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再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
【导读】宏大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房伟在中国现代性悖论语境中，通过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现象和典型文本的研究，从再启蒙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两个维度，论述启蒙与革命、与世俗化之复杂纠缠以及史诗型长篇小说的时空塑形，揭示了宏大叙事在20世纪90年代暧昧整合与艰难再生的状态。这一论述对理解文学史和思想史脉络中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 长篇小说 宏大叙事 中国现代性
以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理论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中较普遍的现象。但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且不说其中望文生义、生吞活剥之弊，仅就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说，也面临不小的思想和空间跨度以及“有效转换”的难度：后现代哲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的跨度，运行于西方思想脉络里的理论与发生在中国语境中的文学实践之间的跨度。房伟的专著《融合与再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以“启蒙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为两大主题类型，其原初理论依据和基本问题聚焦便源自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理论。房伟对20世纪90年代史诗型长篇小说的时间空间塑形的阐述，也有对利奥塔宏大叙事规范的鉴取，但作者能从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学自身脉络出发，充分考虑中西语境的差异与内在关联，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问题做出了切实的思考和阐述。房伟首先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叙事，并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宏大叙事的关键词是革命、一体化、绝对话语权威，指涉叙事整体模式；广义宏大叙事的关键词是本质性、总体性、思辨性、历史深度，指涉审美结构思维方式。应该说，这一区分的根本依据不在主题、内容，而是一在其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文艺机制关系的远近，二在叙事模式与审美结构思维方式之别。按照这一区分，狭义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代小说叙事形态和价值蕴涵，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语境中业已解体。房伟使用广义上的宏大叙事，将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作家意识结构，而将其狭义内涵作为一种历史和美学参照，研讨在革命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20世纪90年代小说如何在特定时代和历史情境下，在意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层面重建中国现代性叙事，探讨20世纪90年代小说作为“大说”的可能性、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建构路径和美学表意策略。如果说，利奥塔以宏大叙事取消宏大叙事的合理性，显示了其后现代主义立场，那么房伟则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宏大叙事之存在、转换和生成的思考，体现出对中国现代性建构及其悖论性的体认和理解。房伟显然不满“宏大叙事解体论”的“文学史共识”，“对后发现代中国而言，宏大叙事却未死亡，依然具有表述合法性，并在小说实践中，继续以‘结构性要素’的方式存在”[1]。“宏大叙事性”即宏大叙事的本质与范畴，是房伟着力寻找和阐述的对象。利奥塔的“宏大叙事”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在中国，作为一种历史实践的宏大叙事却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和表征，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场域中扮演了一个复杂暧昧的角色，承担着解构或建构的不同功能。房伟关注作为整体叙事模式的宏大叙事解体之后，中国现代性如何使宏大叙事保有其合法性，如何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情境下整合诸种资源，重述自身，艰难再生。他以作为叙事之外在历史尺度的“反思”和以反思为基础且作为叙事内在价值尺度的“有限个体性”，作为20世纪90年代再启蒙叙事的“新共识”与合法性原则，指出二者共同建构再启蒙叙事伦理的内在合法性，揭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启蒙、再启蒙之间隐秘的历史性关联与转换。而在此关联和转换中，见出启蒙话语在经历了历史性转换之后的危机、困境和如何在新情境下继续维持自身合法性的突围实践，在揭示主体的自我反思性的同时，也指出其不彻底性和内在的缠绕性、矛盾性。房伟以小击大，以“宏大叙事”为核心，具体问题为导向，对王小波、王蒙、张贤亮、李锐、王朔、刘震云、贾平凹、蒋子龙、刘醒龙、阿来、王安忆、张炜、陈忠实、二月河等作家作品进行了细致解读和深入思辨。他在“启蒙”与“革命”之关联和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上，对王蒙的解读独有见地。从20世纪50年代《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共和国青春叙事到20世纪80年代《活动变人形》《春之声》等新启蒙叙事，至20世纪90年代体现历史和解和融合意识的“季节系列”，房伟对王蒙如何在不同时代和历史意识的引导下处理两种不同原发性精神资源进行整合，如何实现政治性、思想性与文学性，冷峻的历史反思与革命理想主义，国族叙事、启蒙叙事与世俗化维度、个人与历史的有效连接，进行了整体性释读。他对李锐1980年“寻根”至1990年“后寻根”小说创作的转变，尤其对李锐20世纪90年代重建汉语主体性的“造根”小说所受欲望写作模式和新历史小说文化逻辑影响的分析，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本土写作的处境和心境，具有较为普遍的启示意义。 房伟论述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重建宏大叙事的文化心理、意识结构及其美学表征，提供了一幅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复杂地形图和一个进入20世纪90年代作家灵魂史和精神史及其来龙去脉的路线图。他借助宏大叙事的历史调整与嬗变，重新观照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之间的断裂与连续、赓续与创新关系，既没有简单地以“断裂”突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个性”，也没有笼统地以“延续”连接两个时代，而是通过具体个案剖析两个年代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和复杂性。这一点体现在王蒙、张贤亮、李锐、蒋子龙等作家论中，也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流现实主义小说”与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改革小说、乡土小说的历史关联中。宏大叙事是房伟思考中国悖论式文化语境的重要入口。论者没有将宏大叙事视为一个本质论范畴，而是将之看作一种开放性的历史话语塑形，运用知识系谱学方法，从晚清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发生谈起，历经“17年”、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直至当下，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传统文化批判与民族文化复兴，域外文化冲击与本土文化重新发现，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宏大意识形态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建构，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乃至反历史主义，经典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主旋律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并存共生、繁复交错的中国现代性悖论语境中，从历史性和文化两个维度考察20世纪90年代宏大叙事，其意义超出小说叙事美学层面，具有更广泛的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长篇小说应是建构宏大叙事的最佳载体。从作家角度来说，“向往长篇小说宏伟目标的小说家，心目中必定得有一个‘总体性故事’。否则，就是将中篇拉成长篇小说，或者总是那种小长篇小说的作者了”[2]。莫言从叙事层面重建宏大叙事，陈忠实从作家思想力度和人的精神心理层面书写民族秘史，都是突出的例子。长篇小说尤其史诗性现实主义长篇几乎是宏大叙事的代名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文化市场催生了长篇小说热，20世纪末的来临也激发了作家以长篇小说形式总结20世纪中国历史道路和经验的历史意识，同时中国融入全球化格局，也使作家在感受全球化冲击的同时获得了本土文化自觉。20世纪90年代的宏大叙事建构，便是在一个包蕴丰富的“瞬间”进行的意蕴繁复丰厚的精神与美学实践。相对来说，房伟偏重从主题、观念、伦理、形象、技巧等方面论析小说的宏大叙事性，对长篇小说的文体特性及其历史性观照不足，如他对《白鹿原》《九月寓言》《丰乳肥臀》等时间塑形和《尘埃落定》《长恨歌》等的空间塑形的阐述别有新意，但主要侧重其儒学、道家、民间文化传统及国族叙事、异域中国想象等主题类型学和形象学层面，对长篇小说文体、形式、布局结构、情节类型、主人公建构原则等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关切尚不充分。按照巴赫金的看法，“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体裁。建构体裁的力量，就在我们的观察之下起着作用，这是因为小说体裁的诞生和形成，完全展现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长篇小说的体裁主干，至今还远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尚难预测它的全部可塑造力”[3]。从文体的角度来观照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能否另有发现？房伟对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的研究，体现着“重返20世纪90年代”这一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取向。“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又是一个‘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的过程。”[4]他对20世纪90年代的“重返”和“重读”，挑战那种将20世纪90年代文学视为日常叙事兴起、宏大叙事衰微和解体的“共识”，并将其“再历史化”为当代文学史整体中的一个独特“时段”。这对于理解中国宏大叙事的历史渊源、文化谱系和叙事特质，理解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国文学的流脉及其中复杂的精神与文学关联，有着积极的学术启示，也为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生产性的学术视角。尽管房伟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持一种“同情的理解”，但这也促使我们思考：经典整体性宏大叙事模式之所以解体，一是在其思想及其表意模式丧失了与现实的对话能力，蜕变为“空洞的史诗”；二是在其对历史话语及其史性叙事的依附，群体性抽象话语抑制小说赖以为基础的“个人体验和自由创造”精神。就此来看，20世纪90年代小说宏大想象在多大程度上，立足特定时代中国现实并对其做出深刻细腻的思考？宏大叙事之所以遭受质疑，就在于其解放叙事和思辨叙事对微小叙事和日常叙事的霸权，那么20世纪90年代宏大叙事在提供新的可能性时，是否同样存在话语霸权？这一霸权究竟来自基因遗传还是某种历史意志？如同中国现代性的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未完成性，对宏大叙事及以其为方法切入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充满可能的未竟之业。注释：
[1]房伟.融合与再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6.
[2]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2).
[3][苏]巴赫金.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A].小说理论[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505.
[4]王尧.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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