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 | 理想主义者的婚姻困境与道德焦虑——关于许春樵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

作为一个“为灵魂活着”的作家，有学者称许春樵可能是“当代作家中最为坚定的道德守护者和守望者”[1]，在其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中，许春樵从道德、人性的维度来审视婚姻、爱情的迷宫，探究“两个好人在一起为什么过不上好日子”，并借此呈现一个时代的物质发展史和精神演变史。男女主人公宋怀良和吴佩琳无论是社会道德观还是婚姻伦理观，都是坚守底线的“好人”，两人在一无所有时，为爱真情付出，无怨无悔，然而等到宋怀良创业成功，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时，却彼此猜疑、争吵、冷漠、疏离。在这场婚姻困局中，没有始乱终弃，没有滥情泛爱，也没有实质的肉体出轨，然而心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应该说，男女主人公情感裂痕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即传统道德、婚姻伦理在当下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许春樵笔下的女性对爱情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掺杂丝毫物质欲望，追求纯爱的理想主义者，比如，《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的韦丽，《酒楼》中的王月玲，《下一站不下》中的吴佩琳、艾叶等；另一类则是为了物质、金钱而放弃爱情的现实主义者，如《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的悦悦，《酒楼》中的张慧婷，《下一站不下》中的汪晓娅等。吴佩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爱情至上者，作为厂长的独生女，她没有门第偏见，爱上了出生于贫民区的普通电工宋怀良。为了追求所爱，她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将用于上大学的12000元拿出来替宋怀良还债；结婚当天，两人总共花了160多元，买了床单、开水瓶、枕头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将宋怀良的破旧老屋用旧挂历简单糊一下便作为婚房。凡此种种，都表明吴佩琳的爱是单纯的、无私的、脱俗的，不为任何物质所诱惑。正因为爱情起点的简单与纯粹，这让婚后的吴佩琳也始终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另一半宋怀良，希望两人的婚姻能够在道德层面高度契合。

其实，对吴佩琳而言，她的“好”不仅是对待爱情的纯粹、脱俗，还体现在她社会道德观的爱憎分明，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其自身的清白、正气让她有一种道德底气对抗社会不良风气，并对随波逐流的不道德行为不屑、不齿。婚后最初，小两口需要为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打拼，精神层面的问题暂未显现出来，这时候尽管清贫，但却是两人最幸福的时光。当清贫生活随着宋怀良创业的成功而有所改观，物质生活的改善带来的却是精神层面的隔阂，这似乎是婚恋题材叙事一个常见的模式。不过与一般这类题材不同的是，吴佩琳与宋怀良隔阂、疏离的根本原因与移情、负心无关，而是道德观、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对与错、好与坏、善与恶的两极对立，而是同为“好人”的两人对商业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是否坚守的不同态度。

吴佩琳与宋怀良情感的裂痕开始于怀琳装修公司的成立。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司的发展，是以经济利益为先还是坚守伦理道德，两人的取舍出现了分歧。对宋怀良而言，公司的发展及经济利益是首要的，为此可以牺牲道德原则，所以他可以与庸俗浅薄的老板做生意，可以接受以权谋私电视台主任的采访，可以任命“三陪女”做公关部经理，可以不开除因嫖娼被拘留的公司元老。吴佩琳的价值观则恰好相反，无论什么时候，道德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经济利益则可以忽略。因此吴佩琳看不惯那些满身沾满铜臭气、庸俗市侩的暴发户，不愿通过送礼、回扣等方式获取生意的单子，也不接受有道德污点的人在公司做事。应该说，吴佩琳受传统儒家道德观影响很大，强调清白、忠贞，重义不重利，轻视物质。在她的潜意识中，财富与道德似乎是一种对立关系，有钱则意味着人性的堕落，所以当宋怀良用赚的钱买了一所大房子来改善两人物质生活时，吴佩琳不是感激，反而认为宋怀良是小人得志。正因为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认知，导致吴佩琳对于有钱之后的宋怀良，更多的是一种不安与怀疑，很多误会也便有了产生的温床。除此之外，这种道德观的传统性还体现在对身体清白的重视上，比如，对曾做过“三陪女”的韦晓丽来公司上班的问题，宋怀良和吴佩琳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吴佩琳看来，出卖身体的行为是一种道德的堕落，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公司的员工。同样，对待耿双河的嫖娼问题，吴佩琳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甚至“建议公司制定的管理条例，最严厉的一条就是，卖淫嫖娼一律开除”[2]。对于身体的清白，吴佩琳有着一种道德的洁癖，她无法容忍任何身体的交易行为、背叛行为。吴佩琳的道德观既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道德成为其评判人性和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如果触碰了其道德底线，哪怕损失经济利益，哪怕得罪家人朋友，也在所不惜。只是这样的标准，有时未免显得居高临下和缺少了宽容与悲悯。可见，在吴佩琳与宋怀良的婚姻悲剧中，没有什么对与错、是与非的简单判定，两人情感的裂痕源自传统道德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观冲突。

小说中真正的生活智者是吴佩琳的父亲吴镇海，这个婚姻中的不清白者在经历了曾经沧海的人生后，有了痛彻的感悟，他劝慰自己的女儿：“你知道这世上有多少底线吗？个人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自己的底线，他人的底线；还有中国的底线，美国的底线，瑞士的底线；另外你没注意到，今年的底线，去年的底线，年轻时的底线，年老时的底线，都不一样的。这就是说，没有哪一条线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红线，没有哪一条线是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全世界，适用于千秋万代的。”这段话指出了道德底线的相对性与变化性，而这也是吴佩琳般道德坚守者们的困惑与焦虑。

与吴佩琳相比，宋怀良对道德的坚守是有变化的，比如，一开始他也和佩琳一样，看不惯社会不良风气，但随着怀琳装修公司的成立，为着公司的经济效益，宋怀良身上逐渐多了些世故与圆滑，他需要按商品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他的处世哲学更讲求利益与实用性。由于出身底层，相比较吴佩琳的清高，宋怀良的道德感多了些宽容与义气，他成了五里井街坊的救世主，坐过牢的、坐过台的、残疾的、找不到工作的只要打声招呼，宋怀良都会把他们招进来，让他们有口饭吃，宋怀良认为这比赚了10万元钱更有价值。如果说吴佩琳的道德感是基于传统儒家文化伦理，那么宋怀良的道德感则更多体现了民间道德伦理。在对婚姻的态度上，虽然在婚姻存续期间，宋怀良与其他女性有着情感的暧昧与纠葛，不过总体而言，宋怀良对婚姻还是有责任感和道德底线的，这种底线就是肉体的不出轨。比如，由于应酬的需要，宋怀良也会陪客户出入一些风月场所，不过，“宋怀良陪同客户潇洒，他只跟特服讲故事，不接受服务，他和特服隔着一张桌子或一个茶几，如同隔着楚河汉界”。对宋怀良而言，身边一直不缺少女性的青睐，更难得的是这些女性都不是为了物质、金钱，她们是实实在在欣赏宋怀良这个人。婚外的欣赏、迷恋确实让处在婚姻围城中焦头烂额的宋怀良情感天平出现倾斜，对于张月秀、艾叶，宋怀良有过精神出轨，如果不是后来吴佩琳被诊断出肝癌，也许宋怀良与艾叶早已携手共度。从这个意义而言，宋怀良对于婚姻并不忠诚，可即便已经精神出轨，宋怀良还是以自己强大的意志力、道德感战胜身体欲望，保证肉体的不背叛。小说在维护人物道德形象的同时，更多地传达了作家“对源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婚姻道德观念的褒扬的价值立场”[3]。

小说最后的结局让宋怀良这一形象获得了道德层面的圆满，这从三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宋怀良回归家庭，两人感情回温。当得知吴佩琳身患肝癌后，宋怀良没有选择继续离婚，而是积极借钱治疗，并准备为妻子捐肝，从而在婚姻层面完成道德的自我完善。二是宋怀良在抓小偷的过程中被小偷捅死，因见义勇为被评为“烈士”“江淮好人”，在社会道德层面获得大众认可。第三个层面比较隐蔽，涉及宋怀良死前留给妻子的一封信，小说并未交代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只是暗示宋怀良出门游玩前留下这样一封信多少有些不合常理。这一留白式结尾蕴藏着深意，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信是宋怀良留下的遗书，宋怀良本想通过换肝弥补他对妻子的伤害，但得知他的肝不具备移植条件，失望痛苦之余，他想通过死亡来完成自我的道德救赎，只不过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让他以见义勇为而非自杀的死亡方式成就了他的社会好人形象。

作为一个始终关注底层、讲述底层故事的作家，许春樵有着鲜明的底层叙事立场，《下一站不下》在探究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迷宫的同时，也为读者呈现了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面貌。宋怀良成长、居住的五里井是一个典型的底层社会，这里的人们从事着一些底层劳动，生活普遍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也会沾染上一些小市民习气，甚至有人坐过牢、坐过台、进过拘留所，他们并不是完美的道德化身，但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凡人在宋怀良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得有情有义、知恩图报，体现了底层人的善良与同情心。如果说在宋怀良身上体现了一种民间道德伦理，在这些底层民众身上同样也体现了以情义为核心的民间道德力量。小说至少有三处表现了底层民众的善心善行：一是吴佩琳与宋怀良婚后的第一个年关遇到困难，街坊们在知道两人的遭遇后，年三十晚上10多个街坊提着各种年货来了，为夫妇俩过了一个温暖的、难忘的除夕。二是宋怀良因公司债务问题被绑架，最早跟着宋怀良创业的耿双河和周小泉，为了这件事奔波一夜，最终和绑架方谈下了3万元的赎金，并各自出1万元救人。自然，宋怀良有恩于两人，但两人在关键时刻也体现了人性之光，起码做到了知恩图报。三是小说最后吴佩琳被诊断得了肝癌，走投无路的宋怀良在公司微信群号召众筹。小说非常详细地给出捐款的具体数字，通过数字来体现底层民众的善举，虽然捐款的行为算不上壮举，但如果知道这些捐款的员工正处于失业的困境中，那么这一小小的善举无论如何也是可贵的。可见，许春樵在表现底层民众的道德感时，往往更具有现实性，不拔高不美化，但反而更真实更有力量。

在许春樵以往的长篇小说中，始终关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道德伦理状况。《下一站不下》中同样关注当下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小说以婚姻生活为视角，展示当下社会中传统道德伦理、民间道德伦理、市场经济伦理等多种价值观的碰撞、冲突，这种冲突引发的不是对与错、好与坏的评判，而是我们对当下社会道德状况的整体反思。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很大程度上都基于道德维度，体现了作家对于道德书写的执念。这种道德书写虽然有时会造成人物形象的某些失真，尤其是那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就当下小说而言，过多关于人性自私、阴暗、变态的书写已让人疲惫、消沉，那么这些向善、向上的道德书写就显得尤为可贵，因为不管如何，“这个时代是道德比赛的时代，一切社会问题都要解决，都要正面去接触，丝毫不能回避或躲闪”[4]。

注释：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