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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方 | 不是为了疗愈,更是为了理解——轮椅上的人类学家墨菲与他的泣血之作《静默之身》

王一方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9-23

《静默之身》,罗伯特·墨菲著,

邢海燕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


专栏

书评空间

作者:王一方
作者单位:南方科技大学

【导读】残障人士如何独自生活?如何面对有缺陷的人生?无疑,他们需要更先进的技术矫治,更完美的疗愈与康复,但作为直面命运挑战、承担苦难折磨的人,更需要倾诉与赋能,渴望理解与接纳,希望张扬主体性。墨菲的《静默之身》从体验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视角揭示了残障的心理与社会龟纹,表达了一位残障人士穿越苦难的心声,也是一位人类学家的田野呼告。

【关键词】残障  疗愈  生命体验  主体性


《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是一部残障人群民族志研究的著作,作者把人们的视野拖入一个灰暗的人生境遇,去关注失控、失能、失序之躯,失意、失落、失尊之人。说起残障叙事与反思,似乎是一个冷僻话题,其实不然。在此,我无意诅咒活色生香的幸福生活,严格地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或都将可能成为残障者。譬如,突发的运动伤、工伤、交通事故,可以顷刻将快乐、健康的人们推入残障人士之列,而深度衰老期、器官的老化也会渐进性地缩限原有的认知半径、活动半径、社交半径,开启躯体或心智的残障境遇,而并非只是那些有出生缺陷、慢性疾病形塑的残疾人。因此,在墨菲看来,残障人士不是一个特殊群体,而是人类状况的隐喻,残障康复是一个乌托邦,只能平复、微复甚至反复滑向黝黑的深渊,因为生命活力的“熵”值总是指向衰退与衰亡。


首先来斟酌一下书名。静默对应于喧哗,词义里蕴含着某种申诉,直指知识界、学界乃至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轻慢甚至傲慢,关注甚少,还充满着偏狭、偏颇,一度还曾将部分器官、功能丧失的残障命名为“残废”,或将其简单地归类于特定的疾病,故曰“残疾”。其实,虽然大部分残障源自疾病,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罹患的脊髓侧索硬化症(渐冻症),作者墨菲自己就罹患脊髓肿瘤,导致躯体渐进性失能、瘫痪,但依然还有一类残障跟后天的疾病无关,如先天性弱视及色盲症,于是,墨菲在书中展开了“无疾而残”的细分与叩问。无疑,在人类生存谱系中,流行着根深蒂固的“健康—疾病”的二分法。健康意味着没有疾病,疾病也就不健康了,残障只是疾病的一部分,导致器官、功能的丧失,其实不然。残障可能是独立的生命境遇,如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揭示的“第三种状态”,即倒霉的另类,抑或是一群生命与生活品质低下的次人类、亚人类。他们“既没有生病,也不完全健康;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完整地活着;既没有脱离社会,也没有完全融入社会。他们是人,但残障使得他们的人性完整性受到质疑”。很显然,墨菲关注的是这种“非健—非疾”“不死—不活”“人的存在—人格受质疑”的特别境遇,这才是残障之躯被“静默”(噤声、歧视)的根源。


很显然,这本书不只是身残志不摧、奋力扼住命运喉咙的残障叙事,更是一位轮椅上的人类学家以自己的身体为田野,“生命体验—学术研究”交互渗透、并行不悖的学术自传。要品味“穿越生命体验的学术研究”,首先应该走进作者的学术世界与疾苦世界。墨菲(Robert F.Murphy,1924—1990)在人类学界声名显赫,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研究员。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成绩斐然,其成名作《丛林中的女人们》(与夫人尤兰达合著)是人类学领域里最早聚焦于性别民族志研究的开山之作。他的另一部著作《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人类学视野译丛,是这个主题权威的参考书。


正当墨菲处于人类学家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时(48岁),在一次偶发的肛门干裂诊疗的追踪中发现自己罹患了脊髓肿痛,这颗深埋于胸椎(肩胛骨之间)的肿瘤不断发展,压迫其运动神经丛,使得墨菲缓慢却不可逆转地发展为四肢瘫痪的残障人士,还波及呼吸肌的舒展与收缩,影响到呼吸与言语功能。同时,也为他深入研究残障人士的社会文化心理境遇提供了“身在此山中”的广阔田野。


现代外科学为肿瘤求助者提供了第一道门扉。然而,对于墨菲来说,满怀希冀的手术情境并不乐观,甚至毫无改善,魔弹(靶向药)、魔光(放射治疗)也没有如愿显灵。只能滞留在医院病床上凝望天花板发呆,琢磨着生命与救疗的母题:“我是谁?”“如何活在当下?”“躯体痛苦如何弥漫成为人生的苦难?”“残障诊疗中,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或许不只是往日的生活秩序,也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沦为医疗监视的对象,医院里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剥夺的不只是患者原有的社会角色,还有固有的人格。“非人化”成为医疗的前提与常理,随着神经科大夫、精神分析的多头介入,诊断才逐渐明晰。这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从此,他将踏上一条艰困的残障之旅,不是简单地在医院里住上几周,而是要面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病态的职业生涯。增生的肿瘤细胞一点点挤占脊髓里的局促空间,还扭曲了原有的生活本能和日常秩序。每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节目都将套上沉重的枷锁,拐杖、轮椅生活更是彻底改变了个体行为的顺序与难易程度,由轮椅上车、上床、用餐、如厕、修面、洗浴、换衣乃至翻身、挠痒,都是一道道无法轻易迈过的深沟,从肌无力到肌无能,从无能挣扎到无奈放弃,一步一步突破拐点,迈向极点。感谢墨菲以人类学家的田野观察心态,细腻地状绘了残障生活的点点滴滴,超越了“他者”的共情鸿沟,真正融入“我残故我在”的体验之中。健康隐匿效应不断放大着躯体的每一处异样的感受,更激发出身心社灵交叠的残障崩溃、罪感,也更加拉开了肉身与大脑的落差,前者越发沉重,后者越发灵睿。


手术结束时,他静躺在病床上。他发现,残障最强烈的影响作用在心志与自我意识之上,关乎“如何理解和构建周遭的世界,以及我在其中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看,残障被社会定义,并被文化赋予意义,是一种社会病。


在脊椎手术后漫长的康复过程中,我日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思考与他人的一致性(回归主流社会的渴望)和内在的整体性(回归躯体间、灵与肉的协调性)。的确,他太虚弱了,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寻思:我到底是谁?在我的身体发生了这些永久性的改变之后,我又有哪些新的体验?渐渐地,思绪脱离了躯体(犹如濒死时的脱体感),仿佛人的一半栖息在床板上,看着自己的另一半,而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别人(他者)身上一样。在这种遐想中,忧愁和焦虑因投入而消散,甚至被这场巨大的灾难迷住了,越来越感觉到它遵循着某种更深层次的节奏。病床上的蜗居,隔离与孤独,多次唤起我对死亡的审视,生命不过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时间迷宫,死亡使生命感、人生价值不断显影、放大,它不仅是生命的终点,也重新定义了生命,甚至创造了新的生命,使新的生活成为可能。作为接受了人类学训练的学人,我庆幸自己“偷窥”了人类社会的无限可能性,残障的亲历又让我遍尝了躯体与灵魂的煎熬与折磨,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于是,我能平静地接纳死神急骤或缓慢的降临。


康复训练的短暂曙光,让他重返讲坛、书桌,让他敏锐地发现医院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医生和残障者的世界咫尺千壑,医护面对患者、残障者,那些需要相助的他者,发力点永远都是生物技术,而非他们最需要的情感、意志、社会关系网络支持。自救的历程中,他发现写作是一条路径,一条在残障中找回尊严的路径。因为在与残障有关的心理危机中最普遍、最具破坏性的恰恰是自尊的根本丧失,写作与发表就是要展现你依然活跃在原初的社会(学术)网络之中,延伸了被轮椅、病床桎梏的身份缺损与人格矮化。相较于社交圈里的真实交往,文字更有力量,有助于甩掉残障者内心深处的退缩感、羞耻感、愧疚感。更重要的是阻断了自我攻击(抱怨、愤怒)自我放弃(自暴自弃)的契机。


研究与写作的天地里,墨菲自由驰骋,思绪万千,他不仅探究了社交中不同性别对于残障境遇的接纳与怜爱的差异(女性更容易跟残障人士建立友善关系),残障失意、失落与性无能(精神阳痿)的双向投射,现象学语境中的“幻肢效应”等诸多有趣味、有意思的话题,还比较了残障焦虑与衰老焦虑的同构关系,探究了残障者对躯体的逃逸与补偿性超越,一些残障人士常常能表现出惊人的天赋,无论是艺术上(贝多芬),还是科学上(霍金)。他们残障的只是躯体的某一部分器官与功能,而卓越于常人的是更为强烈的使命感与征服、超越意愿。


残障人士的宏愿总是在挫折中延展,因此,墨菲认为,他们不必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如何自强不息,而应改变策略,将人生境界定位于自治、自理、自满。要知道任何帮助、照护总是有盲点,悲悯与恻隐也是有限度的,共情耗竭也不时在医护人群里流行。因此,照护过程中,应召临时离开的护士说一句“我马上回来!”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或许接下来的照护节目需要自理、自治了……这里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失能并非无能”“残缺也并非全缺”“用则进,废则退”,时时暗示自己,自治与自理有着无限的空间与潜力。尽管不同文化、地域、国别、民族的残障照护文化有温差,残障者的政治、经济、学术地位有高低,家庭关系有亲疏,残障者内心的自治意愿与自理潜能发挥的努力永远都不能抛弃。


诚然,墨菲对残障境遇的“参与性观察”“体验性研究”是一份特别的介入,他对于残障者生存意志与生活艺术都具有创造性的启喻。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生命无常,宿命无虞,认识残障、理解瘫痪对于人类境遇具有类型意义,有了这份理解就能抵达心灵的疗愈,有了这份理解就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回归本意:解开—放下)。因为维护生活品质、支撑生命价值的力量不仅源自物质、躯体、科技层面,还源自精神、意念、社交、文化层面,源自恩宠与勇气,甚至源自爱欲与死欲。正如墨菲在书中所宣称的:生命无药可医。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6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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