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两年，香港电视台陆续推出《无穷之路》《寻人记》《游走世界天与地》3部纪录片，3部作品均在香港本土以及内地网络平台收获高收视与好口碑。香港电视纪录片历来有注重本土经验、平民视角与世界胸怀的特征，这3部纪录片在延续这些特征的基础上各辟蹊径，以参与式拍摄手法，以共情为传播路径，介入内地主流文化，分别在祖国扶贫事业、香港城市变迁以及世界文化思考等方面呈现了新的特质，通过不同内容的几部纪录片共同形成了一个文化融通的新格局。
【关键词】香港纪录片 参与式纪录片 共情
香港纪录片一直以来在香港本土影视业中处于较为小众的位置，但也一直有着较为主动积极的学习姿态，不管是官方纪录片还是独立纪录片，都能呈现高度现代文明下的主动创新。香港纪录片对本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讲述，公共新闻也注重民生传统，与之相比较，纪录片中对于“祖国”的表达则相对尴尬，长久的被殖民统治身份、回归之后的适应都使得香港纪录片从立场、视角到价值观难以寻找到合适位置，因此较少呈现祖国或者内地的内容。但2021年以来，香港电视台相继推出了《无穷之路》《寻人记》《游走世界天与地》等，这些纪录片均收获了高收视与好口碑，并且在内地哔哩哔哩网站上得到较高关注，几部纪录片分别呈现出香港纪录片不断关注本土的热诚，积极进入内地的勇气，向外观察世界的野心等，拓展了香港纪录片的空间，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新格局。香港电视纪录片一直以来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征。比如，民生传统以及国际都市文化，但内容过于关注本土远离内地，语言上以粤方言为主辅以英语的语言屏障都影响了香港电视纪录片进入内地市场，从拍摄主体而言似乎没有找到进入内地的合适的方式，从受众而言内地观众与香港电视纪录片也需要寻找记忆、文化以及共情的基础。而在近两年推出的纪录片《无穷之路》以内地扶贫工程为题材，不仅在香港本土完成了10个点以上的高收视率，同时也在内地收获了网友们的各种好评，赢得了官方“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大奖，从该片能看出香港纪录片力图突破自己的原有格局，尤其是争取正面进入内地的勇气。《寻人记》由资深香港主持人方东昇带队，和观众一起穿越时空，地毯式搜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小故事的主角，回味旧事呈现社会变迁。2022年香港电视台又推出《游走世界天与地》，以极具对比性的4个国家带来了对世界以及人生的思考。综观近两年来收获了好口碑的这3部香港电视纪录片，在坚持香港电视业民生传统的基础上都从“共情”处切入传播，3部纪录片均选择参与式拍摄，以主持人的第一视角切入，以真切的人物交流、丰富的互文对话、空间的对比重构以及真挚的内心情感打动观众，从地方到祖国再到世界，正是香港纪录片积极参与、从内到外全面突破的路径。尼科尔斯认为参与式纪录片使得“镜头前发展的事情，成为电影制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互动性质的指示。这种模式将‘我向你讲述他们’变成近似于‘我通过他们来讲述我们（我和你）的程式’，电影制作者的互动为我们打开一扇独特的窗户以便观察世界的某个部分”[1]180。3部纪录片都是选择参与式模式拍摄，以大量主持人的视角、访谈与行动来建构；几部纪录片的主持人《无穷之路》的陈贝儿、《寻人记》的方东昇、《游走世界天与地》的黄翠如，都是香港家喻户晓非常优秀的电视主持人。个人风格智慧又充满亲和力，通过他们的行走、观察、介绍，与拍摄对象的访谈，以及面向观众真诚的自我表露，这几部纪录片都收获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传统纪录片强调客观视角，以默默观察为主要形式，而在参与模式中，纪录片制作者会更加强调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互动。在参与模式中，纪录片寻找的是直接呈现纪录对象周围世界的镜头，以及能通过其表现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历史视角的人物。最终纪录片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访谈和镜头剪辑。在《无穷之路》中，每到一个拍摄的扶贫点，都会选择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完成访谈。主持人陈贝儿采访的悬崖村村民某色拉博，云南怒江的邓前堆“溜索医生”、胡丽梅老师，西海固的谢兴昌、福建老板等，这些人物的选择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陈贝儿一边和他们一起行走在当地，一边完成访谈，悬崖村的旧居与迁移的新村以及幼儿园、社区，怒江的村寨、村医诊所，以及溜索改为经济用途之后的场地，云南失学儿童的职业学校等，还有福建老板走在自己的葡萄园红酒庄园里。这些镜头拍摄的当代环境与对话中的扶贫过程共同形成互补的立体世界。《寻人记》本身就是寻访二三十年前香港电视台曾经采访过的人物，有30年前照顾弟妹的长姐，也有30年前的中学校草，还有一辈子吵吵闹闹的夫妻，他们的访谈在时间的维度上天然呈现了历史视角。《游走世界天与地》也在几个重要城市找到了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比如摩纳哥的地产经纪商，摩尔多瓦的孤独老人等。黄翠如与访谈对象一起开豪车游走摩纳哥的海岸线感叹生活之奢华，或者陪着孤独老人在破败的环境里看着家庭相册，感受家人分离的孤苦，这些访谈与镜头都符合参与式纪录片的特征。正如尼科尔斯总结的，“电影制作者与拍摄对象的对话，强调设身处地的参与、协商一致的行动，以及饱含感情的冲突。这些特性给参与性电影的拍摄制作带来相当大的感染力，他们在个人和历史的各种主题里漫步”[1]187。3部纪录片选择参与式完成大量访谈与记录，许多对话在貌似偶然的机缘中完成，其实都蕴藏着很深的历史必然性，使得纪录片的这种主动参与有了当下的温度，也有了历史的纵深度。在参与式纪录片中，无论是拍摄过程还是剪辑效果，都会使访谈者或访谈对象有大量“自我表露”的时刻，而这些“自我表露”往往是纪录片与观众形成共鸣的最佳时刻。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最早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德尼·朱拉德在1958年提出，他将自我表露界定为：告诉另外一个人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个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的过程。[2]《无穷之路》中陈贝儿数次在镜头前自我表露，这种表露有身体意义上的，也有心理意义上的，或者二者共同呈现。比如，她选择爬钢管天梯进入悬崖村，过程艰辛无比，欲哭无泪，寸步难行；在怒江选择传统溜索过江，尽管村里人都说每年有村民过溜索时落江而亡尸首无存，她虽心生恐惧仍直面危险；前往理塘时被高原反应击倒，在医院边吸氧输液边伤心哭泣。主持人身体上的这些脆弱并没有被镜头回避，而是悉数进入观众视野，甚至占据一定篇幅，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帮助观众对寻访对象的贫困、艰难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当然也更容易引起同情与理解。香港电视台进入内地拍摄纪录片本身是突破性的行为。“参与式拍摄”不仅是纪录片拍摄制作的选择，也是一种主动参与到内地文化中的文化行为。选择扶贫工程这样的主流话语更显示出介入内地文化的勇气，比如纪录片中陈贝儿以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与各地居民对话的访谈镜头本身，其实就具备文化交流以及文化突破的意义。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共情（empathy）源于移情、同情、同理等概念，包括了感同身受、认知判断以及同理模仿等一系列的心理过程。共情“是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并对此做出反应的能力。能够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心理，并做出利他主义的行动”[3]2。这几年，伴随着学科融合的趋势以及传播学自身的发展，“共情传播”这一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与关注。所谓“共情传播”指的是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情绪、情感形成、传递并且扩散的过程。吴飞教授指出，人类应该建立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如此方有利于解决全球传播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4]。应该说，共情与传播有着天然的高度同构性，要想形成高效传播，共情是重要的指标之一，这一点在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纪录片中更为凸显，3部香港电视纪录片也都在不同的方面实现了很有效的共情传播。纪录片《无穷之路》是以香港视角看内地扶贫事业。这部纪录片多少代表了近年来香港人开始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了解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纪录片对扶贫地区的劳作生活、卫生健康、教育状况、文明程度都进行了全面介绍，但这种主旋律内容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宣教的困境。《无穷之路》却另辟蹊径，使用主视角呈现了“真实感”。共情并非主观情感冲动：“共情是客观的。它产生的基础不是假设，而是事实。”[3]21《无穷之路》中大量使用陈贝儿的主视角，爬天梯、过怒江、西海固的风沙、海南岛的原始森林以及与访谈对象的对视、片刻静默中的感动等，大量主视角其实是让香港观众感受到陈贝儿的眼睛就是他们的眼睛，陈贝儿的观看就是香港观众的观看，从而使香港观众与陈贝儿共情。当《无穷之路》在内地哔哩哔哩网站上火爆并且引发内娱关注获得官方奖项时，这部纪录片的被观看视角又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并且实现了更为广泛的共情传播。内地观众、网友看《无穷之路》的过程不仅仅包括了对纪录片中扶贫内容的观看，更吸引他们的则是可以通过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看到香港人是如何看内地的。此时，该纪录片对内地的“观看”本身又变成了“被观看”，是内地观众、网友对香港的“观看”。《无穷之路》成功地突破了长久以来的粤港文化圈而进入中国内地，并且深入到内地最苦最穷的地方，以一种理解、自信、骄傲的方式再现了扶贫这一重大事业，并通过其中小人物们平凡却感人的事迹完成了故事讲述以及共情传播。“通过审慎的行为和互动，共情能产生看不见的连接，把我们都拉在一起，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街区跟村庄，社群跟国家，民族跟整个星球，因为共情产生的这种连接性，这个世界本身变得不再那么让人害怕。”[3]5这是共情的力量，这也应该成为“共情传播”的效果。几部纪录片的主持人尤其是陈贝儿与黄翠如本身都有很强的共情能力，这与传统的对主持人客观冷静的要求有所区别，但的确能在特殊的故事语境中对传播效果进行加持，“当一个人产生共情时，他的情感大脑会变得平静，所以他才能精准又贴切地感受到他人所处的境遇”[3]18。在《游走世界天与地》中，黄翠如最让人动情的一次“自我表露”无疑是在战火连天的叙利亚，在城市废墟中制作团队无意间拍到了仍然生活在破败建筑中的孩子们，黄翠如与这些孩子一起跑一起笑，她以这种态度将本该具象的问题变成了更为温暖的安慰与深刻的思考，同时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与观众的共情。心理学家威廉·伊克斯是在共情研究领域最有威望的研究者之一，他曾经指出，“共情推理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读心术……共情可能是头脑能做的第二伟大的事情，而最伟大的就是意识本身”[5]32。“读心术”这一表述或许过于浪漫传统，但共情无疑可以在传播过程中形成更好的效果，并通过这种共情传播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因为共情有助于个体产生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而群体共情有助于减少群体之间的攻击性行为，改善群际关系。纪录片《寻人记》中有一集叫《龟兔CP》，拍摄一对看上去性格矛盾重重却走过30年矢志不渝的夫妻，在唱着“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的香港，纪录片拍摄的平凡的他们用细水长流的感情打败了无数“摆拍”的爱情故事，网友纷纷评论比许多偶像剧更“撒糖”，更使人感动。因此有豆瓣网友评论“好在现在TVB还有这么真挚的节目，不偏不倚，令人感动同反省”。香港一直以来给人们的感觉都是历史感不强但瞬息万变的现代大都市，《寻人记》呈现的这40年，恰恰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被殖民统治回归祖国走向新世纪的过程。纪录片镜头中本土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打动了无数观众与网友，无须过多解释，也无须过于宏大的阐释，普通的一句话、一段情、一个选择，一段30年的人生已经使许多人完成了与香港人的互相理解与共情体验，毕竟关于爱关于家庭关于亲情是人类的普遍感情，超越语言也超越地域。传播需要共情，纪录片需要共情，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共情，并天生具备共情。“共情是人类根源于基因的一种天赋：共情并不是一种情绪，也不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它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并赋予我们生活的能量、方向和目的。”[5]13虽然共情是人类社会天生的情感能力，但是要在纪录片中完成共情传播，仍然对拍摄内容、拍摄方式以及拍摄技巧有要求，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镜头里，看似随意的访谈中，看似偶然的相遇时，看似不假思索的真情流露片刻，共情正在发生作用，而这一切都是纪录片拍摄的“选择”与“制作”，并最终完成了共情传播。香港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又因其特殊的历史以及地理位置，形成了很鲜明的本土文化以及极具开放性的世界眼光。3部纪录片有各自的视野范围，也有各自的拍摄重点：《寻人记》是香港本土、地方视野；《无穷之路》是走进内地、家国视野；而《游走世界天与地》是世界游走、全球视野。它们在有所区别的同时又形成了一个从本土到祖国再到世界的融通的文化格局，这种有纵深感的文化格局使香港电视纪录片整体有了新气象。在新媒介的影响下，人们对地方的感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维系传统文化的物质地理空间在慢慢淡化，但新的媒介样式并非使地方感消失，而是催生了更多元和广阔视野的新地方感：“经由媒介的阐释，世界会脱离其纯粹的物质层面，而具有更为多样的文化地理。”[6]76新媒介的影响下人们的地方感知发生变化，无远弗届的世界在新媒介的世界里形成，纪录片则可以通过镜头实现这种群体的内部认同：纪录片不仅可以拍摄影像，还可以通过让观众在所呈现的影像空间中经由体验、想象和记忆形成新的地方感。《无穷之路》就是通过影像空间建构香港观众对内地的感性认知以及地方认同。该纪录片在扶贫这一话题的基础上，又探讨了个体成长、群体认同、弱势群体、女性题材等社会话题，因此呈现出与一般扶贫纪录片相当不一样的视角与质地，也更符合香港观众对内地认知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文化储备。在云南的一所专门给失学儿童提供学习机会的职业学校里，纪录片从这些“直过民族”孩子们的基本生活习惯开始讲述，从喝水、吃饭、穿鞋讲到学习的意义、工作的价值；在广西乍洞村，通过卢森堡人尼克的讲述，将中国扶贫工程的壮举纳入世界视野，当一直无偿奉献的尼克说出“快乐源于助人”这句话的时候，扶贫这个由国家政策引导的大工程提升到整个人类文化的意义上，成为与全世界产生共鸣的伟大事业。《无穷之路》中涉及的每一个数据都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生命温度的，整部纪录片以一种自然、积极、温情的方式介入内地主流文化，完成了香港对祖国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媒介地理学早已证明空间不仅是自然的、地理的，还是社会的、心理的。“空间是多义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种种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媒介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综合。空间是有形的，却在人们的体验、传播、重构中不断发生变形，甚至城市的概念也不断被拆离与重组，这都与外界条件、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变化密切相关。”[6]64《游走世界天与地》中选择的瑞士、叙利亚、摩纳哥、摩尔多瓦都是天南地北的遥远他乡，但因为有着国际自由港的身份，香港人一直以来有着非常强烈且自觉的世界感。该纪录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与观众的共鸣，天涯若比邻在新媒体网络中可以实现，在纪录片拍摄中则可以通过空间游动自由呈现，也符合香港人的世界性追求，从香港出发，他们想要游走世界，与世界对话。在瑞士专门拍摄了防空洞空间，这个空间看似废弃无用，背后却是瑞士人对战争的警惕与对和平的渴求；而在叙利亚拍摄的则是破败的城市，世界文明遗址的战后废墟。瑞士人的满足快乐与叙利亚的冷清苍凉形成鲜明对比，空间背后关于和平的象征意义被凸显。该纪录片在空间游走与对比中传递对贫与富、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尽管这些话题看似老套，却是永恒而深刻的，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游走与对比中，香港对于世界格局、文化价值等重大问题的参与性态度呈现出来。相较于《无穷之路》与《游走世界天与地》，《寻人记》显得小巧而精致，有着更为明显的香港本土情怀，疫情期间的各种限制使纪录片拍摄广阔的生活场景困难，于是利用以前的“新闻物料”做了有创意的新内容。纪录片使用旧材料并不是新鲜手法，尼科尔斯就说过，“先前拍摄的保存至今的大量镜头可以作为历史镜头放到影片中，并配以此时此地知道发生过什么事的人物的声音”[1]188，并认为这种方式能有效地呈现纪录片的“历史感”。纪录片中主持人方东昇带着团队成员细抠当年的影像资料，在香港街头一次次寻访，那些略显模糊质感的旧影像与今天繁荣清晰的新镜头并置，当年一个个青涩的面孔如今已改变，时间流动中关于文化的流变自然呈现。《寻人记》的内容几乎都是反流量、反热点的，却以小博大，从小人物的生活出发带来了大感动，是典型的以小见大呈现时代变动的轨迹，纪录片通过时间流动中对本土文化的考察彰显平凡而深刻的意义。《坚定不“移”》一集中，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回归前拍摄的纪录片反映香港“移民潮”。其中，有一对夫妻选择移民却很快走向婚姻解体；另一位姐姐为了照顾身体有残障的妹妹选择在一大家子都离开之后，仍坚持留在香港照看妹妹，坚守30年给妹妹一个家。30年过去，坚定不移的姐妹俩成为香港本土家园情感的标志。时间的流动是《寻人记》作为纪录片的关键切入点，正因为有足够长时间的积淀，今昔对比才有了更深感触。对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的香港人来说，这种时间的流动感浓缩了他们的生活与人生引发无限喟叹；对内地的观众网友来说，不仅看到了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轨迹，也在既相似又有所区别的文化环境中加深对香港本土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在许多相似的际遇展开了思考。无论是《寻人记》《无穷之路》，还是《游走世界天与地》，这3部纪录片都是怀着世界胸怀与眼光，而具体内容能从小处着眼，生发意义。《寻人记》深情地回望香港本土家园，《无穷之路》成功地介入内地文化，《游走世界天与地》自然地与世界对话。从本土到祖国再到世界，这几部纪录片在时空的纵深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格局，共同回应香港人的地域感、历史感，配合香港纪录片一以贯之的平民视角、民生观察、国际视野，以更深层次的本土关怀与家国归属，很自然地完成了一种从本土到祖国到世界的文化融通。疫情、局部战争、自然灾害……世界已经发生并将继续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各种未知、恐慌与无助的背后，人文工作者最应该关心的永远是人以及人的内心，“共情就是那束光，能穿透痛苦和恐惧的漫漫黑暗，找到我们生而为人的共通之处”[5]9。在《无穷之路》《寻人记》《游走世界天与地》这几部纪录片中，既看到了普通人的悲喜、小人物的生活，也实现了内地观众、网友与香港文化的共情；实现了香港对祖国的认同与共鸣；还实现了与世界对话的共情。这些香港纪录片展现了对人类自我命运的关注，对自我生命的提升，也展现了生活中更多的真实、美好与健康。通过对3部纪录片的考察，可以看到香港纪录片主动求新求变的趋势：如何面对内地、在祖国版图中寻找自己的合适位置是香港在《无穷之路》中呈现出来的介入内地文化的过程；如何更好地面对本土怀旧情怀、如何走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化则是内地纪录片应该向《寻人记》《游走世界天与地》学习的。在延续香港纪录片传统特征的基础上，3部纪录片都呈现了较好的文化认同的社会价值，也呈现了思考情感、人生、贫富、和平与战争等问题的人文价值。而香港作为联结中国与世界的窗口与桥梁之一，这些纪录片也都实现了较好的传播价值。它们各辟蹊径，以参与式拍摄手法，以共情为传播路径，介入内地主流文化，并且分别在祖国扶贫事业、香港城市变迁以及世界文化思考等方面呈现了新的特质，形成了一个有纵深感的文化融通的新格局、新气象。注释：
[1][美]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第2版）[M].陈犀禾,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180,187,188.
[2]杜颖莹.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网络自我表露研究对比分析[J].新媒体研究,2021（18）.5-9.
[3][美]亚瑟·乔拉米卡利.共情力:你压力大是因为没有共情能力[M].耿沫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2,21,5,18.
[4]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5）：59-76.
[5][美]亚瑟·乔拉米卡利,凯瑟琳·柯茜.共情的力量：情商高的人，如何抚慰受伤的灵魂[M].王春光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9：32,13,9.
[6]邵培仁.媒介地理学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76,64.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纪录片的文化建构与影像纪实”（GD21CZW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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