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 江丹 | 关于贺江
《南方文坛》
2023年第4期
孟繁华 | “地方”就是“世界”：青年评论家贺江
江 丹 | 心性纯粹，我自安然——贺江印象记
“地方”就是“世界”：青年评论家贺江
文 | 孟繁华
由于某种机缘，我和贺江有非常深入的接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对贺江非常熟悉了。贺江是80后，湖北枣阳人，在武汉读本科，而后在深圳大学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再后来在上海师范大学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他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曾在纽约市立大学访学半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优越的教育背景奠定了贺江良好的专业基础和艺术感觉。2014年博士毕业后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工作，边教书边做研究，并参与了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这是贺江的学习和工作履历——一个从校园到校园的书生。生活中贺江是一个非常阳光的青年，他站在那里，玉树临风，一身朝气、一身和气；他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热心公共事务，而且做事从不拖沓。我喜欢雷厉风行的人，尤其是青年。
在学术上，刻苦努力的贺江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他陆续在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在重要的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和编著。从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看，贺江已经完成了学术转型。或者说，他从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科马克·麦卡锡的研究专家，转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在贺江完成转型之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专业背景对现在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在我看来，贺江2016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专著《孤独的狂欢：科马克·麦卡锡的文学世界》，是一部显示贺江专业水准的著作。在这部专著中，贺江系统地分析、介绍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作品，包括他的南方小说《看果园的人》《外围黑暗》《上帝之子》《沙雀》，西部小说《血色子午线》《天下骏马》《穿越》《平原上的城市》以及《老无所依》《路》，同时还介绍了麦卡锡的戏剧创作。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究，一般的学者或读者是很难介入的。因为内容的限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贺江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他让我们从某些方面了解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创作状况。
▲贺江：《孤独的狂欢：科马克·麦卡锡的文学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6
对我们而言，更容易参与评价的，可能还是贺江刚刚完成的这部专著——《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在这部专著中，贺江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评价了深圳的六位作家：邓一光、杨争光、蔡东、薛忆沩、盛可以和吴君的创作情况和成就；同时选择了深圳的“1986”“31区”“内刊”“70后”“本土”“健忘”等六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或“事件”。贺江的这些视角对我而言都是耳目一新的。我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或读者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知道，深圳的当代文学虽然发生较晚，但它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堪比任何一个文学历史丰厚或作家阵容强大的地区。因此，对研究者而言，要付出的努力是没有差别的。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上，我认为贺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这就是他评论观点和语言修辞的“合宜”。贺江虽然是一个青年批评家，但在他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偏激或偏执。他的观点和立论，都是以大量的作品为基础，他对深圳作家作品的熟悉，令我叹为观止。我自认为对深圳作家非常熟悉了，但和贺江比较还差得很远。更为重要的是贺江对具体作家评论的观点。
他在评论邓一光时，是通过与杨争光的比较得出结论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邓一光和杨争光看作是深圳文学的‘两极’，他们是深圳文学的两座高峰。杨争光执着地为深圳‘寻根’，试图找到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的‘隐秘的根’，他的家乡故事带有寓言性质，是深圳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五四精神在中国当代的延续。邓一光则试图为‘失去家园的人’找到‘深圳身份’——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他们失去了故乡后，能否在深圳找到新的自我？这是邓一光特别关注的。”这个看法不仅延续了一个有比较文学专业背景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更清楚地看到了深圳文学两个领军人物的异同。寥寥数笔一览无余；在评价杨争光的《我的岁月静好》时说：“时代在巨变，但‘看客’的身份依然没有变化，这是鲁迅以及杨争光一直在书写的主题。将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主题，让‘躺平’的知识分子成为我们审视国民性的一个视角，从而引起我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这是杨争光在《我的岁月静好》所要达到的目的。”将杨争光同鲁迅联系起来，并看到了“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脉络，显示了宽阔的学术眼光；蔡东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得主，也是深圳文学新一代的代表。贺江在评价蔡东时，一方面肯定了“蔡东的小说常常从日常中取材，她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困顿和诗意，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与欢愉。即使是反思现代性的一类小说，她的书写也不走抽象空洞的路数，而是提供细节和人物，富有生活质感”。同时发现了蔡东的创作是“慢的艺术”，蔡东是用“慢”来对抗“快”，对抗消费主义的泥潭，对抗现代性的侵袭，从而确定“无意义”在生活中的价值，建立起关于日常生活的“慢”美学。应该说，贺江的这些发现，是道人所未道，是独具慧眼的发现。其他对薛忆沩、盛可以、吴君的评论，同样可圈可点。能在书写同一个地区的作家中，发现他们的差异性，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所在。
《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的下编，我认为是更有特点的研究。比如，他认为1986年对深圳文学无比重要。这一年的深圳发生的文学事实，“它们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强调个性独立，强调个体价值，是个体伦理在深圳崛起的表现，也是深圳文学的‘现代性’表征。因此，将1986年看成是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既摆脱了把1979年深圳市成立作为起点的简单界定，又批判了1979—1986年之间深圳文学中的‘特区情结’，而1986年深圳文学的创作成就，又很好地支撑了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依据”。贺江的结论斩钉截铁，我们只能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想要反驳他，我们将会感到为难；还有在“31区”诞生的深圳新的作家群体，以《民治·新城市文学》为代表的“内刊”，《白诗歌》等代表的“民刊”，都为深圳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和推动作用。这里当然也包括贺江讨论的深圳70后和“本土”作家。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可能是贺江对深圳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批判。他将这一批判命名为“健忘”——
深圳这个城市仿佛得了健忘症，城市里的人仿佛是一群群的梦游者。当我们想要研究深圳文学时，我们发现，这个城市40多年的发展史中并没有留下什么“文本”——资料奇缺！深圳的文化工作者没有文本保护意识，曾经作为内刊之城的深圳，又能找到几本内刊资料？都散去了，消失了，不见了。具体到深圳作家呢？我们发现一大批作家也正在“消失”，无人提起！比如，谭日超、陈国凯、张若雪、曹征路、许立志、黑光，这些曾经为深圳文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们，他们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多么健忘的一个城市啊！
我想，这是贺江在研究深圳文学、特别是深圳文学历史时的切肤之痛，这就是资料的奇缺。大家都会了解以上作家的重要，但是研究是要具体资料的，凭空讨论，不说多年后将会被质疑它的真实性，即便在当下，没有资料的空谈也是不作数的。因此，与其说这是贺江的批判，毋宁说这是善意的提醒。这一提醒不仅对深圳价值连城，对任何一个地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贺江的这本专著，既有对深圳文学整体性的研究，更有对深圳文学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对深圳文学“十二张面孔”的描绘，以具体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圳文学的“整体性”，这是贺江要达到的效果。他实现了自己的期许。我要祝贺他。
▲贺江：《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花城出版社，2023
贺江学术工作的另一方面，是他参与的对深圳文学的积累性工作。这就是他参与的“深圳文学研究文献系列”的编纂。他编纂的几个子项目如《突然显现出来的世界：薛忆沩作品评论集》《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盛可以作品评论集》《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蔡东作品评论集》就出自贺江之手。通过阅读选本的文章，我觉得贺江很好地处理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选本即批评。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的选本，都是批评的一种形式。中国有选本的传统，《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新文学大系》等，都是选本；选本有选家的标准，合乎标准的才能入选；选择过程就是批评的过程。对于专业而言，不同的选家有不同的标准，见仁见智。但优秀的选家还是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的。因此，选本是有难度的；二是选本要合宜。这是从“批评要合宜”演绎来的。我认为从事批评就要说真话。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难做到。“合宜”的批评最难能可贵。合宜就是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恰恰是就高不就低，尽量往大了说，往高了说，这是批评普遍的风气。能在这种风气中坚持“合宜”，就是好批评家。贺江在编选的时候，显然是有深入考虑的。贺江的选本，往大了说，是为构建深圳的文化之魂做了一个切实的工作，往小了说，是对几个作家创作研究评论的一次总结。总结就是为了汲取经验和教训，是为了把作家创作和深圳文学的研究评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因此，总结就是新的起点。我相信这几个选本一定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最后，我想谈谈贺江从事文学评论的基本思路或出发点。他自己说他的文学批评是“通向‘地方’的文学批评”。他通过哈代、福克纳、莫言等赋予地方以独特的生命经验，构筑了独特的“地方性”，实现了“在地性”的写作。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地从美学内在的观点来定义的，向来都是“在地性”的表达，能够赋予艺术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就是本雅明所谈到的艺术的独特光晕。“在地性”批评强调作品和特定地点的不可替代性，能够将作品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情境里，能够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并努力呈现独特的文学生态。这几年关于“新南方写作”和“地方路径”的研究都是“在地性”批评的代表。
贺江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借题发挥一下。所有的写作都指向地方，但“地方”就是“世界”。我的意思是，“地方”的提出正是因为有个“世界”，特别是有个世界的主宰。那些强势的文学国家，在表达他们文学观念的时候，就以为是在替世界文学说话。但是，从来就没有一个“世界文学”的存在，他们在讲“世界文学”的时候，那些弱小的“地方”不在他们的视野中。“地方”的被忽略，是全球化理论中最需要质疑和批判的。这个时候，中外理论家们对“地方”的强调就是一种对多元文化、多元文学的捍卫。在本土也同理，中国文学不是哪个地区能够涵盖或代表的。不同地区特别是文学弱势地区的被维护和关注，才是捍卫多元文化重要的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贺江对“地方”的强调，就超越了对深圳的具体所指。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心性纯粹，我自安然
——贺江印象记
文 | 江 丹
我很少去办公室，这几年疫情常上网课，就更少去了。去年五一假期的一天，去办公室拿本书。一开门，门边午休床上有人惊坐而起，蓬头垢面的。我吓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贺江。他把自己关进办公室，快意读书，妙笔著文，在这儿待好几天了。
贺江有自己的写作方式，一般是闭门不出，日夜不休，爬梳材料，一气写完，绝没有我这种晚期拖延癌明日复明日的焦虑。比如昨天朋友们还在一起喝酒聊天，懒散自在，他突然来一句，明天要开始写文章了，第二天他就真的不见了。他骨子里对学术有一种纯粹的热情，一头扎进去，笃志凝神，沉潜琢磨，形之成文。
记得读博的时候，做古代文学研究的导师陈水云教弟子两条学术秘籍：一是尽可能地收集材料，这样才能避免拾人牙慧，也不会有失偏颇；二是材料出观点，先有材料，再从对材料的理解和思考中形成系统观点，而不是拿理论去套观点。导师的教诲我一直记着，惜之多有惫懒，少有实践。但我欣喜地在贺江身上看到，他的学术研究做到了这些。
记忆较深的是，深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后，一切从零开始，收集文献的苦功夫都是贺江做。特区成立以来的各类文学文献、公开刊物、内刊、民刊甚至校刊，他都尽量搜罗，四十多年来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他都了然于心，俨然已是深圳本土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少有人比他对深圳文学的历史更熟悉。他有篇文章《从改革开放40年看“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是经过广泛阅读材料后的思考凝结。他认为，将1979年深圳建市作为深圳文学的起点过于简单化，在这之前，深圳文学作为宝安文学的一部分就已存在，而这之后，到1986年，深圳文学主要演绎“特区情结”，尤其是1986年之后，深圳文学体现出全新的气质和个性，可以把1986年看成是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①。这个观点非常有见地。他写其他文章也是如此这般，先大量收集、阅读材料，把材料吃透，才落笔作文，总有独见卓识。
我们原来都不是做深圳文学研究的，我学古代文学批评，贺江专事外国文学。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为此还翻译了麦卡锡的小说，出版了一本专著。他的语言有表现力，行文流畅，富于文气，对没读过原作的我来说，读他的研究专著，就能感受到麦卡锡小说的无穷魅力。自序写得深刻漂亮，语言很有硬派诗意之感，“在孤独中开一朵花，一朵硬冷之花。在孤独中策一匹马，一匹孤傲之马。科马克·麦卡锡仿佛是一个孤独的舞者，他用孤独创造了属于自我的狂欢节”②。我得承认，读了他的书，我也莫名觉得孤独，一种穿越旷野、抵达灵魂的孤独感从他的文字里氤氲出来。
贺江在深圳大学读硕士，赴上海读博后又返回深圳，就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后，他纯粹热烈的学术深情献给了深圳本土文学研究。自那以后，专注于深圳文学研究，几年间硕果累累。
最早的时候，他忙着钩沉、整理资料，被历史烟尘淹没的书籍、刊物都被他费心买到、求到。他一个人跑图书馆，拉拖车，一车一车地运载，上架，编目，摆放整齐，看起来赏心悦目。每一本都是他苦心孤诣寻来，聚沙成塔，这才有了深圳文学研究史料文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深圳文学研究的史料功夫，他已经替大家备好了。后来，他书斋苦读，奋笔写了多篇深圳文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在学界有影响力的重要刊物上。专著和编著，也不间断地出了很多部。偶尔见面，他问我文章写得怎么样，上次介绍我读的书有何心得，我总是窘迫狼狈，落荒而逃。
▲贺江主编《突然显现出来的世界：薛忆沩作品评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中心的学术交流活动，也都是贺江作为主力承担大部分任务。他极细心周到，落实讲座、会议的各项具体事务，做事情不计得失，不惜力气，永远是冲在最前面把活都干了，永远是温暖谦虚的样子，踏实稳重，让人放心。我们一起听讲座，他会提前多日把讲座嘉宾的著作、文章读一遍，认真听讲，适时提出富于见地的问题，真正在思想与思想的交流、碰撞中有收获，有进步。我想，这也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他对学术的虔诚之心，他的真诚，怎会不让人心生亲近？
做学术研究要耐得住清苦，守得住寂寞。贺江做学问正是这样的精神，不摇摆，不盲目跟风，坚持以深圳文学研究为志业。在学术研究这个行当，只有心思不那么活的人才能耐得住书斋苦读，才能认真出点成果。贺江就是这样一位有传统文人精神的青年学人，不趋时，不功利，不急不躁。敢于慢，愿意坐冷板凳，不轻易改变心志，一字一句，一篇一章，积累起丰硕的研究成果。
深圳作家有新作出来的时候，贺江总会第一时间深度阅读，写研究文章。得益于他比较文学的背景，他理论视野开阔，看问题有独到角度。比如邓一光长篇巨作《人，或所有的士兵》写就后，他是第一个读者。作品还未发表，他已就作品跟邓老师多次讨论了，此后又写了文章《论〈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创伤书写》。文章厚重深刻，将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与邓一光战争系列小说的旧作放在一个逻辑层级进行比较阅读，文章引述汉娜·阿伦特的话：“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是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③贺江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里的“郁漱石是一种‘光亮’，虽然他是‘忧郁的’。在邓一光笔下，这种‘忧郁’的个体身份与香港的‘忧郁’形成一种互文，记录了创伤的历史。《人，或所有的士兵》也是一种‘光亮’，它记录了充满创伤的‘战争的现场’，批判了国民性的‘历史健忘症’，对‘忧郁的香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也拓展了战争小说新的书写空间”④。我常常是先读他的文章，才知最近又有哪些深圳文学新作发表了。
我想，贺江与深圳文学研究，是互相玉成的关系。他的新著《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以及已发表的数篇深圳文学研究的文章，都是深圳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正是因为有贺江，以及和贺江一样努力的一批深圳学者，才有了深圳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席之地，形成深圳学派的声音。
他对深圳文学爱得深沉专一，不仅自己做研究，写文章，出专著，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深圳文学，形成深圳文学研究的众声喧哗。为此，他将学术研究融入课堂教学，开设“深圳文学漫谈”选修课。大部分学生在选修课上习惯性划水，选简单的、容易通过的、表面热闹的。选贺江这门选修课的学生，多是在他的“大学语文”“文化与人生”的课堂上被其才学吸引，是真正对深圳文学有兴趣之人。作为教师的贺江，从文学审美和人生趣味上，给予学生启示，足以令学生受益终生。
作为学人的贺江是纯粹的，但他可不是个书呆子。行动派精神并不独在做学问上，还在生活上。
贺江热爱运动。有一阵听说他根据视频教程自学了游泳。第一次听说游泳还能自学的，我报了班去了三次就半途而废，他自学就会了，可见其悟性天赋。又听说他不顾路远跑到龙岗去学篮球，当时他还住南山区，去龙岗的车程将近一个钟头。他篮球打得很不错，为了更具专业水准，就报班跟教练学。最近这一两年，他一周几次约同事们在网球场挥洒汗水。我疑惑，还有他不会的运动吗？
他读书习惯很好。我们消磨时间，不过是俗人那一套，刷刷视频，逛逛微博，贺江却不一样，到哪儿都带着书，等开会的碎片时间里，他在读书；大课间的二十五分钟，他也读得入神。游玩在外，聊到兴尽处，且各自安歇，他还在读书。读书总有心得，翻他的朋友圈，就知道他最近走了哪些地方，看了哪些好书。
每做一件事，他总是全身心投入，尽情尽兴。兴来独往，兴尽而归，尽得一事之胜。
他曾跟我们分享他少年读书时作的诗，诗写得浪漫热烈，又一往情深，不是诗家人，但得诗家情。当年他极爱莫言，因痴迷莫言小说，连着爱上了莫言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听说单位来了个高密的女孩子，心急得不行，写情诗，赶着献上殷勤，终是抱得美人归，娶到了飒爽漂亮的高密媳妇，也算不辜负对莫言的一番深情。
他儿子也生得漂亮，眉眼里不是他媳妇那飒飒的英气，而是他温和憨直的样子，深得班上女孩子的喜欢，才小学四年级，情书就已经收了很多。现在育儿讲究高质量陪伴，双职工家庭哪能时时刻刻做到陪伴，比如我，上完课，回到家，沙发瘫一会儿，小憩片刻，刷刷手机，就要接娃了，接了娃做饭吃饭洗碗，就想着赶娃睡觉去。几岁的娃都喜欢听故事。我是文学教师，却没有给娃编过多少故事，反正有各类有声读物。小孩子没那么专情，几天爱一个故事，过几天又爱上了另一个故事，长大成年了，并不会特别记得。
▲贺江主编《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盛可以作品评论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
贺江家却不一样，他的小孩格外幸福，听的故事是他自己编自己讲的，我想，这应该就是高质量亲子陪伴的典范，是成长最好的礼物和纪念了。他把自己讲述的故事，编成绘本故事出版，在序言里，他这样说：“好的童话故事要来源于生活，要提供某种生活经验，即便是天马行空的虚构，也指向生活的某个方面。”“这本童话故事中的钓鱼、爬山、采蘑菇、划船、种菜、掏鸟窝等，唤醒了我自己的童年经验，那是我朝思暮想却怎么也回不去的美好世界。读他的童话书，我的童年生活仿佛复原了，对童年生活的体验也复苏了。”⑤每个人都有回不去的童年，弥散着记忆深处的乡愁，而贺江用笔复活了自己的童年，又给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别样童年。
纯粹的人是幸福的。我常常觉得，他活得肆意酣畅，生命是那样明朗热烈，有任侠之气。他的生命热情极富感染力，为人又古道热肠，同事们都喜欢他。虽然他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帅哥，然而人家就一直是年轻而蓬勃的样子，没有半点中年人的疲态。
他有公心又细致，对朋友耐心体贴，兼任我们走四方的团长，友人几大家子都愿意跟随他出游。他提前规划好路线，车开得又稳又快。有一次去珠海，入夜了，他带我们去海边灯火通明的大排档，在那里，我们吃到了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香煎马鲛鱼。鱼特新鲜，老板在明亮厨房的滚烫铁板上耐心地煎鱼，火候佳，鱼的表面一层薄薄的酥脆，内里是海鱼特有的韧劲。我们啤酒喝得尽兴，各家的娃举着牛奶也跟着干杯，接着朋友觅到一家夜豆浆，在微凉的海风里我们吸溜着热豆浆，回想起来，真是浮生半生，人生至乐。第二天，贺江驱车带我们去一条不知名的乡间公路，起伏的芦苇丛里，隐着一条潺湲恬静的河流。九月的天气，荻花瑟瑟，流水汤汤，时有飞鸟，掠翅而过。同行的作家好友下了车，说：“这是《诗经》里的河流呀！”然后，贺江就开始现场吟诗。我想，也只有他能找到这样清欢有味的地方，他不在书斋的时候，就在路上。
他有一辆光彩夺目的越野车，颜色是鲜亮的橘红。开着霸气的越野，他去了新疆又去了西藏。去新疆那次，听闻有封控消息，还是挡不住他们一家子撒野的心。说到这，很感慨，夫妻能有共同爱好是多么难能可贵。贺江和夫人都爱越野，驱车旅行，去人迹罕至处，一起喝酒，一起赏苍茫孤绝的风景。我和我家程序员共同的爱好可能就只有吃吃喝喝了，念及此，羞愧又增一分，悲伤又添一分。
贺江酒量好，朋友间小聚，醉不醉，他都尽兴。记得有一次师友小聚，贺江拿出舍命陪君子的气概，陪一位量如江海的前辈老师喝得酣畅淋漓，最终是醉了，醉得一塌糊涂，走路都歪歪扭扭要人搀扶，好笑的是还记着要给女士拎几袋子沉甸甸的书。
▲贺江、张坤主编《在地的回响：深圳南山区六作家评论小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对家人，对朋友，对师长，他的热忱叫人感动。他的硕士导师多年前已在深圳大学退休，城市里闲居一隅。我们聊起来，总听说他带着导师在寻医问药，在外出旅行散心。导师孩子不在身边，不及侍奉在侧。他对待导师如父母，在生活和情感上无微不至地关心。
我想起明代的张岱，一部《陶庵梦忆》数尽繁华往事。张岱是颇有豪侠之气的生活艺术家，当时流行的物事，没有他不爱的，制灯、酿酒、焙茶，都是行家，学问做得好，蹴鞠也踢得极好。述史以志节，尽显晚明文人的忠节傲骨。贺江也是这样一位深得生活之趣的艺术家，这与他对学术纯粹的热爱、对深圳文学研究的深情是一以贯之的。他赤诚、有性情、少计较、不精致，肆意痛快，豪气仗义。他的人生飞驰在探寻风景之胜的旅途上，更在寻访学问之趣的幽境中。
他所走的两条路，是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祝福他，一路风景，走得更远。
（江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成果；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文学现象与机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SZ2022D020）
【注释】
①贺江：《从改革开放40年看“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载王为理主编《深圳文化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254-265页。
②贺江：《孤独的狂欢：科马克·麦卡锡的文学世界》自序，上海三联书店，2016。
③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3页。
④贺江：《论〈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创伤书写》，《南方文坛》2020年第1期。
⑤贺江：《小狗和小熊的故事》自序，云南美术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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