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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 | 继承传统,博古通今:痛悼著名语言学家郭锡良先生

语言服务
2024-09-0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京大学中文系 Author 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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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官网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郭锡良先生因病于2022年12月30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郭锡良先生19309月22日出生于湖南衡山,自幼受到传统的启蒙教育1950考入湖南大学,后转入武汉大学,1954年毕业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教书育人、著书治学上得到了大师的耳提面命。1958年毕业留校,1986年评为教授,1990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77年至1993年任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94年至1999年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郭锡良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常务理事、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会顾问《语言学论《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编委《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

郭锡良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史研究与教学,其研究领域包括汉语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文学语言史、古音学、文字学、训诂学、词典学、方言学以及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等。他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知识》《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发表《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先秦语气词新探》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殷商时代音系初探》《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等论文篇。郭锡良先生前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影响了数代学人,八十年代主要致力于古汉语语法体系的构建九十年代以后学术重点转向先秦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研究,2000年退后他的主要学术兴趣转向上古音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增订《汉字古音手册》,并以八十八岁高龄出版了《汉字古音表稿》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郭锡良先生在北大中文系任教载,开设汉语史古代汉语《马氏文通》研读文字学《说文解字》古音研究课程,在教学方面精益求精,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培养了大批文史研究语言学研究人才。郭锡良先生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融汇古今中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迷信,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为人正直无私,行事光明磊落,堪称学界楷模,深受国内外同行的尊敬和爱戴郭锡良先生的逝世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损失,也是汉语史学界、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

今天,语言服务公众号特转发202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对郭锡良先生的专访,以此沉痛悼念郭锡良先生!郭锡良先生千古!                                    


图一:访谈间歇


受访人介绍:

郭锡良,1930年生,1958年北大中文系汉语史研究生毕业。现为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音韵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论文一百多篇。


采访人介绍:

雷瑭洵,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史。


雷瑭洵:郭先生好!适逢先生九十寿辰,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郭先生笔耕不辍,今年出版了《汉字古音表稿》单行本,重新修订了《汉字古音手册》,一直处在学科研究的最前沿。今年又逢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我们想请您来谈一谈您的求学、治学经历,以及中文系语言学科发展和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些情况。


图二:2020年9月20日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庆祝郭锡良先生九十华诞学术座谈会


郭锡良我的祖父名叫郭光璧,是清末的补廩秀才,辛亥革命之后又上了湖南第一师范,与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同在师范二班,毛泽东是预科六班。我从四岁多就跟祖父母一起生活,从那时起,祖父就教我念《三字经》,之后又教我念《五字鉴》,也是押韵的,不过那时候我年纪小,五个字一句的我都念不好,祖父就把《五字鉴》改成了“四字鉴”。之后又教我《左传》,还有《幼学琼林》。过去上私塾强调背“四书五经”,我就跟着祖父背过一遍《左传》,因此作为同龄人我的古文功底比较好些。


1939年祖父去世,1940年我上了高小,1942年上了中学。读过岳云中学、赵氏三忠中学、南华中学等校。我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抗战期间要躲避日寇,学校都不得不停办,前后达三学期之多。在中学时,我的数学成绩比较突出,英语作文比赛还得过奖,后来就想报考理工科。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社会比较动荡,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基本没有学。


1950年春我在老家衡山望峰桥,种了六亩多地,学会了犁、耙、耖、耥。7月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到长沙考大学。就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的大教室里,把八个书桌拼起来当床,挺过炎热、多蚊的夏夜。先报考了华北十七所院校的联合招生,没有考取。接着又考了湖南大学和湖南农学院,当时因为高三缺课太多,担心理工考不上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报考了湖南大学中文系。后来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我不想学农,就进入了湖南大学。第一年还在复习数理化,想在第二年继续考理工。后来在班主任的教育下,开始改变主意。到二年级听了系主任谭丕谟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反而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因此读了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还有文艺理论方面的书都看了不少。三年级时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变成了理工科大学,中文系合并到武大。1954年夏天从武大毕业,保送到北京大学当语言学研究生。


图三:郭锡良先生在湖南大学(三排左九)


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队伍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在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十五个人,分成汉语史五个人,现代汉语五个人,语言理论五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我本来是想搞文学的,不过当时要服从组织分配,只好学语言。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我之外还有向熹、祝敏彻、齐冲天、孙宝琳。三个来自北大,两个来自武汉大学。


雷瑭洵:当时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


郭锡良:当年在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跟当时的时代密切相关,应该说跟抗美援朝有关。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实际上是中苏合作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中国军威大振;从而也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1953年10月,苏联派了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来到北大,开办四年制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学校匆匆地从中文系、东语系、西语系等几个系里抽了15个四年级的学生,就对付过去了。1954年又要建立汉语史这个学科,要招汉语史的副博士研究生,由胡乔木代表中央,决定把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来。


中山大学办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1953年毕业了一个班,人数在十个人左右,因此就把中山大学的整个系就调到了北京大学。当时一起调过来的教师还有岑麒祥、周达甫、黄伯荣等五人。王力先生到北大后,中文系设立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招收了语言学的研究生班。王力先生任汉语教研室主任,招收了五个汉语史研究生。


图四:访谈现场


雷瑭洵:当时汉语史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是怎样的呢?


郭锡良王先生非常重视胡乔木交给他的任务,他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的重视,有很多人来听,有下一级的、外校的、进修教师,有一百多人。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


1955年上学期,除了1954年的三门课外,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


1955-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这个学年,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1956-1957年,有岑麒祥先生的“普通语言学”,陆志韦先生开“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导读”(周达甫先生翻译之后作为讲义印发),金鹏先生的“汉藏语概论”,朱德熙先生后来在马学良他们主编的《汉藏语概论》序言里面说,6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过一次这个课,其实最早不是袁家骅先生,应该是金鹏先生。还有郑奠先生的“古汉语语法修辞学概论”,后来他还正式出版了这方面的专集。


本来还安排了两个课,一个是周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个是李荣先生的“《广韵》研究”,没来得及开出。等我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后才开出来,由我来担任助教。


这就是王力先生给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排的重要的课程,也是王力先生对培养汉语史研究生做的认真考虑。就我所知,这样的师资阵容和课程设置,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图五:王力先生与郭锡良先生


雷瑭洵:王先生当时是怎么做指导的呢?


郭锡良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们在法国最早的两个语言学博士(另一个是刘复),也是我们20世纪创立语言学的几个领头人之一,而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赵元任、李方桂很早就出国了,罗常培先生又比较早地去世了,所以20世纪领导中国语言学的主要领头人就是王力先生。他不仅研究汉语史,对语言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关于汉语史的这一套,他的培养计划设计是很扎实的,重视博古通今,重视实际语言资料。


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导都对我影响很大,这里想举一件事:他开设了一门课,叫做“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讲授汉语史这个课时,专门为汉语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门课不仅讲知识,也讲自己怎么写讲稿,怎么备课,怎么查找、搜集和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是有很大帮助的。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的时候经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开朗,收获很大。我就觉得我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做。我跟着王先生三十几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导。


还有就是1959年王先生讲“古代汉语”,我做助教,以及后来参加编写《古代汉语》教材。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主要讲短篇散文,放得很开,常常拉得很远,讲得不是很成功。魏先生之后是杨伯峻讲,实际上是讲他的《文言语法》,带一点短的文章,讲几篇文章,这也不太成功,学生反映不佳。王先生是古汉语教研室的主任,他就只好自己来开古代汉语课。他一开课就建立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体系。他这个课一开,就在第一教学楼一层最大的那个教室,不但是整个教室坐满,走道和门外都坐着人听课。王先生让我带着刚从武大、川大毕业的赵克勤和陈绍鹏三个人当助教,辅导课由我来讲。我还记得第一次到三十二楼去辅导,那时候是57级的四个班,晚上到二楼一间寝室坐下,队伍排得很长。同学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我都一一答复。然后有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齐桓公伐楚》中的“寡人是问”怎么分析,我回答说:“‘寡人是问’就是‘我问这个’,‘是’是前置宾语。”他立即问:“怎么杨伯峻不是这样解释的?”我说:“哦,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儿,他的语法体系受叔父的影响较多,我是按王力先生的体系分析。”几个学生同时惊奇地问道:“你是哪里毕业的?”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本科由四年制改成了五年制,没有毕业生;他们知道从外校分了几个毕业生来,他们的提问是要为难辅导的。“我是北大的啊。”“哎,怎么不认识你?你住哪里?”“我住在19楼。”“啊!研究生毕业!”楼道里的队伍也就散了。这说明王力先生的培养计划和指导帮助我顺利地过了一关。


雷瑭洵:您在60年代先参与了《古代汉语》的编写工作,后又主持编写了一套《古代汉语》,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经历呢?


郭锡良:王力先生从1961年开始编《古代汉语》,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极“左”路线已经有所调整,提出全国要编文科教材,中文系就要编“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七门课的教材。“古代汉语”还是重点课程,教学计划提出要开两年半,目的就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周扬明确地点名叫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


图六:《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组成员及审阅者的合影(第一排左起分别为:萧璋、叶圣陶、王力;第二排左起分别为:吉常宏、赵克勤、马汉麟、祝敏彻;第三排左起分别为:郭锡良、许嘉璐、刘益之)


郭锡良:当时成立了文科教材编辑室,由冯至先生当中文系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丁声树、季镇淮是副主任,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十多人是委员,我是秘书。《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以王力先生在北大的“古代汉语讲义”作为基础,先由王力先生拟定出一个详细的提纲,编写组成员根据提纲分工编写。编写组采取老中青三结合的人员构成,两老(王力、萧璋)两中(刘益之、马汉麟)五青(吉常宏、祝敏彻、郭锡良、赵克勤、许嘉璐)一共九人。1961年8月报到,没有休假,加班加点地干。工作程序是先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经全组传阅,把意见写成标签贴上。然后王力先生召开会议讨论,对这些分歧进行解释或者解答,最后由他下结论。这个过程对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十分有益。王先生怎么样分析意见,怎么样下结论,这是我得益最深之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要查阅很多资料,才能真正读懂,才能注释精当。每一节通论,都要反复推敲,才能站得住脚,写得精要。


在1987年全国的第一次的高校教材评审上,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得了特等奖。中文系有两个特等奖,1988年1月在首届全国优秀教材授奖仪式上,费振刚代表《中国文学史》,我代表《古代汉语》去领的奖。


图七:学科教材特等奖颁奖合影

(第二排右五为郭锡良先生,右四为费振刚先生)


郭锡良:说到这里,我还想要说一件事情,当时冯至先生是文科教材中文组的编审组长,也担任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审。他看过我写的《古代汉语》的稿子之后,让我帮他看一遍《中国文学史》的稿子。我这个人从来大概就是有一点不知高低的,所以我也不管编者是谁,就在上面提出意见。《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冯至先生就一定要把400块钱的审稿费给我,我坚决不要。冯先生说,“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工资只有七十几块钱,听说你母亲病了……”当时我的母亲住了两次院了,我欠了不少账。我真心非常感谢冯至先生,我一辈子都感谢他。


在“文革”中,王先生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要把他打成美国特务。文革后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系里让我负责古代汉语教学小组,当时王先生的《古代汉语》没办法用作教材,只得匆忙挑选了一些篇目凑成一本文选,教了一两届。1975年,我提出要为学员编写一本古代汉语教材,就招了一个古代汉语进修班,有刘宋川、许青松、吕坚等几个进修教师,还有一些刚留下来的老师,借“开门办学”的名义,拉到校外编了一年,搞出了一本《古代汉语》上册。后来文革结束,高校恢复招生,教材编写成了教研室的迫切任务。不过当时教研室很多成员的积极性还没调动起来,我借着这个机会,努力团结教研室,多写多做。实际上上册主要是改编出来的稿子,中册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都参加了一些工作,蒋绍愚做的多一些,下册仍有三分之一是我写的。那时候我一心扑在教学和教材编写上。最终这本教材在1979年完成,1981年出版。这本书也获得了全国首届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图八:郭锡良先生在课堂


雷瑭洵:您在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主任,现在古代汉语教研室开设的很多课程,比如本科生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研究生的“古音学”“《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古文字学”这样的课程,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去设计的?


郭锡良:我先讲一个故事,大概是在批了胡适、胡风,打了右派之后,还在批右倾时,极“左”路线把中西文化一股脑打入了封、资、修泥坑。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杨晦先生,我留系工作之后当中文系分管研究生的秘书,分管研究生。批的时候,文史楼的大门口贴一张大字报,一边是文学的书籍,一边是语言学的书籍,一只大公鸡两只脚分别踩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书籍上面,名为“有鸡联系”。因为杨晦先生提出语言跟文学是有机联系,有一些学文学的人不想学语言学,学生去反对他,就贴了大字报。我有一次就跟杨晦先生去汇报研究生的情况,汇报完以后就笑了。我说:“杨先生,文史楼的前面贴了一张大字报你看到没有?”他说:“是什么?”我就把这张大字报一讲,他就对我说:“不是有机联系是什么?还好笑呢。”我说:“不是好笑,是那张画画得好笑。”杨晦先生说:“有什么好笑的,学语言的不要学文学吗?学文学的不要学语言吗?”我其实不是同意大字报上的意见。这个故事可以说明,杨晦先生坚持一个重要认识:搞文学不懂语言学,也就是不懂古代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就落实不了字词句,变成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正如我在《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答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一文中所指出的,短短的一首二十字的绝句,蔡某却犯下许多低级错误。


2000年我从中文系退休,现在的一些情况已经不太清楚了。从人才培养上,我能感觉到王先生的一些想法:中文系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必须是古今中外都通的,不但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王先生的这条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作为大学的教师,连四书五经都读不懂,甚至连看都不看,这样行吗?咱们中文系的很多研究生都要去做大学老师,因此需要给他们讲这方面的知识,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的研究生,如果读不懂《说文》段注,读不懂《马氏文通》,缺乏阅读古书的能力,要搞哪一行都是有困难的。即使是搞文学,也应该懂文字音韵训诂,也需要能够落实字词句,不然就很难说真正搞懂了《诗经》《楚辞》。现在我们的语言学专业的本科生大多数都要读硕士、博士,在培养本科生时,尤其是我们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的本科生,这一些课也都应该上。


我管教研室的时候,在本科生教学上,除了继续开设“古代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汉语史”这一类基础课之外,还提出要开设一批原典精读课。


图九:郭锡良先生夫妇与学生们的合影(第一排左起:刘子瑜、徐寒玉女士、郭锡良先生、易福成;第二排左起:金树祥、孙玉文、邵永海、杨逢彬、卢烈红、张猛)


雷瑭洵:您桃李遍天下,在培养研究生时都有哪些理念呢?


郭锡良:培养研究生呢,我一般要求比较严。1979年我跟王力先生招了五个汉语史的硕士生,也就是宋绍年他们那一班。我要求研究生必须听哪些课,要求必须通读《说文解字注》,还有《马氏文通》,这些都是经典。要多读书,现在有的人,也不爱读书,就好找一点西方的什么理论,然后自己提一点新的所谓看法,这种缺乏根基的创新实在是不值得鼓励的。


我自己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整个不超过二十个人,这其中也包括外国留学生。其中也有个别的后来不搞汉语史了。当时我给硕士生就定了四门课:古音学、《说文解字》、《马氏文通》、古文字学。要博古通今,同时要求文学也要通,文史哲都要通。要落实字词句,就得知人知世。只有博古通今,在方法论上面才能够走王力先生的道路,这样的研究就可以上道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搞文学的先生,对这个方面重视不够。 


图十:2013年古代汉语教研室迎新年联欢会(第一排左起:孙玉文、宋绍年、郭锡良、唐作藩、蒋绍愚、张联荣、张猛;第二排左起:刘子瑜、宋亚云、胡敕瑞


雷瑭洵:您对汉语史这个学科的发展有什么期许或者是展望?


郭锡良:我觉得前面那些年,一直受到文革的影响。最近这些年,我看到了我们中文系现在有《论语》导读、《孟子》导读,先秦的这些书籍的导读课,这是向好的方面转。


现在中文系确实有一种“厚今薄古”的势头,对于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都考虑得比较少。我们古代汉语教研室,在我做教研室主任时就提出要15个编制,最多时到了13个,可现在只有8个教员了。古代汉语包括的学术范围很广,文字、音韵、词汇训诂、语法修辞还有文学语言史。我很担忧,要是这样下去,不少学校都可能超过我们。中文系古典这一块,都处在危急的关头,这不是危言耸听,希望能够秉持博古通今的理念,用周扬的话来说,“今”不到一百年,“古”则有几千年,不要拿一百年不到的“今”去压过几千年的“古”。


如果大家要搞汉语史的学问,力气就一定要放到古代文史哲的典籍,包括小学上。从《尔雅》起,历代小学名著,清代的从顾炎武起的七家,包括后来的章炳麟、黄侃、钱玄同的一些著作都要读,这需要花很大的功夫。现在连一个《新华字典》都收了一万两千字以上,《现代汉语词典》更有一万三千多字,如果作为汉语史研究生,要看得出来他们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要吸收西方影响。


图十一:郭锡良先生与采访者


雷瑭洵:您在中文系学习工作已经60多年了,您觉得中文系有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如果用一两个词来说中文系的精神,您大概会选什么样的词?


郭锡良:中文系的精神,就是前面我讲的意思。中文系大多数教师还是博学多识的,兼通古今中外。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雷瑭洵:好的,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郭先生。



助理采访:李泓霖

责任编辑:李泓霖

推送排版:黄时恩

图片来源:图一(徐梓岚摄)、四(徐梓岚摄)、十一(徐梓岚摄)为原创,图二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公众号,图三、五、六、七、九、十由受访者提供,图八源于中文系行政办资料。


本专访内容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文学人”系列专访团队创作,版权属北京大学中文系官方微信公众号所有。若需转载,请与本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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