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公孙龙的骑白马已经走到了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边缘。特别是他的《指物论》已经领悟到人们对于现实和世界的认识，依赖于语言的命名，如再向前一步，或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公孙龙等为代表的早期名家学者囿于名实关系的探讨，过于“苛察缴绕”，使后世文人望而却步，有些学人则视其为“诡辞”，致使中国的逻辑学和语言学研究两千年间止步不前。
【关键词】白马非马 指物论 名实论
公孙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当然在诸子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如老子、孔子、关尹子、墨子、庄子等，被都鲁迅写进了《故事新编》。其中，庄子的故事最多，因为庄子自身就是一个会编故事的大师。他说：“饰小说以干县令（以机巧的辞令来求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似可戏说为只会写小说的人，能混一个处级干部当当，就是当不大。不过庄子从来没有当大官的念头。公孙龙和庄子不一样，他不以编故事著称，而是以能言善辩博得大名，并且因“白马非马”而名垂千古。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将战国时代命名为“游士社会”，可谓形象生动。盖因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不用人人在家打螺丝，诸侯国也养得起士人，所以士人在诸侯国之间游弋穿梭，各显其能，甚至进入各国权力中枢，顺便也做做“利天下”的买卖（杨朱语）。所谓战国四公子如信陵君（魏国）、孟尝君（齐国）、平原君（赵国）、春申君（楚国），都是以养士而天下闻名，孟尝君门下竟号称有食客三千。公孙龙既然是六国著名辩士，自然会被招徕，他就寄宿在平原君的门下。诸侯养士有什么具体功用？是很难说的，士人大都“不治而议论”，未必有实用价值。不过倒是可以使人主博得招贤纳士的美名，这和千金买马骨是同样的道理，说不定在哪个节骨眼儿上就派上用场了。例如，秦国和赵国空雄会盟时曾有协议，秦国有事，赵国要相助，赵国有难，秦国要帮忙，有点儿合作不封顶的意思。不多久，秦国兴兵伐魏，赵国却试图救魏，秦国不乐意了，派使者来交涉：既然约定“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为何秦伐魏而赵反而救魏？赵王很尴尬，这时公孙龙就给平原君出主意，意思是赵国亦可派使者赴秦国宣称：赵国想帮助魏国，“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一下子就解了赵王的围。[1]654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公孙龙陪同梁王外出狩猎，见一群白雁，梁王赶紧弯弓搭箭之际，正巧有行人路过，梁王叫停行人，但是行人未止步，结果惊骇了雁群。于是梁王大怒，对着行人就想射，一旁的公孙龙连忙上前阻止。梁王呵斥道，你怎么不帮着我而向着他人？于是公孙龙说出了一番大道理：“昔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祭祀），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今天如果要以人来做为祭品，老天才肯下雨，那么就让我来承当吧！）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为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无异于虎狼。”这一通说辞，总算让梁王醒悟了，他回到城里和大家说道：“幸哉，今日也！他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于是众人高呼万岁！[2]用现今的标准来衡量，公孙龙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有正义感，反对强暴，能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他虽然口舌锋利，但是既不说合纵，也不道连横，无论在赵惠王还是在燕昭王那里，他都倡言“偃兵”，疾呼和平，反对战争！诸侯在他面前也都表示自己很热爱和平，只是很难做到。公孙龙指出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无论是赵惠王还是燕昭王都只是一心想着扩展自己的领土，热心招募善于打仗的勇士。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这一番话说得他们哑口无言。这些都记载在《吕氏春秋》的《审应览》里，颇靠谱。因为《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前后，大约在公孙龙去世10年之后，是年代最为接近的文献。应该说，公孙龙是生错了时代，在战国打打杀杀的年代要求诸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简直是缘木求鱼。然而正是因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才会有“偃兵”的种种呼吁。墨子论“兼爱”和“非攻”，孟子则高举仁义的大旗，讲王道而“小五伯”，就是反对在诸侯之间用战争、霸凌和欺诈的手段。不管最后他们的理念有没有得到传播，有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怜悯苍生的声音却一直回响在华夏大地，值得后人致敬！说公孙龙生不逢辰，还因为他是逻辑学方面的天才，可惜其时无人呼应，别人只拿他当辩士和说客，所以留下的许多故事只是关于他如何善辩或者是诡辩的内容。也许超前的思想和理念被曲解就是前驱者的命运吧。公孙龙作为平原君的门客，有帮忙的时候（如空雄会盟之后出的主意），也有帮闲的时候，这就是表演辩才。诸子百家时代说客盈门，游士纷至沓来，由于个个能说会道，平原君也乐意让天下辩手和公孙龙一较高下，可观赏智力游戏。想必辩论中败在公孙龙手下的名士不计其数，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那时无录音机，也没有速记技术，写毛笔字实在是赶不上公孙龙等的唇枪舌剑的速度。但是也有例外，就是孔穿和公孙龙有一场辩论，被记录在《公孙龙子·迹府》中。孔穿是孔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自恃智商在线，情商也高，所以一上来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对公孙龙说：“素闻先生高谊（义理高深），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那意思就是早就想拜公孙龙为师，只是不能苟同“白马非马”之说，如果公孙龙放弃这一论点，就愿意做其弟子。公孙龙秒回应：先生之言悖也，我之所以闻达，是因为这白马非马之说，如果让我放弃此说，就没有什么可教你了，那你想跟我学什么呢？再说，你让我放弃白马论，就等于是你先教导于我，然后再以我为师，这于理也说不通呀。接下来公孙龙又说，我的白马非马也是受启发于您先祖孔子，因为当初孔子和楚王交谈时，就区分了“楚人”和“人”的概念呀。孔穿被驳得无以回应。[3]31-32关于公孙龙和孔穿的辩论，留下了好几种说法，有好几个版本，如在《迹府》中就重复记载了两次，内容上大同小异。似表明辩论现场有不少围观者，好几个人都做了记录。由于公孙龙辩术高超，思维超级敏捷，打平天下无敌手，很有点儿无聊，笔者揣测可能是他的弟子看师父如此厉害，就帮他出了许多论辩的题目来摆擂台，如“鸡足三”“牛羊足五”“臧（母羊）三耳”，弄得很是耸人听闻，总之没有人能辩得赢公孙龙。具体的辩论过程没有流传下来，只知道平原君事后问孔穿，昨天公孙龙是否特别能辩？孔穿回答，是呀，他的雄辩几乎能让母羊长出三只耳朵来。我想请教您平原君，他说羊有三只耳朵，论辩难度大而又不符合事实，我说羊有两只耳朵，论辩不费力气且符合事实，不知您是赞同我的符合事实的说法呢，还是他的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呢？平原君不回应，第二天对公孙龙说，以后就别和孔穿辩论了。这段故事《吕氏春秋》就说到此处。从以上语境推测，大致是公孙龙和孔穿由白马非马一直辩论到羊有几只耳朵。
千年之后，司马光在完全不了解具体论辩过程的情况下，觉得要说些什么，于是在其《资治通鉴》里多加了一段话：平原君关照公孙龙说，你别再和孔穿论辩了，“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诎（冷落）”。所谓辞胜于理，就是有点儿诡辩的意思。司马光尽管智慧超群，少年时就以“砸缸”闻名天下，但是对于公孙龙所开拓的逻辑命题不感冒，也没有兴趣涉足“白马非马”所开拓的逻辑学和语言学领域，紧跟着又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一段文字：
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座皆称善。公孙龙由是遂诎。[4]
邹衍是稷下学宫的领军人物，他到赵国，被尊为上宾，到燕国，燕昭王亲自拜他为师，宠显尊礼，无以复加。故司马光假借邹衍之言，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大意是说，论辩是为了把疑惑的问题梳理清楚，使得辩论双方都能有所收获，而不是更加迷惘。如果只是用辞藻华丽来使人信服，用巧妙的比喻来偷换概念，且言不及义，这样就会有害于根本的大道，不值得提倡。一般而言，司马光所说的道理固然没错，但是具体到公孙龙而言，司马光忽略了其在抽象思维方面所做的努力探索。更可叹的是，不仅司马光，在那个时代，相当多文人学士在没有仔细琢磨公孙龙著述的情形下，否定了公孙龙，认为他所说的一套，无非“诡辞”而已，用荀子对名家的批评：就是“好治怪说，玩琦辞”。更悲催的是后来演化出了公孙龙骑白马蒙混过关的故事：说是赵国的马匹得了瘟疫，秦国在函谷关设卡，不让赵国的马匹通过。公孙龙骑白马而来，未被放行，于是一通激烈的白马非马的辩论，把关守绕晕，居然闯关成功。这样一来，公孙龙不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且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是传播瘟疫的罪人。当然这种说法找不到靠谱的出处。前文已经说过，公孙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士人，见义勇为，明辨是非，岂能做如此下作的事情？！现在该说说“白马非马”了，一切的事端都起因于它，弄清楚了白马非马，那么所谓羊有三只耳朵、鸡有三足、牛羊五足都迎刃而解了。以我们一般的理解，马不一定是白马，白马肯定是马。因为白马在马的概念的外延之中，而马不在白马概念的外延之中。亦即马的概念的外延比白马大，它涵盖了白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此不会有太大的误解。然而公孙龙在《白马论》中以主客双方的问答，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想说的是，“白马”的概念不同于“马”的概念。仅仅就这一点而言，今天我们有一些逻辑学常识的人都能接受。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沿着公孙龙辩论的思路走，也能明了这是两个互相区分的概念，尽管其内涵有重叠的部分。然而在那个时候，想说清楚马是马，白马是白马，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还没有学会纯粹的概念辨析，常常会将实物拿来作为参照，就像我们在孩提时期，二加二等于四，可能要用上手指来帮忙。那么，公孙龙说清楚了没有？基本上是说明白了，尽管说得很绕，又是黄马、黑马，又是有色、无色，其推理颇严密。所以，荀子尽管批评名家的辩士们巧舌如簧“欺惑愚众”，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5]不过，如果换了守关人是荀子，那么任你说的头头是道，推理上也没有什么破绽，但是白马就是马，绝不能让你骑过函谷关。公孙龙不仅说白马，也说“离坚白”。他是通过概念辨析的方式，将石头的坚硬的质地和白的颜色区别开来，又将石头、坚硬、白色三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即坚硬的未必只有石头，石头未必一定是白色的。感觉在“离坚白”上，公孙龙未受到什么质疑，因为这没有对我们日常的经验和常识构成严重的挑战。那句人们一直沿用至今的名言：“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1]352估计就是受公孙龙“离坚白”的启示而发的。不过，后世的哲学家认为，公孙龙在这个问题上多少是挑战了前辈惠施的“合同异”的观点。其实，离也罢，合也罢，是同一种思维过程的两个面，有点儿康德所说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意思。现今看来，这是抽象思维中比较初级的问题，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困惑。话题还是回到白马非马上，既然我们理解公孙龙的核心观点是说：白马的概念不同于马的概念，为何一些著名的现代学者仍然说公孙龙是“诡辩”呢？他们肯定不缺乏现代逻辑学知识呀！笔者在翻阅相关书籍和资料时，发现还有一些学者在首肯了公孙龙在逻辑学方面贡献的同时，还是认为他在白马论中偷换了概念。其实，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概念的偷换上，或者说恰恰是因为遵循概念的同一性，公孙龙才坚持“白马非马”，这里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在有些人的头脑中，概念被替换为具体的实物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掌握逻辑学，还应该请现代语言学来帮忙，索绪尔的语言学能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史上一般把邓析子、惠施、公孙龙等称为名家，所谓名家，大致是“循名责实”的意思。[3]邓析子,227-231当然，这是非常笼统的说法，细说起来，名家有正名说、有刑名说等。然而要处理名实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步入逻辑学和语言学的领域；再说，在思辨过程的推进中，也往往要通过不同思想和观点之间的碰撞论辩来助力，所以名家学派中多有辩士。惠施就是一个大辩士，他和庄子辩“鱼之乐”也是不亦乐乎！不过，在中国古代的名实论中，名和实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名指向实，名和实一定要对应起来，就如公孙龙在《名实论》中所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3]87如果名实不对应，那就应该纠正。不过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公孙龙并没有做进一步解析，从公孙龙的《指物论》和《名实论》等文本看，“名”既可以是称谓，是命名，也可以指某个概念，而“实”既可以指实物，也可指某一对象或现象，由此常常导致在辩论过程中，把纯粹的概念和实物或具体的现象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6]即名家的论辩或阐述过于迂回缠绕，以致到后来使人弄不清他们到底想说什么。索绪尔语言学的问世，多少帮我们理清楚了其中的问题。即当我们把“名”作为语言符号看时，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能指”和“所指”。例如，“马”这个语言符号，其“能指”是马的读音或书写，“所指”则是人们头脑中的关于马的概念，而不是指一匹具体的马。也就是说，与能指对应的是概念，而不是实物。这里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7]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许多概念是没有实物对应的，如“勇敢”“怯懦”等，当然我们可以说勇敢或者怯懦是某种实有的品质或现象。然而“道可道”中所说的“道”，佛教词语中的“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等，既无现象也无品质。它们纯粹是概念而没有对应物，也就是说，它们是有名而无实的对象。索绪尔语言学的贡献正在于将语言符号分成能指和所指，并指出符号和实物的关系是参照关系，是指涉关系，而不是对等关系，即符号不是直接表示某物（当然在具体的语境中例外，因为在交流的语境中，人们很可能是指涉具体事物或实物而言的），特别在逻辑推理过程中往往如此。再进一步，在人们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中，有名无实的情形是常态，即只有概念而无实物可参照。明白了这一点，许多困惑就能迎刃而解。从逻辑上说，无论马的概念和白马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多大的重叠，它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白马非马”仅仅在概念中被确立。然而在实物环境中，白马就是马，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无论函谷关的守卫有没有文化，学没学过逻辑学，或者辩论不过公孙龙，都不可能放他过关。公孙龙骑白马走到了现代语言学的边缘。特别是他的《指物论》提出“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已经领悟到人们对于现实和世界的认识，依赖于语言的命名。如再向前一步，或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然而，从《名实论》《指物论》要一步跨到有名无实论或有名非实论，谈何容易？思辨能力的发展有一个过程，需要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来推进。福柯曾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词与物》，描述了人们的语言指物、认知过程和表述现实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是一整个观念系统的产物，也是知识型的体现，并且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知识型，如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知识型、现代知识型。中国战国时期的知识型或可看成是由春秋延续而来的名实论的知识型，也因此，公孙龙等的思辨进程虽然有所突破，但仍然受到时代的局限。其实，许多人将公孙龙这类思考看作无稽之谈，一心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生更是鄙夷这类烧脑的辨析，认为这些论辩毫无实用价值。也许公孙龙自己也可能觉着无聊，所以玩起了概念游戏。在他的《通变论》中出现了“牛羊足五，鸡足三”的说法，意思是鸡脚有鸡脚的概念，鸡左脚有鸡左脚的概念，鸡右脚有鸡右脚的概念，加在一起是鸡足三。笔者怀疑，以公孙龙高超的智力，何以玩起这类拙劣的智力游戏？是不是公孙龙的弟子鹦鹉学舌所为？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流传诸多的子书中，后世学者均有质疑，不是说这部书乃伪书，就是说那部书为后人所“增益”，就是无人质疑《公孙龙子》中亦有伪托和增益。在《汉书·艺文志》中，公孙龙尚有十四篇著述传世，今本《公孙龙子》只剩六篇。其中第一篇《迹府》似是公孙龙与孔穿论辩的现场记录，其余五篇都归在公孙龙名下。其实，公孙龙弟子不少，保不齐“牛羊足五”“鸡足三”等说辞就是他的弟子把学习过程中一些琐细的仅仅是为了说透问题的内容也当成老师的金科玉律，记录了下来。说起公孙龙的弟子，也有佳话。公孙龙的弟子个个有一技之长，一位衣衫褴褛者求见公孙龙，愿意拜在他门下，自荐特长是嗓门大。公孙龙问自己的弟子：“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于是就将其入弟子籍。某日，公孙龙带领一帮弟子去燕国游说偃兵，到黄河渡口，恰逢船在河对岸，尽管河面辽阔，但那位大嗓门弟子一声呼喊，就解决了问题。虽然弟子众多，可惜能够和公孙龙深入探讨逻辑学问题的人，或许凤毛麟角。因为在《公孙龙子》各篇中，作者基本是自问自答；不像在《论语》中，孔子回答的是弟子的五花八门的问题，而许多问题都集中在什么是“仁”上。就“仁”而言，弟子的问题没有边际，孔子的对答也是因人因具体语境而异，有的从行为的角度回应，有的从心理和动机的角度解答，有的则从社会功利的角度释疑，没有统一的逻辑贯穿。那么从整体讲，是不是古人在逻辑思维方面偏弱？那也未见得。起码在惠施、庄子、公孙龙时代有名家辈出，亦有墨家子弟在这方面所做的艰辛探索。西晋的鲁胜认为，惠施和公孙龙的学说就是祖述《墨经》而来。再后来，名家是后继乏人，断了香火，因此自然无人质疑《公孙龙子》是否为后人伪托。秦代焚百家书在前，汉代尊崇儒术随后，中国两千年的君主宗法制，逻辑学缺少生长的土壤。且不说在朝廷上是威权大于真理，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宗法制社会讲究长幼尊卑、祖宗之法，也抑制了逻辑学方面的追求。小辈和长辈交谈，学生向老师请教问题，首先是要端正态度，至于逻辑上是否合理，则无关紧要。而形式逻辑又是六亲不认的，逻辑判断的对和错与社会地位、年龄长幼均无关。因此，西谚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说。再则，名学（逻辑学）似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上不能安邦定国，下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由此不受学界待见。李泽厚等曾经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思想内核概括为“实践理性”，亦可称实用理性或经验理性，以区别于思辨理性。公孙龙就恰恰被区分到那一边了，也只能骑着白马在主流思想的边缘彷徨。[1]参见吕氏春秋[M].张双棣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参见刘向.新序[M].马世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73.该版本认为应该是公孙袭，而不是公孙龙。
[3]参见公孙龙子[M].黄克剑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后文有关公孙龙子的引文，皆出自此书。
[4]以上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
[5]荀子[M].耿芸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1.
[6]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7][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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