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见 |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一)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和灵魂，为做好文艺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系统总结百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宽广的理论视野和非凡的理论勇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提出了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取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境界。本期“艺见”专题约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撰写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推动党的文艺事业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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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体系化自主理论创新
——历史变革中新时代十年
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新气象
谭好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与此同时，文艺理论与批评也伴随着历史变革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开拓，呈现出乘势而进的新气象。高建平在《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发展》(点击查看)一文中曾分别用“走出‘文革’和解放思想”“学科建设和与世界接轨”“脚踏实地和自主创新”来概括中国40年来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三个不同阶段文论发展各自的特点。用“自主创新”概括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有现实依据，也有前瞻性期待。对此，还应进一步做个补充，这就是：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历史变革与新气象不是仅仅显示于个别性理论问题上或局部性理论领域中，而是整体地全面地走向了体系化的自主创新。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其理论的研讨与阐发为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中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得以重塑
在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以其关于文艺问题的相关讲话和报告成为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指引，并积淀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构成。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以及涉及文艺方面的其他诸多讲话。这些讲话立足当今世界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和文艺实践的历史变革，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回答和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关系、文艺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文艺与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关系以及党对文艺的领导、文艺评论工作等一系列重大文艺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也拉开了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的大幕。
近十年来，中国文论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内容、精神内涵、时代创新、历史地位、指导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全方位的研读与阐释，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和阐发进一步丰富、扩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内容与历史维度，完善、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体系结构与精神内涵，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批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展开研讨与阐发的同时，学界还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史展开了系统的较大规模的集体理论攻关，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艺的关系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理论领域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等新提法，取得了众多的理论成果，致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和批评的研究进入到空前繁盛局面。这种局面重塑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中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放眼当今世界，虽然不能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风景这边独好”，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研究队伍的扩大与思想创新的拓展等方面都不仅在中国而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回到了中国自身的现实实践与历史传统，主体意识空前高涨，实践活力不断增强
回望中国新文艺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界主要还是做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学生，在基本文艺观念上可以说是拿来的居多、自创的较少。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界开始用新引进来的现当代西方文论、美学改造和发展此前被固化、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模式，形成了一些新的文艺观念，取得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但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又转而走向对西方理论追“新”逐“后”的搬用与模仿。新时代以来，以张江教授发表“强制阐释论”系列文章以及由之引发的文艺阐释研究热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界开始理性地考量西方现代文论的理论得失与其作为理论资源的价值所在，在不放弃外向借鉴与拿来的同时，更多地转向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
新时代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首先表现在确立起了在实践基础上创造适合中国文艺研究和批评的理论的自觉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理论研究和批评盲目追逐西方理论观念和方法，游离于中国自身的文艺实践之外，曾经招致“理论不及物” “批评不在场”等的批评之声。这种状况在新时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回到中国文艺现场开展文艺批评，从中国文艺发展经验和文艺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中发展文艺理论，成为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界多数人的学术共识和自觉选择。十年来，在批评领域，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原则和美学原则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文艺批评的人民标准、价值尺度、伦理原则等获得新的理论研讨与实践应用；在理论研究领域，文学阐释的原则与路径、文艺的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的关系、文艺与媒介发展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网络文艺批评、人工智能与文学、微时代的文艺创造与审美等诸多前沿性理论获得了新的聚焦与深入研讨。这一切使得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散发出不同以往的一片新意，切实增强了文论研究与当下文艺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与有效互动。
新时代中国文论自主创新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接通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艺相结合的历史血脉。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学界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逐与复制，学界提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理论口号，曾对文论研究自主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确立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许多学人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发展繁荣文艺事业、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强调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里，明确地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路径。这些思想和论述极大推升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艺包括传统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研究热潮，不仅一些传统的文论问题继续得到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华美学精神与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中国古代的乐感美学、中国文学与国家地理、中国文艺阐释传统、中国礼乐教化传统、中国文体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等新提法、新问题、新领域也不断涌现出来，不仅打开了传统文艺和美学研究的新视域，也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了传统文艺和美学的生命力，为当代文论体系创新提供了浸润着中国经验与智慧的知识资料与思想滋养，渐趋清晰地展现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独特文化色调、民族特性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三、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在学理上获得了深入的研讨，在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中获得了具体性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他还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些特点也正体现出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的目的、原则和要求。围绕文艺理论和批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学理性思考和研讨，比如对文艺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的目的性、主体性、专业性的研究，对文学阐释话语和文艺理论话语生成路径的研究，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模式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关系的研究，等等，都为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学理参照和展开动力。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把学科体系建设落实于教材体系建设。他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正是基于这一要求，中央自2004年起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文科重点教材建设，近五年来又陆续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出版的教材作了修订，至2021年10月，已出版中宣部“马工程”教材35部、教育部“马工程”教材75部。110部“马工程”教材中文艺和美学类教材2013年以来修订出版11部(中宣部“马工程”教材：《文学理论》；教育部“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美学原理》《西方文学理论》《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比较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戏曲史》)，新出版4部(教育部“马工程”教材：《艺术学概论》《中国舞蹈学》《中国美术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此外，教育部还组织了其他一些类型的课程教材建设项目。这些文艺和美学教材的编著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思想指导，以中外文艺发展的历史实际为基础，努力融通中外各种资源，在相关文学艺术领域作出了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思想综合与话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的实绩。
当然，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犹如一曲结构宏伟的交响乐，过去十年的探索与发展是其中的序曲，在看到过往建设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不足。单就学界理论研究成果而言，能够与我们这个时代巨大变革相匹配、对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扛鼎之作、经典之作尚未出现。教材建设虽然取得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还是一个短板，门类还不齐全，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引领能力都还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化自主创新尚走在路上，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界还需要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这其中，包含着我们对于时代、对于人民、对于繁荣中华文化和艺术甚至对于人类学术事业发展的使命与责任。
*作者：谭好哲，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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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中国风格的丰富、创新和提升
——简述这十年我国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新发展
路侃
这十年，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呈现出更开阔、更丰富的发展。其总体态势体现了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文化的有效作为，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文艺的社会、精神、文化、艺术的价值追求全面提升，创造性不断加强，出现了中国声音的创造性、创新性发展。整体面貌凸现了中国化、时代性和文化自信，与人民、与现实、与发展变化的联系更紧密，中国特色更鲜明，呈现领域更扩大与深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文艺基础理论、专门艺术理论、文艺批评以及文艺理论的文化结构、中西对话、传统转换、美学思想、话语构成等不同层面，都呈现出开阔、开放的发展。
党的文艺思想有了重大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许多重要方面提出坚持、发展和创新的新思想，对文艺的根本价值和历史方位作用、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文艺方向内涵的完善发展、人民内涵的丰富、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文艺的评价标准和批评原则等文艺重大原则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新思想、新观点，体现新时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文艺基本理论充分融合的发展，政策中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理论提高了政策的深度表达，使党的文艺领导更符合实际、尊重规律、符合规律。这对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根本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中国化、现实性、深入性上有显著发展。一些著述加强了知识和应用、理论和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联系，研究学风明显变化，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不是机械的、标签式的或泛泛的空谈，而是紧密联系文艺实际，解释回答现实问题，对经典的内涵、关键话语有了更深入和多元的研究。如深化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别作出的独特贡献；从语言形式、文艺实际等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文化”作用有了更多认识；对文艺意识形态中的审美作用和实现路径有了更明晰的共识；重新发现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借鉴以及在他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以上这些方面都表现出了理论空间扩展、学理依据和实践价值的统一，学术思想和理论新见有不少增强。
文艺基础理论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大大增强，体现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文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版是一个重要成果，全面体现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涵，初步建构了中国风格的文艺理论体系，并有较强的学习实践作用。在文艺基础理论的话语体系上，充分体现了关键话语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发展创新。如从“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到“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从“思想性、艺术性”到“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从“民族化”到“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华美学精神”，以及人民、审美、多样、效益、意境、媒介等涉及中国化、时代性和文艺自身规律的词语更多出现。文艺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比较完整的中国风格话语表达。有观点将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归纳为：在目的性上，以服务中国自身社会发展为目的，创造既面向现实问题又引领实践的理论话语，并助力世界学术发展，改善世道人心；在主体性上，话语体系应由个人主体性、对象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民族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构成；在专业性上要有理论系统性。在内容构成上，中国文化创造性显著增强。如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论题，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经世致用和心性解放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世界和人的解放理论相联系，是文艺理论的重要新认识。中华美学精神研究有了大幅度发展，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涉及话语特色、理论经验、精神内涵、中西比较、现代转换、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出现了理论视野的更新。对古代文论“话”体的研究，将其具象、抒情、叙事、说理相统一的特点，融入当代文论的构想中。对王国维、钱锺书、宗白华的个案研究，将他们在古代文论当代转换中的成功实践作出新的总结，重新认识王国维“境界说”广泛运用至今所体现的现代诗学建构路径，钱锺书对古代文论的隐喻和现代思维逻辑的融通，宗白华借鉴西方浪漫主义和生命哲学理论，创新阐释中国哲学“象”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建构出艺境理论的创造。有观点进而提出，从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一百多年来文艺实践经验的理性化建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中华美学精神的深入研究对当下创作也产生积极影响，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的成功，都体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意蕴。现实主义理论在开放的创作实践中的呈现与现代化、新技术美学、民族化融合的趋势，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在专门艺术理论中，电影理论、艺术理论、文艺批评有较大发展，产生了《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重构之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创作》等一批理论成果。电影理论在电影认识、电影创新上有很多新探索，提出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建设中国电影学派、新主流电影、共同体美学、宏大主题平凡化表达等重要观点。《电影工业美学研究》一书在电影理论的中间层面作出创造性研究，对电影的工业性美学特点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体系定位，对中国电影的工业进步作出美学的升级，将电影生产的工业与美学、艺术性和商业性、体制性和作者性、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为一种电影美学整体，超越电影认识的二元对立，并提出具有人民性的电影的“常人之美”，表现出开放性、创造性，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建立了面向实际的理论阐释体系。还有的著述提出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结合，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范畴，探索建设中国美学之上的电影话语阐释。也有文章以新的视角，对电影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提出新的认识，认为电影场域中的人和物都是行动者，都具有能动性，电影是一个能动性聚合体。研究电影不再强加给电影某种秩序，而要追踪电影场域中不断变化的行动者，电影研究要深入到一切与电影有关的人和物。设计理论发展也比较丰富，环境、乡村、城市、艺术、文化都是重要研究范畴，与老城改造、乡村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联系，体现了艺术学的现实性发展。
艺术理论的跨学科、跨艺术是重要的创新趋向，交叉融合自然与人文科学的“新文科”“新艺科”呼之欲出，产生了一些有创见的著述。《民间仪式音乐与乡土社会秩序》从音乐人类学角度对本土民间仪式音乐中的深厚社会秩序内涵作了深入研究，使民间艺术研究不仅具有文化保护的意义，更有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价值。研究使艺术、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结合，有力提升了对民族民间与本土音乐的认识深度。研究方法融合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拓展了对象认识的广度，是近年音乐学研究中受到关注的有价值有新意的成果。艺术中的数字技术参与也是艺术理论关注与提出新见的一个突出方面：如指出网络书展带来书法审美与公众关系的重要变化，使书法更加具有公众性；摄影在网络媒介普及下，出现个人化、直接性、旋涡状和波浪式传播；特别提出应重视技术对人内心的表现，艺术中的技术路径与人文精神的正确关系，等等。
文艺理论的知识形态、文化结构在时代与人文发展中呈现开放视野，突破更新，出现当代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出现较大的发展，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对西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阐释、发展或误读、偏颇，作出理性分析。例如既重视西马对文化作用的阐释，又防止矫枉过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在西马理论的借鉴中丰富了文艺评论的视角和深度。如西马文论对历史性和对时代、对创作实际的关切，对形式与历史的综合分析，给中国文艺理论以有益参照。“总体性”观点的普遍借用，与历史的、辩证的、社会的分析形成相互镜鉴。用“事件”理论分析网络文艺的长短，使文艺评论开始重视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跨媒介性、读者交往、圈层化等开放性因素，提高了对网络文艺繁荣与危机的认识。从“文化唯物主义”中提炼出“共同文化”的现实参考，研究本雅明“呈现纯粹事实”的思想立场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同时，西马研究也在重新认识“中马”对“西马”的影响，以增强中西文论交流对话的合理性。
新媒体美学与网络文艺研究广泛出现，是文艺理论知识形态转变的突出表现。网络文学批评迅速兴盛并提升，很快从通俗文学观察向数字人文、技术美学发展，从作品创作分析、评论转向新的文艺传播、媒介发展、文体实验。如文本和超文本、多媒体融合，现实向虚拟空间扩展、未来影响当下等一系列新的研究与评论变化，从中发现人的世界延伸、人的创造性启发，新的媒介艺术形式对日常生活和人的塑造发生密切关系，并带来文艺理论范畴、话语创新的可能。一些评论看到了网络文艺呈现多种形式繁盛发展的面貌，并出现明显的现实转向，新主流题材开始“破圈”。同时指出网络文艺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提出正确看待流量经济的科学理性分析。最新的元宇宙文艺研究评论也突出了对技术文艺的美学和人文分析，认为元宇宙可能创生截然不同的美学景观，而人学和人的建设应是开启元宇宙文艺及其评价的最终遵循；文艺在追逐技术变化时不应失去其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维度；元宇宙应保持科幻文艺的批判力，而不应限于资本和大众舆论的狂欢。
对固有理论评论文体的认识分析也成为文艺理论知识形态转变的表现。有文章提出文艺理论的“术语革命”，在当代现实中实现革命话语的时代转换，通过理论术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再造、技术与呈现方式的变革，使之与文艺理论精神面貌的提升相统一。《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书从表述方式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涉及文体学、修辞学，而且最关心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著作注重从问题、个案出发，也涉及论文能否“面对公众”又不失“专业水准”的问题，还包括演讲魅力与论文生动的关系，这些对当下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在质量把控上直接产生反思性影响。
文艺评论注重从不断发展的文艺实际出发，追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判精神和批评的有效性，开拓新的文化生长点，批评的主体性更加充分展现。这其中有对文艺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建构，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方法技巧的总结呼唤，还有对批判精神的呼吁回归。评论实践对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变化、转型提高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总结。文学评论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认识，对文学名家名著(如丁玲、赵树理、路遥等人及作品)的重评，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视野、方法论更新中发现老一代经典对中国化文艺风格、美学风格和审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也因此成为一个显著潮流，出现了“百年叙事”专题对中国文学宝贵经验的诸多总结，产生了《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等一批重评经典、回顾发展的有影响作品。文学经典的重评，促进了文化自信，增强了对中国化文学道路发展经验的认识。对国家文学制度的研究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新的重要方面，并取得显著成果。同时也有《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的精细研究，论著涵盖了宏大理想的微观化呈现、个体生存的自由体验等多样表现，体现了新世纪文学对“完整生活”的追求，使新世纪文学在宏阔和平凡等多方面的表现更为丰富。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深入到以往鲜有涉及的问题，如“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等。当代文学的传媒研究则将文学史研究视野从传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路径扩展至传播分析，包括批评家、翻译、编辑记者、管理者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其中译文的质量甚至影响到“文学中国”的真实面貌。文艺新媒介评论更成为当下有影响的文艺新现象。在《中国文艺评论》学术期刊(点击查看)的相关文章中，对文艺类直播打赏平台的研究评论，表现了文艺批评对与人民生活广泛联系的文化现象的积极关注，看到直播打赏带来文化的日常化、场景化、平民性与自由度等积极变化，也带来人民广泛参与和社群交流，促进了优秀文化的“出圈”效应与文化认同，肯定了新传播给创作者与接受者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农民参与直播带来“三农”工作迅速提升等。批评的跨界研究也成为变化发展的新趋向。文学的历史性研究，文学中的音乐性、超文本性研究，音乐中的诗性、文学性分析，都加深了对文学艺术多媒介性的认识。小说评论在跨媒介分析中进一步提升了文化性、层次感和阅读感。
由此可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奋发有为，活跃创造，开拓新境，是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取得充分发展提升的鲜明写照。
*作者：路侃，单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0期(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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