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夏志颖 | 《人间词话》版本称谓的几个误区

夏志颖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9-23
《人间词话》,王国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专栏

冷眼

作者:夏志颖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导读】今人对手稿本《人间词话》的性质或有误解,整理词话时所普遍采用的“刊稿、未刊稿,删稿”三分法似是而非。“通行本”曾用以指称徐调孚校注本、王幼安校订本等,但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现今的研究,应予舍弃。在理论形态和版本样态上,为《人间词话》或王国维词学寻找“终极”的做法可能会劳而少功,《学报》本与《时报》本都不足以胜任这方面的学术诉求。

【关键词】《人间词话》  王国维  版本


翻看目前有关《人间词话》的各类文字,总能见到一连串的术语:手稿、删稿、未刊稿;手定本、初刊本、重编本……这些有关词话版本和内容的名词似乎是越来越多,它们纷至沓来,大有五色令人目盲之势,却不一定都能经得起推敲,以下试择几例稍做辩说。


01

习非成是的“未刊稿”与“删稿”

  
在有关《人间词话》的论述中,“未刊稿”与“删稿”是一组常见的概念,为了更准确地判断二者的性质,这里先得介绍一下《人间词话》的版本情况。

  
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说,《人间词话》最多只能有四个版本,以它们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分别是:


1.手稿本:该本大约写于1908年夏秋之际,一般认为其中共有125则,至于各条目的文字、次序、分合,学界仍有细微分歧。王国维生前,此本不为人知,他去世后,赵万里、王幼安因身份的便利,先后披露了其中不少内容。该手稿原件现藏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已有多家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下文的引证均据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所收录的手稿整理本。

  
2.《国粹学报》本:64则,其中有63则取自手稿本(文字有润饰),连载于1908年11月至1909年2月的《国粹学报》(总第47、49、50期),下文称《学报》本。

  
3.《盛京时报》本:31则,主要内容系据手稿本与《学报》本重新编选而得,与《学报》本重合甚多。1915年1月连载于《盛京时报》的“二牖轩随笔”专栏中,前有题记:“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录如下。”下文称《时报》本。

  
4.朴社本:64则,1926年北平朴社据《学报》本出版的单行本,除了改动《学报》本的个别误字外,二者内容相同,可以视作同一个版本。

  
迄今为止,不管有多少家出版机构,出版了多少次《人间词话》,其基本内容皆源出以上四种。明乎此,再来回顾“未刊稿”与“删稿”的来龙去脉。

  
最早使用“未刊稿”一词的是赵万里(王国维弟子、助手)。1928年,他在《小说月报》(第19卷3号)发表了《〈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一文,其中据手稿本《人间词话》辑出44则不见于《学报》本的未刊词话,并有案语:“以上均见《人间词话》手稿。”又附录了从他书辑出的王国维论词文字4则,也都注明了出处。在这48则词话之后,是“论诗文及通论文学”的若干则。赵氏此文名曰“《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突出《人间词话》的地位并无问题,因其中有关《人间词话》的内容最多最集中。

  
“删稿”一词首见于王幼安(王国维次子)校订本《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与《蕙风词话》合刊)。该本分为三个部分,可视为三卷:卷一题“人间词话”,即《学报》本(朴社本)的64则;卷二题“人间词话删稿”,收赵辑的44则,另据手稿本补辑5则,共计49则;卷三题“人间词话附录”,收散见于各书的王国维论词文字。此前不少二卷本《人间词话》,往往将已刊的64则词话归为上卷,将辑自手稿的未刊词话与他书的论词文字统归入下卷,这种做法使得《人间词话》的体例淆乱,显然不可取。当是有鉴于此,王幼安将所有不属于《人间词话》的文字一律移入“附录”;但他用“删稿”来指称手稿中未曾刊出的部分,却又易导致新的误会。

  
将赵、王二人的校辑工作合而观之,虽说用词有“未刊稿”与“删稿”之别,但内涵可以相通:从客观的刊布结果来说,所有未曾公开发表的都可以称是“未刊”,而之所以“未刊”,当然是因为作者的删弃,故而从主观选择的角度来说,称为“删稿”也能成立;是以王幼安全盘接受了赵万里的“未刊”校辑,并无异议。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赵、王二人都对手稿本中的部分条目有所保留(赵本留下18则未辑,王本留下13则未辑),他们既然能热心地从他书辑录王国维的论词文字,却仍不愿将词话手稿中的文字悉数录出,这其中究竟有何原因?二人取舍手稿条目的标准又是什么?

  
遭赵、王舍弃的手稿条目,有的语涉标榜,如第24则“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第26则“开词家未有之境”“古人亦不如我用意”;有的全系抄撮前人词话,如第64、65则分别摘录贺裳《皱水轩词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未有己见;还有数则手稿涂改过甚,辨识不易,如第92、93等则。除了这些可以想见的原因,其余几则遭舍弃的原因实在无法揣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见到了手稿本的真容,他们对其中的标识符号、圈改痕迹等做了详细的考察。刘烜《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云:“读了手稿,我看到未刊的词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王国维本人用毛笔删掉的,共九则,这当然是删稿。第二种是作者并未删去,却尚未发表。……这些称之为‘未刊稿’,也说得过去。”(《读书》1980年第7期)有感于王幼安校订本把“未刊稿”都称为“删稿”,“不利于分清原稿上的两种情况”,在随后发表的《人间词话(重订)》[《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中,陈杏珍、刘烜首次将《人间词话》手稿中未曾发表的部分再细分为“未刊稿”与“删稿”两类:“《人间词话》的手稿中,有一部分是作者删掉的,我们标出‘删稿’,列为附录,另有一部分是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我们标出‘未刊稿’。”这种将“未刊稿”与“删稿”并置的做法,为此后大量的《人间词话》整理本所继承。

  
应予说明的是,王幼安肯定见到了手稿中的标识,在其校订的《人间词话》“删稿”部分,有数则加注了案语,如“此则在原稿内已删”“原稿此则已删去”等。按照他在《校订后记》里的说法,其“删稿”收录的是王国维所“删弃”者,也就是说,王幼安校定本的“删稿”已包含了删、弃二者,他和赵万里在辑补《人间词话》时,并没有以手稿中的圈改涂抹为据。由此可知,目前所普遍采用的“未刊稿”与“删稿”,其内涵已经与它们的发明者赵、王二人所用不同,条目序号也无法对应。更进一步说,赵、王二人虽用语有别,但都是将《人间词话》的内容分为两类,也就是根据公开发表与否作为分类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说是客观的。后人将《人间词话》分为三类,引入了一条新的标准,即手稿中的圈识标记。但问题在于,通过圈识标记还原作者的初衷必然可行吗?

  
彭玉平在详细考察了手稿本的标序和圈识后认为,王国维在择录若干则拟发表于《国粹学报》之前,起码经过了三次斟酌调整的过程,“可能第一次标号至‘二’就没有进行下去”,“第二次标序至‘十八’而止”,“在发表时又做了第三次排序,不过,这次排序没有在手稿本上标识出来”(《人间词话疏证·绪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循此思路观照手稿本中的三种删除标识(一是为被删条目加框,类似于圈号;二是在被删条目各行的上下端加括弧;三是墨笔涂抹被删条目),我们不禁要问:三种删除标识有没有区别?是不是分批次出现的?在标识删除条目时,是否也有中途而止的可能?要知道,王国维从未想过要公开这份手稿,当然也不会非要自觉地通过圈识标记来完整全面地表达意图——手稿常常就意味着不确定与未完成。故而,将未刊部分细分为“未刊稿”与“删稿”的做法,看似较以往精密了,却又免不了有一厢情愿的隐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年来出版的《人间词话》,言及“未刊稿”时,都列出了50则,这也不太合理。赵万里与王幼安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时报》本的存在,所以他们对“刊稿”的理解就是64则(《学报》本/朴社本),但今天既然已经知道《时报》本的31则已刊稿,则对“未刊”的判定理应有所更新才是。比如,手稿本第45则(言气质,言神韵……)、第70则(宋直方之《蝶恋花》……)因不见于《学报》本(朴社本),皆被后人归入未刊稿,但其内容早已见诸《时报》本;第69则(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第71则(《半塘丁稿》中和冯正中……)在《时报》本中合并为一则。滕咸惠在《人间词话新注·修订后记》(齐鲁书社1986年版)中就曾指出“这四条其实是不应叫作‘未刊稿’或‘删稿’的”。还有同样被视为未刊的手稿本第90则,该则论《草堂诗馀》和《绝妙好词》,内容也已并入《时报》本的相关条目。由于《时报》本长期湮没无闻,后人对“未刊”的认定都是基于手稿本与已刊的64则的对勘;而在《时报》本已经进入学界视野的情况下,旧有的“未刊稿”自然就名不副实了,继续沿用,只会增加认知上的混乱,而不少论著对上述几则条目“未刊”原因的某些分析,当然就沦为无的放矢。



02

昨是今非的“通行本”

    
王幼安《人间词话·校订后记》云:“兹以通行之中华书局排印有校注本为据。”这里所说的通行之本当为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的徐调孚校注本,该本源出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的徐调孚《人间词话校注》。王幼安在校订时,依据《人间词话》的手稿补充了“通行本”未载的4则,以致这一新的校订本与徐氏“通行本”的内容、序号不能完全对应;而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都以“通行本”指称王幼安校订本。又,周锡山在《〈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说“赵、徐、王的通行本影响很大”,他将赵万里的《〈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与上述徐、王二本统称为通行本,这自然有问题;且不说赵万里的只是一篇辑补文章,根本算不得《人间词话》的“版本”,即使他与徐、王二本存在些源流关系,三者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由此看来,诸家对“通行本”的使用似乎是各取所需,这大概表明,对“通行”的认定会有点主观性,因人而异。而且,“通行”也可能受到时空的限制,此时此地的“通行”,移诸彼时彼地,就未必“通行”。在《人间词话》的整理者、出版者相对较少的时期,使用“通行本”也许还不太容易产生误解,但目前坊间充斥的各种《人间词话》已经数不胜数,相较于晚出的整理本,赵、徐、王三家都未能完全披露手稿全文,有此硬伤,三者将不再“通行”是必然可以预见的,因此,在指称《人间词话》的版本时,应当逐渐弃用“通行本”一词。



03

似是而非的“终极版本”

  
对于《时报》本《人间词话》的性质与地位,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在王国维词学思想中具有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也有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时报本’不但不是《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样态,而且也谈不上版本的‘经典’性,虽然‘朴社本’与‘学报本’内容无异,但维护‘朴社本’的终极理论形态和终极版本样态是毫无疑义的。”(于永森《也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问题》,《聊城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哪种观点更有道理,相关论文俱在,相信读者自有判断。但“终极版本”这个词,难免会使人联想到盖棺定论之类的话,而这又未见得妥当。不论从态度上,还是实际作为上,都可以确认,晚年王国维对各版《人间词话》都不满意。

  
先看王氏对《人间词话》的态度。《学报》本发表后,反响平平,此后《时报》本的发表亦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随着王国维学术声望的急剧攀升,其早年著述引发了学界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兴趣。在此背景下,出版社有意出版《人间词话》的单行本,负责此事的陈乃乾曾致信王国维征询意见,王氏先后回复过两封信:“此书弟亦无底稿,不知其中所言如何。请将原本寄来一阅,或有所删定,再行付印,如何?”(1925年8月29日致陈乃乾函)“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1925年9月18日致陈乃乾函)从中不难觉察到王国维对出版《人间词话》之事的冷淡态度。王国维去世后,许多友人弟子都记录了他讳言《人间词话》的情形:


(王国维)少壮治文学、哲学、教育学。……其壮年所治诸学,稍后辄弃之不乐道。(赵万里《〈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

  
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年才有印本的,我在他死前竟未见过此书。他晚年和我住得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胡适1935年8月24日致任访秋函)

  
王国维先生晚年在清华教书时,有人询以《红楼梦》及论词主张,王辄瞠目以对,说是从来没有这回事。(林东海《师友风谊》转述罗根泽语)

  
(王国维)晚年绝口不提《人间词话》,有时盛赞皋文寄托之说,盖亦悔之矣。(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8月1日引张尔田语)

  
这些记载正好呼应了“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足证晚年王国维对《学报》本并不满意,研究者也就不能固执地认为王国维在1925年通过单行本确认了他早年的词学观点。就此而言,强调朴社本是“终极理论形态与终极版本样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另一方面,王国维宁愿出版自己不满意的《学报》本,也从不提及《时报》本,其中的原因,要么是无意识地忘记,要么是有意识地回避,无论是哪种情况,当发生于友人询以词学著述时,都能说明他对《时报》本也不看重。“王国维词学思想”是一个复杂的范畴,除了《人间词话》,还应当包括学术论文(如《清真先生遗事》)、词籍批校题跋,乃至词体创作中隐含的观点等,其中不少都产生于《时报》本之后,而且与《时报》本的一些说法也不尽相符。可以说,《时报》本的“被冷落”实系王氏有意为之,在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中,它无力胜任“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的赞誉,其价值不用太过拔高。

  
再看他的创作实际与词话的矛盾。《人间词话》认为“词最忌用替代字。……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朴社本第38则/《时报》本第18则),又说“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朴社本第58则),这里的“忌用替代”无疑是兼指诗词的,但王国维于1912年3月在日本京都作长篇七古《颐和园词》记清末史事,此诗甚有时誉,首句即以“汉家”替代清王朝。1917年3月在上海作《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首二句“安期先生来何许,赤松洪崖为伴侣”,也以传说中的古代仙人代指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与富冈谦等人。朴社本第59则中,他认为排律在各种诗体中地位最下,因其“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但当1913年2月隆裕皇太后去世时,王国维作五言排律《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并且对此诗“颇为满意”(王国维1913年2月24日致缪荃孙函),可见排律能否“寄兴言情”,亦因作者而异,词话所言,显然武断。另外,静安诗中还有大量的挽诗、寿诗、题图之作,与其词话中的超功利文学观也相左。朴社本第57则云:“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反观他的后期诗作,诗题中某太守、某观察、某少保、某中丞等,触目皆是,清人郑燮曾对以诗歌做无聊应酬的现象深恶痛绝:“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满纸人名,某轩某园,某亭某斋,某楼某岩,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王氏诗作正恐难逃板桥之讥。

  
王国维自称“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手稿本第24则),还说“词人观物,需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手稿本第74则),朴社本和《时报》本都对吴文英词极为鄙视,但他后来写下一阕《霜花腴·梦窗韵补寿彊村侍郎》(1919),以长调寿词次韵吴文英原作,将自己宣扬的禁忌一一犯遍。手稿本和朴社本都对张惠言(皋文)解词时的深文罗织大为不满,《时报》本第29则也批评张氏《词选》“固陋弥甚”,但据张尔田之说,其晚年“有时盛赞皋文寄托之说”。

  
初撰《人间词话》时,王国维年甫过三十,勇于立论,词话中有许多精彩的意见,也有一些偏激的观点。在学术转向后,王国维以朴学闻名海宇,不再有专门的词学著述发表,但其文学写作一直未有大的间断。时过境迁,他对词体乃至文学的认识发生变化亦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这种变化没有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显现于世人眼前。他在致陈乃乾信中所说的“或有所删定”终究未能实施,所以就词学而言,我们无法确知王国维晚年定论的详情。要言之,朴社本与《时报》本实质上都是特定阶段的产物,无视这一点,而执着于在“理论形态”和“版本样态”上为《人间词话》找一个“终极”,恐怕既不可行,也无必要。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3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专题
就地过年 | 法兰克福学派 | “给孩子” | 文学与声音 | 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 | 算法社会 | 媒体资本 | 姐姐综艺 | 胡继华纪念专题悬疑剧 | 科幻与未来 | 元宇宙 | 城市空间病理学 | 游戏研究 | 本雅明诞辰130周年 | 数字劳动 | 技术与后人类 | 数字货币 | 茅奖四十年 | 游戏性网络文学 | 过劳时代的劳动 | 声音政治研究
栏目一览
期刊导读 | 盘点 | 社会关注 | 私人阅读报告 | 读书生活 | 冷眼 | 重读 | 学术书评 | 思想文化 | 特约书评人 | 双子书话 | 著译者言 | 书界观察 | 读家有方 | 书评空间 | 概念 | 全球书评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关于中外优秀图书的评论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中国图书评论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