抢劫所引发的道德恐慌，蕴含着一种针对社会秩序面临挑战和崩溃风险的焦虑和恐慌，其根源远远超出了普通街头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治安威胁，背后蕴含的是对既有道德秩序和主导意识形态危机的深刻担忧。整个英国社会把暴力犯罪的“暴增”看作社会秩序整合失败、白人主导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二战”以来通过福利国家政策确立的社会共识日益分崩离析的征兆。行凶抢劫以及媒体围绕这一议题所建构起来的道德恐慌成为深层社会矛盾的一个表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出版的《斯图亚特·霍尔文集》辑入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论文、访谈等30多篇，并按主题划分为7个单元，涉及阶级与文化、文化研究的系谱、意识形态与表征、媒介与传播、通俗文化、种族与身份、流散与后殖民、全球化与世界主义等多个话题。

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不仅在象牙塔中潜心研究，还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其参与领导的重要社会运动之一。中信出版社发行出版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是格雷伯根据其于2013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结束一年多后应《罢工！》（Strike！）杂志所写的《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一文的更系统的讨论。“狗屁工作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从何时开始认为，又是如何开始认为创造力会给人带来痛苦，以及人们如何产生了售卖自己时间的想法”“就人性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格雷伯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几个关键点。书中所展示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荒诞性：“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尽管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以及全球性的后殖民理论思潮的广泛传播，我们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思考在变得更为冷静、客观的同时，其依然有着重要的讨论价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黑皮肤、白面具》是法国思想家弗朗茨·法农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在法农看来，黑人与白人无法建立正常的关系的原因源自殖民主义，也就是殖民过程中产生的集体精神病症，一种集体的异化。几百年来，黑人总是竭尽全力地掌握白人的语言、白人的知识，吸收白人的文化，接受白人的认知标准，即戴上“白色的面具”。然而，黑人的“异化”改变不了黑人的地位。通过精神病医生的临床观察，法农发现歧视黑人与恐惧黑人的白人也是异化的人。对黑人的非理性想象已经深入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影响着后者的正常思维。在本书中，法农通过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视角、哲学维度的思考，以及对欧洲殖民历史和殖民地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政治斗争状况的关注，尝试阐明殖民主义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朱里奥·巴勒莫的《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和罗伯特·弗里德曼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经济、政治与社会观》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丛”出版发行。在巴勒莫的《经济学与权力》一书中，巴勒莫主要对“权力”和“新权力”这两部分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书中的第一部分批判性地回顾了经济学中关于权力的辩论，并探讨了权力与竞争的隐含本体论作为不可调和的实体在经济领域中的运作。巴勒莫通过方法论、本体论和社会学三个层次的批判，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对后瓦尔拉斯权力观念的反对。书中的第二部分重构了马克思对竞争的分析及其在对资本的一般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还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概念。在此基础上，巴勒莫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本体论中，竞争起着核心作用，它是调节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强制性机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剥削的社会强迫机制。

弗里德曼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一书中，通过两方面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其一，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其各部分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联系？其二，弗里德曼对经历了14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一种理论指导的基本问题探讨。基于这两方面，弗里德曼力图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何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持久的生命力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弗里德曼向读者表明：第一，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希望，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信念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第二，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可以用来分析、阐明、解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现象，其对资本主义的洞察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辩护士们通常所做的陈词滥调。

对批判理论的反思同样是对左翼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02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鲍勃·卡农的《反思批判理论的规范内容：马克思、哈贝马斯与霍耐特》。在卡农看来，从德国古典哲学，经由马克思和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批判理论传统，与反思现代性前提基础的另一批判理论形式，二者分别基于“先验性”和“经验性”的立场而呈现为互相撕裂的状态。基于这一架构，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理论似乎都存在缺陷。为此，卡农认为，如何从“经验性”的参与者立场出发，挑战“先验性”系统对于主体间性的“座驾”，便成为反思批判理论规范内容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选》为中国读者批判性地认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参考资料。作者安德鲁·彭达基斯在本书中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30多篇，文章作者来自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具有不同的国际视角。面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些文章从各自视角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用和必要，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面貌，同时反映了当今全球生态的紧迫感，批评了西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作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当今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默多克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而且将文化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正是默多克等人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本书从“理论遗产与辩论”“权力的形态：所有权、广告与治理”“创造力的条件：工业、生产与劳动”“消费的动力学：选择、动员与控制”“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五个层面，丰富和发展了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系统性学术叙事。

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学者迈切斯尼基于政治经济的分析，对媒介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现实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数字断联》，是迈切斯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又一重要著述。书中以“互联网的发展与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要点，阐述了资本主义、互联网和美国的治理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数字革命这一带有进步色彩的技术革新，在现实中反而给美国带来了深刻的时代危机。迈切斯尼基于政治经济分析，展现了互联网被资本主义塑造和驯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中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政策斗争。

作为结构主义人类学之父，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并不严格遵循西方传统学科分类的学者，其研究著作从内容到风格，都介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研究之间。其作品在哲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以及艺术学界均影响深远。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同代人》，作者皮埃尔·葛南夏、让-皮埃尔·西维斯特在本书中回顾了列维·斯特劳斯对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多位代表学者的影响及其引发的讨论和争议。这其中包括与布罗代尔、保罗·利科、布尔迪厄、维特根斯坦、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思想的交流与碰撞。通过本书，除了对列维·斯特劳斯及其人类学研究的部分基本概念得以深入了解外，还将以更宏大的视角认识当代法国思想界及其相关的人文思潮。

20世纪以来，以人权、平等为根基的妇女解放运动硕果累累。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性差异的伦理学》则是女性主义理论巨匠、被誉为波伏娃之后法国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露西·伊利格瑞的代表作品之一。伊利格瑞一方面持续关怀两性平权，另一方面着重思考差异的可能性。她深信女性身体之独特性，坚持从本体层面思考性差异，以此推翻传统哲学对“同一逻辑”的预设。在伊利格瑞看来，性差异是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议题，而发动一场性差异的伦理革命，更是刻不容缓。在本书中，她深入追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梅洛·庞蒂以及列维纳斯六位男性哲学家的经典文本；与此同时，她也沉思胎儿与母亲、异性恋爱侣、女人之中、女人与其身体间爱的经验。通过破除内/外、形式/质料、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等传统二元关系，伊利格瑞直指经典与当代理论在思索此类经验上的性别盲区。她认为，天使们作为中介本应流动起来，不停地穿梭于尘世与神性之间，以此宣告男人女人婚恋的完满。伊利格瑞深信尊重两性间不可化约的本体性差异之重要性，以“二”去爱，经由爱欲活动，方可达到身体与灵魂的丰饶和美。

克拉考尔作为20世纪德国重要的思想家，在承袭齐美尔、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的同时，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融会贯通，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是克拉考尔晚年关于历史研究的著作，主要思考的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比如，“自己的未来是有关过去的未来”，另一方面也在思索历史本身（或者说历史现实）与历史学（历史叙事/阐释）之间的关系。为此，克拉考尔分析了从古至今的历史理论。克拉考尔从探讨历史相比于自然科学的地位出发，进而对历史的“当前趣味理论”进行批判，强调历史事件的具体性，并讨论了历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克服其主观方面。另一方面，作者讨论了一般历史与特殊历史之间的疑难、时序时间与赋形（shaped）时间的疑难以及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历史与哲学的关系。文章的最后，在克拉考尔看来，历史学具有居间特性，应当将历史视为“现实领域”，哲学关心终极事物，而历史学家忙碌于终极事物之前的那些事。克拉考尔关注历史学家作品的艺术与科学特征，给读者提供了对于“历史”的不同见解。

关于“部落”“共同体”“个体主义”等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研究，在社会学当中有着丰富的研究。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为了使社会学能够更好地描述后现代社会，提出了“新部落主义”的概念。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一书中，马费索利指出，相比于现代、理性的社会，当代社会恰恰位于看似稀疏平常的日常生活表面之中，位于由个人组成的转瞬即逝的小部落之中，位于它们散发出的感性、温暖、亲密、强烈的生命本能之中。重要的不再是“我”，而是抱团取暖、互助共生的“我们”。我们，因他人才得以存在。部落是人类千万年来的集体梦想，更是在当下生活中承继过去、通往未来的方式。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是美国思想家乔纳森·克拉里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篇著述。这本书主要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克拉里阐述了我们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最后的“焦土阶段”；第二部分，描述了经济的现代化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第三部分，为后资本主义世界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指出若不能“积极预设新的共同体和平等主义自治的建设能力，共享所有权，并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后资本主义只会孕育新的暴虐、区域专制”。

人与物的关系是什么？身体如何改变这种关系？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一书中，作者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认为，从身体出发，而不是从物或人出发，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二者的地位。在作者看来，从一开始，我们的文明就建立在严格、明确的人与物的区别之上，建立在人对物的工具性支配之上。这种对立源于古罗马，并延续至整个现代社会。在我们当下的全球市场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人与物的矛盾。尽管这一区别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明确和必要的，但在法律、经济和技术实践中，我们不断看到的是观点的逆转：某些类别的人正在被事物同化，而某些类型的事物则呈现出个人特征。在埃斯波西托看来，存在着一条从这一悖论中解脱出来的路径，这条路径由建立在身体上的新观点构成。无论是人还是物，身体都正在成为重新思考支配我们哲学、法律和政治词汇的概念和价值观的决定性因素。

长江文艺出版社（“人文科学译丛”）出版的《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是美国哲学家马修·卡拉柯的第一本专著。在这本书中，卡拉柯引用了动物行为学、进化论以及海德格尔的研究，讨论了列维纳斯关于伦理学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阿甘本的“人类学机器”观点以及德里达所开创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以挑战欧陆哲学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政治、伦理以及本体论等方面论证：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可以并且应该被抹去。卡拉柯呼吁应该废除人与动物区别的固有观念，为看待动物以及与动物共处开创一种新的方式。

在尼采、萨特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之后，英国哲学家雷·布拉西耶摆脱了“虚无主义”意味着“生存毫无意义”这一陈词滥调的主张，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出版发行的《虚无的解缚：启蒙与灭尽》一书中，布拉西耶通过研究虚无主义，全面回顾了后康德哲学，对阿多诺、海德格尔、德勒兹、巴迪欧等以现象学和批判理论为主流的当代欧陆哲学的一些核心观点提出了挑战。首先，布拉西耶认为，虚无主义并非“主观主义病态的恶化”，即“宣告整个世界的无效，并把现实化约为绝对自我的关联项”；相反，它是“实在论信念的必然结论”，因为实在论坚信，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现实”。其次，布拉西耶指出，启蒙运动打破了“存在之链”，污毁了“世界之书”，作为启蒙进程的结果以及理性力量焕发的必然产物，世界的祛魅标志着知识发现呈现出令人振奋的趋势，而非灾难性的衰退。布拉西耶的观点一扫虚无主义思想中的极端悲观主义色彩，是对当代人文困境所做出的强有力的回应，给人带来了认知的挑战和智识的启发。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真正的“实在”？人类比我们日常感知中的非人类物更特别、更重要吗？人们往往相信，只有我们感知到的事物才是实在的。近代哲学也强化了我们的这一观念，将我们人类自身看作极特殊的、与所有非人类物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万物理论：物导向本体论》正试图阐释这一观念的问题所在。在本书当中，美国理论家格拉汉姆·哈曼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本体论如何拒斥了人类对独异性的主张。哈曼认为，世界当然不仅仅是人类感知到的那个世界。哈曼的哲学的中心观点是：一切物——无论是真实的、虚构的、自然的还是人造的，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是彼此独立的存在。在这部著作当中，哈曼用尽可能不包含晦涩哲学术语的晓畅文风，向读者概述了“物导向本体论”这一理论思潮的历史、核心观点和影响以及它在现有各本体论学派中的位置、与其他竞争性理论（如ANT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异同、它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意义所在，以及该理论近年来在包含艺术和建筑在内的很多学科中的应用。从福尔摩斯、独角兽、电子游戏到达达主义、伏尔泰和弦论，本书将改变我们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在“替代性事实”面前，重新捍卫万物的秩序，清除“后真相”时代的种种毒剂。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未来哲学丛书”）是当代哲学新思潮“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的一部大众哲学普及著作。因此，尽管本书是一本介绍当代学术思潮的纯哲学著作，但作者一改此前哲学著作和论文长篇大论、枯燥乏味的写作方式，文字浅白生动，叙述娓娓道来。作者从哲学史和日常经验入手，大量借用小说、电影、电视等当代媒介的例子，将艰深的理论融于生活的日常，深入浅出地阐发了他所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新实在论”哲学。作者指出，本书是严格地反对形而上学的。他所认为的“形而上学”，指的是所有试图从一个原则、一门科学中推导出一种整体世界图景的尝试。正因此，“世界”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现实事物于其中显现出的各种意义场，以及存在于这些意义场中的自在的、现实的事物。

对自我的认识始终是哲学的核心主题，随着过去几十年里，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研究的逐步深入，主张自我等同于大脑，大脑中的生物化学反应决定了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观念渐成主流。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我非我脑：21世纪的精神哲学》是马库斯·加布里尔的又一力作。在本书当中，加布里尔针对神经科学家的主张提出疑问：将精神的产生理解成生物过程的观念是对自我理解的扭曲和退化。他从康德、莱布尼茨、费希特、谢林等哲学大师的思想中汲取养分，以新实在论和新存在主义为根基，借用思想实验、生活事例和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科幻影视剧，逻辑严明又妙趣横生地探讨了意识、自我意识等有关自我的核心概念，以及精神与大脑的关系这一精神哲学的核心问题，对形形色色的神经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与主流思潮相抗衡的“自我不是大脑”的观点。加布里尔还对“自由意志”这一哲学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辩护：人并非生物机器，人始终拥有自主选择的自由。加布里尔对人类自主与尊严的重申，为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的精神哲学开启了新的视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是东京艺术大学毛利嘉孝教授的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著作。在本书中，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展现出一种两面性：一方面，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流行音乐本身便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促成的，从这一方面来说，本书对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抱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流行音乐又屡屡向我们描绘出背叛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总体而言，毛利嘉孝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理论为基础，在根本上对现行的资本主义持有一种批判态度。在毛利嘉孝看来，当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渗透，围绕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讨论也不再像以往那般激烈，单纯地相信流行音乐就是一种自由的自我表达手段的倾向似乎在增强。面对这种情况，毛利嘉孝认为对流行音乐和资本主义重新进行思考变得极为必要，对“流行音乐”的研究，必须从“流行音乐纯粹只是音乐”这样的观点中跳脱出来，从全面包裹着流行音乐的整体社会性脉络出发来对其进行重新思考。

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是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所著。作者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得到启发，思考了犹太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论证了犹太文化中信奉律法、理性主义和商业天才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在处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问题时的不同道德和社会行为准则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影响。

总体而言，2022年我国出版界对西方左翼思想著作的翻译出版情况是较为丰富的，这与我国愈加开放的学术思想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相比于国外业已出版的大量文献而言，目前我国对于西方左翼思想著作的翻译出版仍存在较为滞后的问题，很多著作在国外已经出版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才引介至国内，这不仅对我们了解西方左翼思想造成了一定迟滞性的影响，而且不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出现闭门造车的现象。西方左翼思想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对我国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伴随着我们愈加开放的政策，我们应该积极与西方思想界进行对话，翻译、出版西方左翼思想的著述，以便促进国内外的思想文化交流，构建中西方学术研究共同体。

注释：

[1][德]阿多诺.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M].彭淮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75.

[2][法]雅克·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M].王钦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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