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2022年文化研究的旅程中，经典理论译介与再阐释和当下的现象与问题相结合，以最遥迢的精神启迪着我们最近的生活，共同构筑了对现实图景的批判与思考。
【关键词】文化研究 图书盘点 经典理论 现实批判
自20世纪中后期诞生之日起，作为知识反思与社会实践的文化研究一直保持着方法论与立场的开放性。这片无边界之地，也是无数问题与意识相遇、相持以及对话的场域。2022年度的文化研究类图书记录了这些弥足珍贵的话语，无论是经典理论的译介与阐释，还是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与思考，都彰显了与前辈、与同代学者、与当下生活坦诚对话的勇气与力量。文化研究在对话中敞开自身，洞悉现象背后的肌理。下面分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理论、网络文化、性别、媒介与视觉、劳动·身份·区域等专题进行回顾。
文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二者保持着复杂的联结与分离关系。2022年，随着疫情在各地频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生命、自由、制度、经济等关键问题的反思入口与言说方式，对“不设边界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再度成为学界的热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斯图亚特·霍尔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2022年，霍尔等人合著的《管控危机》（黄典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一书是本年度西马和英国文化研究的重磅作品。该书的写作花费了霍尔6年多的精力（1972—1978），是其在伯明翰大学时期的巅峰之作，也是霍尔学术进程中的“决定性转折”。《管控危机》延续了《通过仪式的抵抗》中传媒与道德恐慌关系的研究，使之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持久的主题。本书以“行凶抢劫”这一看似普通的社会治安问题作为言说起点，研究对象和目标却是与犯罪无关的“社会形态”[1]31。受到斯坦利·科恩的“道德恐慌”理论和芝加哥学派贝克尔的“标签理论”的影响，霍尔认为英国社会对于行凶抢劫的反应已经远超这种“威胁”所到达的真实水平，“行凶抢劫”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特定语境下具有社会失序的意涵，这个看似普通的社会治安议题成为“撒切尔主义”下重建保守秩序和强化国家威权的手段。在这场“意识形态置换”[1]3的极端浪潮中，作为主要舆论机关的媒体将主流意识形态转述为“共识”强制反哺给大众，成为被国家机器征用的重要连接点。霍尔等人借鉴了民族志的想象力，同时援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使其研究展现出微观互动与宏观历史批判结合的光芒。《斯图亚特·霍尔文集》（黄卓越，戴维·莫利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3月）是另一部汇聚霍尔思想的巨著，呈现出他的多重面向。而“阶级与文化”“传媒与传播”“流散与后殖民”等多层次主题的“编排”，也确证了霍尔作为流散的有机知识分子时刻以“不做保证”的开放姿态介入时代的批判斗争中。正如约翰·道克尔所言：“他（霍尔）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那一本书，而是在于文章和文集的序言，它们交织在热火朝天的论争中间，引导伯明翰工程走过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地雷阵。”[2]霍尔在与理论化的不间断的角力中，指引着文化研究工程的走向。纵观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英国伯明翰学派无疑是其制度化的原动力。李庆本和韦玮主编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精粹文选》（长春出版社2022年11月）以时间为序收录了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约翰逊、拉伦等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文学、民主、性别、史学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思考。借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他山之石”，可以“巧琢”本土文化研究的话语构形与理论范式，重现批评的锋芒。本雅明是西马学者中最具魅力的代表人物之一。2022年是本雅明诞辰130周年，《单行道》（李士勋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11月）和《讲故事的人》（方铁译，文津出版社2022年1月）是本雅明的两部重要作品集。《单行道》中的本雅明站在多义性的交叉路口，选取日常生活中的意象以片段式的写作手法进行呈现，勾勒出“现代性史前史”的脉络。在这部多年后再版的新译本中，译者勘正错误、打磨语句，力争还原本雅明佶屈聱牙的行文。《讲故事的人》则收录了包括诗歌、小说、寓言以及实验文本等本雅明诸多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可以说是本雅明的纯文学“尝试集”。这些看似零散的短小篇什浸润着本雅明的个人经验，在以碎片化的形式传递“赢得时间”口述方式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管窥本雅明的另一条道路。为复杂而矛盾的本雅明立传并非易事。霍华德·艾兰和迈克尔·詹宁思的《本雅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聚焦本雅明写作的日常现实，在内容上呈现出具有本雅明历史观特点的“时间的总体性”。该书按照编年次序的写作方式展开，将散佚在各处的细节编织为整体，徐徐展开了隐藏在本雅明神话生平背后的“意象空间”。本雅明与阿多诺的友谊一直为学界所津津乐道，而正如本雅明所言，伟大的书信能够散发“史诗般的甜蜜”[3]18。《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1928—1940》（刘楠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以时间为序收录了阿多诺与本雅明之间往来的121封信件。作为书写形式的一种，书信不仅是阿多诺与本雅明私人对话的场所，更是其思想的对话、交流乃至碰撞的空间。阿多诺坚持以非同一性作为理论基础，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本雅明在后期则试图寻找着“直观、具体直接指向实践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3]11。无论是二人在性格和人生经历指向上的差异，还是学术成果的推进与完成，都在一封封信件的传递中逐步显影。于阿多诺而言，其哲学思辨与音乐思想互相缠绕，互为阐释。《论瓦格纳与马勒》（彭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一书收录了阿多诺评判瓦格纳与马勒的两篇音乐美学专论，即《试论瓦格纳》与《马勒——一种音乐的面向》。前者是阿多诺所撰写的第一部音乐专著，也是继尼采后的瓦格纳研究中最为复杂和多义的文本，是由“瓦格纳个人”的音乐元素走向了“瓦格纳现象”的社会哲学批判；而后者则是阿多诺晚年时期的作品，从细节入手论述了马勒的音乐“面向”。《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由阿多诺大量备用笔记与少数成篇的文本构成，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观照晚期贝多芬与其作品，尖锐晦涩的“隐微书写”（esoteric writing）和断篇式排列给阅读带来了极大的难度。阿多诺将对贝多芬与对勋伯格的批判相联合，共同构成了他力图祛除启蒙主义神话迷雾的内在调性史批判的重要部分。阿多诺将流行音乐视为社会的“黏合剂”，而毛利嘉孝的《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耳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8月）则以整体性的视野重拾了流行音乐研究。该书以西马批判理论为基础，从日本流行音乐的视角切入具体对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张力进行分析。哈特穆特·罗萨作为批判理论第四代领军人物，《不受掌控》（郑作彧、马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一书是他的学术巨著《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的大众简明版，也是对同代学者拉埃尔·耶姬“化用”批判理论的辩驳。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中，罗萨指出了“加速”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特征，认为现代社会受到技术加速、社会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的制约，而在《不受掌控》中罗萨试图对这种新异化的现实提供解决方案。“掌控”涵盖了“掌握”与“控制”的双重含义，在罗萨眼中，人类永远无法达成完全的“掌控”，而晚期现代社会的个体却因对“全面掌控”的迷信产生了与世界内在分离的异化关系——“内卷”与“内卷”后无奈的“躺平”就是一个佐证。作为异化的对立面，共鸣意味着主体与世界的双向触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保持何种程度的“共鸣”与“掌控”？罗萨并没有在书中给予我们直接的回答，也许他对里尔克“愿你们永远后退一步”[4]一句的引用，就是以留白姿态进行的回应。从“彼时”到“此刻”，批判理论历经无数变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选》（安德鲁·彭达基斯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3月）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30余篇。面对当今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重读这些多元主义的批判理论，能够使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然而批判理论的锋芒和锐度也在其发展中受到质疑，多米尼克·洛苏尔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李赛林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3月）集中批判了包括阿尔都塞、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等在内的西马理论家。本书特别关注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裂隙的时刻，从殖民—反殖民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对于文化研究者而言，大众文化和亚文化永远游荡在权力关系的网络中，隐含着斗争与革命的潜能。而二者也在相互缠绕、转化和吸收的复杂关系里，构成了当代大众日常生活的现场性。20世纪中期，维特根斯坦以“家族相似性”论说了游戏的无本质定义，而伯纳德·舒兹的《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胡天玫、周育萍译，重庆出版社2022年6月）却依循了维特根斯坦“观察与理解”的方法对其加以反驳。《伊索寓言》中那只以“无先见之明而闻名”的大蚱蜢，在本书中成为美好生活的典范、乌托邦的绝对捍卫者，“玩游戏”正是它为之辩护的对象。在蚱蜢与其信徒柏拉图式的对话中，玩游戏就是“自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碍”[5]，“玩”的内在价值赋予了我们未来生活的理想图景。蚱蜢将游戏视作所有活动的本质原型，不仅开拓了对于游戏的定义方式，也在朝闻夕死中为我们提供了对“享乐”和“劳动”的辩证认识。作为大众文化与亚文化的主体，青年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富有张力、最为变动不居的。乔瓦尼·莱维和让-克劳德·施密特主编的《西方青年史》（张强、柳玉刚、申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对希腊罗马、中世纪直至现当代的西方青年形象进行研究阐释，尝试在历史叙述与图像研究的交叉视野中定位青年身份，彰显了史料运用的多重性。该书最突出的启示之处在于对青年“过渡性”特征而非对“年龄段”划分的强调。青年的过渡性，既指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青年在步入成年前被不同惯习所塑造的社会化阶段，也指向由具体走向形而上学的“处境”。对于我国青年研究的立场，本书点明了即便青年看似整体，其内部也有边缘与中心、少数与多数、沉默与喧哗之别。而对于我国当下主流文化意欲构建的“青年神话”，同样能从西方青年历史话语的追溯中撷取某种对称性——当下已然在过去之中昭显。2022年的网络文化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出新求变,与多样元素和设定的网文相映成趣，创生了属于自己的“元宇宙”。对于网络文学而言，其“网络性”一直被视作破题之要，而王小英的《媒介突围：网络文学的破壁》（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2年7月）进一步丰富了“网络性”的意涵，指出网络文学的主流化正来自网络文学媒介突围和破壁的实践，这种实践既关涉作品内容层面，也关乎文化产业合作层面。作者重点考察了网络文学平台驱动和IP的跨界生长，指出了平台经济对网络文学的塑形，并在融媒体视域下反向看待网络文学这一在互联网原生的文学样式，关注网络文学在脱离网络原生语境后的新生机。本书既有对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同样态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也有对网络文学融媒体实践的案例分析。从这种意义来看，“破壁”一词不仅是对“网络性”传统的反叛，也是对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学术研究与操作性层面的超越。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和批判标准是本年度的热点研究话题，而研究者切入研究的方式实则已经决定了研究的最终呈现形态。安迪斯晨风的《生如稗草：网络文学导读》（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无疑拥有网络文学批评的粉丝型评论视角。作者摆脱了理论先行的嵌套式批评，展现出“网络原住民”的言说视域，在茫茫书海中打捞网文中的珍宝，以点带面将书评的“星丛”连缀而成一部网络文学通史。如果说安迪斯晨风践行了“身居草莽”的个体化批评，那么单小曦的《网络文学的合作式批评（浙江篇）》（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则落实了“学者—作者—读者”的金字塔形合作式批评。全书选定了包括燕垒生、蒋胜男、沧月等10余位浙江网络文学的核心作者，通过学者批评、作者自述和读者评论的3个维度透视网络文学的不同面向。然而由专业评论者筛选而出的读者评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还原读者群体的真实表意？这仍然值得我们揣摩思考。在疫情催生的“宅经济”影响下，网络文学作品在质量与数量上迎来了新的高峰，网络文学的文选与年鉴建设成为作品留存与重述的纸媒“资料库”。由肖映萱和邵燕君主编、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编选而成的《中国网络文学双年选（2020—2021）·女频卷》（漓江出版社2022年3月），吉云飞和邵燕君主编、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编选而成的《中国网络文学双年选（2020—2021）·男频卷》（漓江出版社2022年3月），分别选收2020—2021年完结或已连载主体部分并有更新的男频和女频典文，全书以导引、简介、节选、读者评论摘编和专业评论阐读为主线，向大众解构了体量庞大的网络文学作品。该年选是以“学者粉丝”视野建立学院派批评的可贵尝试，既关注了高热度的网文作品（如卖报小郎君《大奉打更人》、一十四洲《小蘑菇》等），也关注了网文新类型、新指向、新精神的小众流行作品（如半麻“赛博修仙”类型的《赛博剑仙铁雨》、七英俊“多层穿书”类型的《成何体统》等）。《网络文学名家名作导读丛书》系列（作家出版社2022年5月至6月）则将学者导读与作品选文相结合，主体作品包括《芈月传》《剑来》《点到为止》等。导读从传统文学的创作理念和评价方式出发，对网络文学写作者和阅读者的价值观与审美体系建构有重要的意义，也对网络文学的精品化和主流化发展起到了指引作用。欧阳友权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21）》（新华出版社2022年7月）由“年度综述”起笔，全方位勾勒出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全貌盛景，又多角度剖析了该景观的内生机制与发展脉络，是网络文学资料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网络文艺的产业研究方面，郑焕钊的《网络文艺的本土实践：基于文化创意与价值观视野的观察》（南方日报出版社2022年10月）立足于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治理批评的双重视角，将网络文艺的人民性、文化形态、文化治理等基本问题剖析与网络综艺、网络游戏、网络剧等个案分析相结合，在全方位呈现出中国的网络文艺实践景观的同时，也以贴近现实的行文为文化建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思路。而其《数字时代的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案例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一书则通过“跨界生产”“内容生产”“产业模式”核心主题统摄下的鲜活案例分析，呈现出当代中国数字文化的多层面貌，为文化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厚的跨学科成果。面对2022年，层出不穷的性别事件，性别研究成为现实的回声与注脚。本年度，随着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内地大众读者中被广泛接受，其译作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形成了一股“上野千鹤子热”。上野千鹤子一直在用最温柔的态度从事着最犀利的研究，只为让弱者得到尊重与选择的权利。“家庭”作为上野千鹤子的学术起点，《近代家庭的形成与终结》（吴咏梅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一书不可被忽视。该书是其2004年所出版代表作的增订版，以女性解放史学观观察了家庭历史变迁的宏观趋势，打破了近代家庭“爱的共同体”的神话。《始于极限》（曹逸冰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9月）是上野千鹤子与作家铃木凉美的通信集，本书秉承着“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学术路径，在往复的经验性对话中对主体性与结构的困境进行深入浅出的构述：作为个体的主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女性的思想》（陆薇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则以学术理论的对话展示了上野千鹤子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流变。该书不仅是上野千鹤子与日本国内外学者思想对撞的结晶，也为中国女性学与女性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增设了启示：我们需要秉持“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以外界的理论资源阐释本土问题。而《女生怎样活？》（匡匡译，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9月）则是上野千鹤子面向青年女性的启蒙书籍，语言晓畅浅白却不失力度，在问答中揭示了女性成长历程中的困惑与阻碍，也是以性别视角观看并反思社会现实的通道。卡罗琳·海尔布伦曾言：“愤怒是女性最禁忌的情绪。”而丽贝卡·特雷斯特的《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成思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5月）关注了这种“禁忌的愤怒”。该书聚焦女性愤怒与美国政治之间的具体联系，即美国妇女的憎恨如何引发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运动。由于其行文以例证为主，不免对女性“愤怒”的理论深度发掘略有不足，但仍然揭示了这一广受主流文化抑制的情绪是如何彰显其现实之力，以及种族、阶级与女性问题交叠的复杂性。凯特·曼恩的《应得的权利》（章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5月）以两条路径展开写作：男性不合理的应得权利感对于“厌女”行为的催生，以及女性受到体制压迫所导致其应得商品被掠夺的情状。该书可以与《好不愤怒》进行对读，对女性所经受的社会现实进行反思。颇为遗憾的是，同样没有依照逻辑将写作推进到底，形成系统性的观念或理论。《看不见的女性》（詹涓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8月）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二分的基础上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数据缺口，以事实和数据全面论证女性的现实处境。女性始终是网络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与建构者，高寒凝的《罗曼蒂克2.0：“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年8月）关注以女性粉丝社群相关活动为基础衍生的文化生产行为，提出了“罗曼蒂克2.0”这一以“浪漫爱情”为词根的新变体。作者借助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提出的“可塑性性征”概念，创造了“虚拟性性征”这一兼具网络性和性别化的话语。由“可塑性”走向“虚拟性”，意味着互联网媒介时代的“女性向”文化凸显为亲密关系与自然实在的分离。而结尾处作者对堂吉诃德与虚拟现实、三角贸易与赛博代糖的两道喻象，在精巧弥合“罗曼蒂克”演化的历史路径之时，也再度强调了贯穿全书的“亲密关系的虚拟化”与“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核心要素。本书为“隐在亮光之中”的女性亚文化拓宽了理论和现象经验的书写空间，然而对“在亮光中”的女性所预设的全然积极接受姿态仍然值得探讨：在女性亚文化社群对于亲密关系的体验和弥合过程中，圈层中的不同个体是否同样具有能动的积极主体性？以“代糖贸易”为隐喻的商品化过程中，“糖”背后的权力机构又扮演着何种角色？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离合贯穿了媒介研究的批判性场域，对话中的二者互为镜鉴。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达拉斯·W.斯迈思无疑具有标杆意义，《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吴畅畅、张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一书正是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书的先声。该书以受众商品论和意识工业为核心，是斯迈思对受众研究最为深远的启示。在斯迈思看来，受众“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市场范围内，关注特定的传播方式……以群体的形式成为商品”[6]，“受众力”就是受众商品的集中表现。而受众之所以在非工作时间自愿进行“无偿工作”，是由于大众媒体提供的“免费午餐”内容直接作用于意识层面，从而起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化作用。或许在今日看来，斯迈思的这一观点不免有对受众群体盲从预设的消极色彩。同时，斯迈思以加拿大为案例，直指加拿大的传统媒体在资本与文化意识等方面对于美国的依附，并以此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行构述。斯迈思悲哀于美国意识工业对加拿大的控制，以乐观的态度展望进步和解放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罗伯特·W.迈切斯尼的《数字断联》（张志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同样以政治经济分析作为方法，将数字革命与美国时代危机相关联，以批判的视角剖析美国互联网被资本主义塑造和驯化的历史过程。本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所采用的方法和视角具备一定的时效性，但其中关于数字新闻业及数字革命的论断对如今中国互联网研究的借鉴意义仍然十分鲜明。汤姆·菲利普斯的《真相：鬼扯简史》（李立丰、范佳妮译，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7月）关注信息的失真乃至虚构，也即颇具讽刺意味的“鬼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鬼扯”也从与客观事实的背离进化至与主观预期的背离。作者以幽默诙谐的语言书写了一部“假象”小史，为“后真相”时代大众的媒介素养提升提供了方向和路径。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论争的相遇点之一，就是作为“产消者”（Prosumer）的受众。赖纳·温特的《生产性观众》（徐蕾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通过多义的理论旅行定位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以民族志的方式分析恐怖电影观众与粉丝的接受行为。该书个案研究部分深度与广度并存，也可看作对詹金斯“参与式文化”的社会学角度补足。帕特里夏·皮斯特斯的《视觉文化的基体：与德勒兹探讨电影理论》（刘宇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与《生产性观众》同为“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的出版图书。作者有意引入精神分析视角，将电影作为生成—少数的可能，与拉康和齐泽克将电影装置视为幻觉机器的理论进行对照。与其说全书意图以德勒兹的概念生成电影元理论的构想，毋宁说是将电影视作理解德勒兹的路径与介质。德勒兹曾有“大脑即屏幕”的论断，而吉尔·利波维茨基和让·塞鲁瓦的《总体屏幕：从电影到智能手机》（李宁玥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则建构了“总体屏幕”的新视角对电影加以审视，并以此生成了将电影放置在“整体布局”中进行研究的“总体方法”论述框架，对电影研究大有裨益。当代是图像资源丰裕乃至膨胀的时代，密集的图像信息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审美结构。祁林的《视觉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7月）基于媒介技术的时代变迁，对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演进逻辑和本土特征进行研究，为建构具有本土理论话语意义的视觉文化框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思路。唐宏峰的《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1872—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9月）史论兼备，考察晚清以来新的视觉经验、视觉性与视界政体以及其与现代中国人主体性的形成关系。“透明”作为导引全书的关键词，既指向光学媒介引入后人眼对不可视世界的透视，也概括了视觉艺术在现代美术中重新成为前沿问题的背后原因，为近代中国史与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译丛本年度推出了5本译书，其内容复杂，视角多元，方法跨界。其中，斯尔詹·斯马伊奇的《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李菊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9月）将19世纪流行的鬼故事与侦探小说放置在当今视觉理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关注这两种表面相异且对立的文学形式背后自然与超自然、理性与非理性，以及科学与唯灵论的二元关系，阐释其所反映的科学史中视觉范式的转变。作者从爱伦·坡、柯林斯、柯南道尔等人的小说出发，延伸至康德的认知范式和维多利亚晚期光学物理生成，将认识论与文学研究的脉络并置勾连，使我们意识到“眼见”未必“为实”。2022年的劳动研究、身份研究与区域研究类图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边界。马克思曾言，“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7]，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王行坤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一书正以此句为引，将代表酒神精神的劳动视为理想之境。该书是二人合作的第一部专著，所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近30年。二人见证了现代性历史的断裂与后现代性范式的幽灵，坚持以唯物主义的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的形态，为《帝国》一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本书以劳动问题为核心，一大特点是在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等领域中讨论活劳动的作用。哈特通过揭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资本主义法律和社会制度中所处的地位，来阐述劳动塑造与表达生命和资本主义规训与剥削手段的二重性，最终对国家—形式展开了批判。而徐志伟和王行坤主编的《“后工作”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正是以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拒绝工作”为核心。该书收录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后工作”研究的16篇代表性成果，呈现出更为立体的劳动篇章。“拒绝工作”与马克思的“消灭劳动”内涵基本相同，其目标意在废除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内具有二重性的劳动。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扬弃”工作，走向承认和满足人类真正需求的“后工作”的时代？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从闲暇与工作时间、工作伦理与观念、收入与保障等角度对“后工作”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剖析。佟新主编的《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7月）则关注了数字时代下中国本土的劳动状态。虽然在“前言”部分强调了全书意图展现的非虚构性，但就主体而言，更倾向表现出了其非虚构与学术写作之间游离的模式。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关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这一广泛存在的“房间里的大象”，将其定义为“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8]，其对工作伦理的多角度论述可以与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形成对读，也即工作伦理分离了人们所做的生产活动与人的真正需要。同样关注新自由主义下工作伦理变迁的还有杰米·K.麦卡伦的《过劳悲歌》（涂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2月）一书。该书从过长的劳动时间维度对美国的工作现状进行研究，由经济的不平等、文化的主观价值与政治的两极分化角度揭示了美国劳工现象与劳工学研究的一角，为森冈孝二提出的“过劳时代”论点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大卫·R.罗迪格的《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郭飞、李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以劳工研究中鲜被关注的白人工人身份为主题，具体考察并阐明了种族优越感对于劳动者观念的塑造。该研究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路中引入族群范畴分析美国劳工阶级的历史形成，不仅突破了种族主义的盲区，也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身份是对自我的确证。作为后殖民领域的经典之作，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本年度共出版了3个译本（张香筠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8月；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胡燕、姚峰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5月），足可见其重要性。法农的文字是诗意的学术，对于翻译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张译本是内地首个法语直译本，万译本在前译的基础上勘正多数错处，而胡和姚的译本语言则相对精准晓畅。法农通过对黑人主体的行为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心理学、精神分析以及现象学视角的分析，解释了殖民过程中黑人群体所产生的集体精神病症，进而提出以暴力革命作为摆脱困境的方法。该书超出了所书写的历史时代与种族分歧的局限，其对殖民主义双重主体的剖析以及对殖民者客体化的努力，成为后殖民理论学者解构殖民霸权的重要理论资源。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欧内斯托·拉克劳的《解放》（白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关注启蒙时代以来“解放”概念在新条件下的重构问题。拉克劳从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之间差异的关注出发，借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指出身份是我们身上各种要素的多元决定，以此打破了身份政治的神话。身份涉及自我，同时也在揭示一段隐蔽的历史。作为“共同体”浮现的身份，是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在《共同体的边界》（窦绪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中的论述对象。该书出版于1942年，其批判目标指向了当时的反魏玛共和国的思想运动。普莱斯纳立足于哲学人类学视域赋予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理论图式不同的价值内涵，以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诸种形式进行追问。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才给人提供自我与他者、与自身之间必要的空间和距离，而正是立足于这种空间和距离，人才能不断地重新对自身进行构想和校验。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跃出了逼仄的“椰壳碗”，倡导跨越边界的研究，并强调了区域研究的整体性。《探索与反讽：暹罗研究四十年》（杜洁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正是在这一思路下进行的写作。该书按照年份和主题对安德森关于泰国研究的论文、评论和随笔进行编排，时至今日，文章的观点和视角依然独到。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的《想象的全球化》（陈金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强调在跨文化旅程中理解他者，通过对文化间性的诗学解读，构述了异质化叙事背后全球无秩序的存在。戴维·哈维的经典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叶超、张林、张顺生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1月）以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运作逻辑进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之作。全书围绕社会进程与空间形式进行写作，展现了哈维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视角。面对城市化进程的放缓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哈维所提出的“城市总问题”为中国本土研究者提供了探索与发掘的空间。2022年度的文化研究类图书敞开自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共同与差异的窗口。文化研究学者以敬畏和谦虚为底色，也秉持着霍尔所倡导的对话和质疑精神：“除非它能够征服我，能够从思想上战胜我。它必须走到我跟前并说服我。我会与它决战到最后一息”[9]。注释：
[1][英]斯图亚特·霍尔等.管控危机[M].黄典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2][澳大利亚]约翰·道克尔.一种正统观念的开花[A].戴从容译.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36.
[3][德]西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1928—1940[M].刘楠楠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4][德]哈特穆特·罗萨.不受掌控[M].郑作彧,马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52.
[5][美]伯纳德·舒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M].胡天玫,周育萍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2:44.
[6][加]达拉斯·W.斯迈思.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M].吴畅畅,张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27.
[7][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9.
[8][美]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M].吕宇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13.
[9]黄卓越,[英]戴维·莫利主编.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9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事件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网络文艺批评研究”（22AA001）的阶段性成果，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和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项目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4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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