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山村，行走在山湖之间

行走在山湖之间的陶公山村，处处都有惊喜

沃菲尔德风土图记 XXV

聚落中的空间方言

何依 孔惟洁 张乐天

什么是风土？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将其定义为“土地的气候、气象、地质、地貌、地形、景观等的总称”，并从这个观点出发得出了住居形式与风土息息相关的结论。藤井明则进一步证明了风土的社会性：风土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已知的条件而已，当建筑物作为一种形象“事物”出现在聚落内部时，还需考虑聚落共同体民意的空间概念和意识，这些绝不可能被风土直接表现出来，创造者的意图是通过特定形式才能被表现。综合而论，风土的烙印使一方土地拥有各自空间的方言，其封闭在内部所形成的世界观，投射到聚落的物态空间，使人们在体验中能够获得直觉的感受。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地方变体，随着氏族大规模向远方迁移，与迁居地的本土文化进行融合，逐渐异质并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作为局部地区通行的语言，形成方言的因素很多，但山川河流等地理环境的阻隔，是方言在漫长演变过程中得以保存的重要条件。因此，一种方言往往对应着一个地理单元。农耕社会的乡村聚落通过“定居”使人与土地锚固在一起，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之前，标准化建造方式对聚落的影响较小，依赖一定范围内的有限资源，聚落形态在不同的地理单元形成了差异。从语言学的概念出发，可将聚落中的房子视作一种语词，语词相互勾连形成语句，不同的勾连方式创造出语句不同的意义。

引申到聚落，空间意义并非来自其中的某一栋房子，而是房子之间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种整体关系，它是经过岁月的长久累积酝酿而成的。所谓“空间方言”，对应着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单元，是一种固定的建筑组合形式，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语句”出现在聚落内部，因相同或相似组合形式的不断重复，使聚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辨识度。空间方言作为风土的建筑响应，是栖居与自然环境协作的结果，更是作为社会制度被表现出来。正如藤井明在《聚落探访》中所言：“共同体依靠制度得以存续。制度作为体系渗透到聚落的空间中。……成为景观中可以看到的几何学构图。”

空间方言作为地理环境的产物，需要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进行解释。初识乡村聚落是在太行山南麓的泽州盆地，乡村是“院”的聚合，院套院，院接院，院落成为家族实力的度量单位，数不清的院落在图底关系中很容易识别。东西南北四座建筑，围合成一个闭合空间，四合院无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基本原型，从语言学的视角看，就是聚落中的标准语言即“官话”，简单易懂，作为原型在北方地区差异不大。然而，江南地区的地形多变，聚落的空间方言也随之繁多，并因各种文化交融而表达隐晦，但万变不离其“宗”。这是源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士族大规模南迁，为求生存形成的同宗同族比屋而居的聚落共同体。祖先的在场性，有效地预防内部的瓦解，抵御外敌的侵入，共同抗击自然灾害，成为共同体在长时段中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在此，舍去风土语境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区域社会成因，通过一座内湖渔村的案例研究，去管窥宗族规定下宁波东钱湖乡村聚落的“方言小片”。

陶公山是东钱湖西岸的一座小孤山，天台山在此落脉，山下连绵分布着首尾相接的建设、陶公、利民三个村庄，共称陶公山三村。先民们多因避战乱、躲仇家而陆续迁入，以捕鱼为生，随着人口的增加，窘于土地资源，聚落在山湖之间加密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条长街串十姓，百条短巷连山湖”的格局。自然环境与人居社会高度融合所散发出的强大能量，使聚落形态极具个性，引发我们持续了十余年的探索。

长街是十姓宗族的公共空间。一条长街从村头至村尾串联着十个家族姓氏，作为各族之间唯一的纽带，长街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派生出中心与边界、个性与共性、交通与交往、市集与祭祀等诸多意义。行走在长街时，象征宗族制度的大祠堂与小“堂前”，将各自的权力投射在长街，一段段街道好似在讲述着一部部家族史。经过岁月冲刷形成的宗族制度，被固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图式。

短巷是渔业捕捞的生产资料。作为一座业缘型的内湖渔村，埠头是泊船必备的码头，每条短巷就是一个生产单元。基于渔业岸线资源的博弈，为满足“渔者有其岸”的作业需求，最大化分配了泊船岸线，长短不一的巷道分割出一个个生产生活单元，数以百计的巷道显示出聚落内部高度的同质化。最吸引我们的是，每条通向湖畔的巷道，都有一条渔船泊在尽头，使得这座聚落如此与众不同。

回到空间方言，在“经世致用”思想盛行的浙东地区，宗族内部形成了宗、房两级制的组织构架，其中血缘关系更为紧密的“房族”具有独立行事能力，并以一个居住单元的形式在聚落中分区而制。“堂前”是宁波方言，又称堂沿或堂檐，是房族的象征建筑，立于院落的中心，前后有明堂，左右置排屋，组合成一个“H”型的堂前院落。这一空间方言在陶公山自然场地的诱发下，形成了巷头立堂前，巷尾设埠头，两侧排屋从山脚延伸到湖畔的“巷道式”堂前院落。其中，房族内部的巷道为“正巷”，房族之间的巷道为“背巷”。经过数百年的洗炼，“风土”早渗透到聚落内部，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律系统而运转。的确如此，在风土环境的制约下，“人们越是在残酷的自然条件下，创造力发挥得越是淋漓尽致，建造出的聚落和住居空间组合越是巧妙无比”。

行走在山湖之间的陶公山村，处处都有惊喜，尤其是那些通向湖岸的巷口，总能给你意外的风景。

渔村的巷口也是一扇窗口。

静谧湖岸，浅舟摇曳，高高低低的立杆矗立水面，长长短短的钓竿堆叠船上，歪歪斜斜的埠头伸向水中，家家户户的渔船泊在门外，清晨的渔村只听见湖水拍岸的声音。

晴朗的白昼，湖面上总能见到散落的捕捞小舟。渔民们在日出时分就进湖，午后才返回。对陶公山的渔民来说，天台山下的东钱湖与其说是他们的猎场，不如说是他们的田地。宛如明镜的湖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稳插湖底的竹竿，这些竹竿标识出各家的捕捞地界，渔民们在各自的水域内放置箱笼沉入湖下。浩瀚的水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湖中的秘密地图。

按照渔民的惯例，每年下半年有一个月的休渔时间，防止过度捕捞，使鱼类资源可充分恢复，从而保证过年时各家的餐桌上都有湖鲜可以享用。这种在岁月沉淀中流传至今的约定，蕴藏着陶公山渔民知天时、得地利、谋人和的地方智慧。

陶公山北麓的地形狭窄，因此有许多挨着湖边的院子。院子在临水一侧开了一扇小门，门外连接着埠头，埠头延伸向湖面。

这原本是为方便临水的居民在自家房后进行渔业交易和生活取水，却无意间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景观——推开大门透过院落便能看见天水相连的东钱湖，院外来来往往的船只，掀起阵阵波浪拍击埠头。

一扇小门隔着两重天地，眼前广阔的湖山光景，仿佛是打开的“楚门的世界”。

对于陶公山这类居住密度较高的渔村，田地极为稀缺。人们会利用山脚水畔、房前屋后有土壤的地方来种植蔬菜，丰富已摆满鱼虾水产的餐桌。

那些湖边的宅院往往会拥有一处自家的埠头，这一小块岸边的空地，有着多样的功能：是归航人回家的玄关，是下厨人加工食材的厨房，也是农耕理想下现实中的局促田园。

人们会利用各式容器固土种植。泡沫纸箱里冒出的小葱，废弃浴缸中栽培的鸡毛菜，就连轮胎内也能长出鲜艳的花朵。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在“再利用”中创造出了色彩丰富的生活世界。

陶公山的村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晨的湖畔，村民们世世代代忙碌的身影，谱写了一首劳作与时日的长歌。人们享受着自然造物的馈赠。捕捞上岸的鱼虾，经历时间的风干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年复一年养育着陶公山，生生不息、血脉相传，也让这座城市边缘的村落充满了活力与希望。

陶公山原本是东钱湖西岸一座幽闭的孤岛，与世隔绝。

山下的生活很简单，种菜捕鱼，自给自足，每天只需与山和湖对话。

山下的生活很充实，一日三餐做得很认真，可以让人们忙活一整天。

山下的生活也很慢，每一条鱼都平静地晒着太阳，耐心地等待时间的发酵，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岛外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但陶公山却日复一日过着自己的生活，沉静如水。

陶公山迎着东钱湖的风浪。为了宜居更为了渔船停靠，先民们环岛筑起一段段防浪堤，堤上种柳树，于是就有了一个雅名：柳汀。

柳汀在村庄和大湖之间形成了一条内河，内河风平浪静，每隔一段就有一棵临水的大树撑起一片天空，树下是渔船泊岸的埠头，也是村民浣洗的台阶，偶尔还有些湖鲜在此交易。

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如果一座祠堂建构起一个正规性的集体身份，那么一颗大树就聚拢了另一个非正规的集体身份。在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的今天，大树与埠头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生产生活，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了一处处相遇之地。

陶公山村依山傍水，相对水岸人家的规整和紧凑，那些座落在山脚下的民居则因为没有了岸线的束缚，反倒显得松散自如。

这座山下的房屋，山林如屏，浑然一体，屋外的青石板连着山脚，形成一条独特的边界，身在其中，分不清是在院内还是在林中。

人居智慧来自于栖居与自然的协作，山南充足的阳光，屋外宽敞的台地，居高的地势，都成为这些山居长久无患的原由。

晨晖之下，山墙的轮廓愈加清晰，陶公山村第五立面是生动又含有秩序的。在个体建造的过程中，同一个匠系的民居具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屋架原型，以某种相似的形态重复着，又自发地遵循着地形秩序，起伏的轮廓顺着堂弄的弧线蜿蜒，纵横的屋脊沿着山势重叠。

陶公山下的村落呈梳状结构，百条短巷连山接湖，密密麻麻的巷道是这座渔村最具特征的空间形式，其中就有正巷和背巷。

正巷原本是一个房族的院落，因土地紧缺而压缩成巷，两侧房屋相对而立，巷头大多对着“堂前”，是族人生活的场所；背巷是两个房族的分界，两侧房屋相背而立，多有常年不开的后门，也是山上排水入湖的通道，因而地面铺满绿色的苔藓。这种有序的宽街窄巷、横街纵巷，成为所有“码头聚落”的一种空间模式语言。

从空中俯瞰陶公山村，建筑高密度排列而形成的肌理环绕着陶公山铺展开来，从山脚到湖岸如经络般串接了百条巷子，每一组房屋都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斑块，每一个斑块都是人们的建造行为对自然的回应。

同时，在高度相似的肌理中也隐含着自然和社会两类单元组织：自然单元建立在地形、气候与生产活动基础上，反映了适居与宜业的内在规律；社会单元建立在宗族社会基础上，是社会组织外在的空间秩序。

一年一度“菩萨出殿”的游神仪式，是平淡乡村生活中最鲜亮的一抹颜色。历史上造福百姓的官吏，西晋的鲍盖、唐代的裴肃、宋代的王安石、胡榘等纷纷出殿，接受民众的拜谒。人们将菩萨从社庙中抬出，请到各族的祠堂中“做客”，各个社群身着不同色彩的服饰进行表演，配以鼓乐锣镲队伍为仪仗，热闹喧嚣从清晨延续到正午，持续一周的做戏敬神才刚刚开始。

又回到了巷口这一“窗口”。

从对岸越过内河望村，每一个巷口都能窥见不一样的亲水“空间语言”，这是漫长的湖畔生活生长形成的。朱家祠堂正对着的埠头上，存放渔具的小房子静伫岸边，与祠堂一前一后高低呼应。天材山头下的埠头是用于停船的小港，房屋层层叠叠向上，从水边生长到山头。建设村大埠头上的搭建已拆除，公社时期的大队粮库显露出来，红色五角星成为记忆标识。县官宅院旁的巷弄，从埠头连接到山脚，宅院正对湖岸的马头墙，展示着院落原主人的特殊身份。这些行走在岸边的“不期而遇”，正如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所说的，是被人们自然地创造出的“生机勃勃”的“无名特质”。

作者简介：

何依，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武汉430074）教授

孔惟洁，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武汉430074）讲师

张乐天，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武汉430074）硕士研究生

本文完整阅读见《建筑遗产》

2022年第1期（总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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