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未雨绸缪的人。高中的某节晚自习上，当同学们埋头题海，准备期末考试，我却在给未来的孩子起名。至于孩子的母亲姓甚名谁——以及生孩子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其实全然无知。

绞尽脑汁列出三五十个名字，终于有一个颇为满意。在此免费透露给大家，欢迎取用。这个名字就是：鞋。我姓柳，因此孩子的全名就是：柳鞋。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名字？首先，鞋的寓意好：脚踏实地、走遍四方。寄托了我对孩子的殷切期许。更关键的是，鞋这个字普通又独特。日用品里，鞋再平凡不过，然而古今中外以“鞋”入名者，却凤毛麟角。这种普通与独特的融合，产生一种审美张力。每一次在公共场所使用名字，我的孩子都不免会思考：为什么我不叫子涵、欣怡或是峰、鹏、丽、燕？为什么我如此独特？由这个问题开始，他或她会踏上“认识你自己”的旅程，开始追问“我是谁？”“我的名字决定了我的本质吗？”“取笑我的人是公正的吗？”“为什么人群会排斥和他们不同的人和事？”……我相信，在幼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对孩子大有裨益。

起初，柳鞋确立自我的过程或许会艰难一些——但哪个成熟的人又不是这样过来的呢？或许这个独特的名字能够成为一个保护咒语，让他或她不至于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好吧，我可能终究难以说服你给孩子取名“某鞋”，但有一点上我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希望成为更好的父母。

一九一九年底，五四运动过去了半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文中，鲁迅先将割股疗亲、卧冰求鲤这一套传统伦常的乖悖之处解析一番，然后得出结论：“……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仔细读来，这段话颇为动人。

该文的题目里有“现在”二字，因为鲁迅“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这样，鲁迅便似乎是邀请后人在这个题目下跟帖，做一场跨越历史的知乎问答。如今一百年过去，我想应有人再谈谈这个题目了。既然方家尚未出手，不妨由我来续貂、抛砖。一来未雨绸缪，为生儿育女做些准备。二来作为普通公民，对教育有所思考，也是分内之事。教育终究不仅有关家庭，更关系社会。

在此必须声明，我还没有做父亲，柳鞋尚未出生，因此以下所说，并非经验之谈，只是臆想。况且即便我做了父亲，恐怕也难有特别成就，当不会因为“一门三博士”而登上本地报纸的社会版。所以请广大家长务必谨慎对待本文的观点。彼时的鲁迅也并未做父亲，因此他的一段声明，我恰好在此沿用：“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

鲁迅于1936年去世。那之前，他也算看尽了腐朽与昏聩，但他还没有见识过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某某某的大某某和大某某。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纪念刘和珍君》），然而这全新形态的暴政和罪恶，恐怕连他也未曾逆料。几番折腾下来，中国人如同夜里发了几次寒热，已经虚弱至极。好歹保住性命，却又用多了激素，虚火上升，外强中干。如今我们虽然穿上了美特斯邦威或是阿玛尼，在某些方面，却像是奥斯维辛里穿条纹囚服的犹太人。这种情形给孩子的健全成长，设置了颇多挑战。

家庭中，所谓的孝道——家长那不合理的权威——仍然阴魂不散。逢年过节，或是遇到婚恋生子等事情，总要还魂一番。

学校中，对成功的热情代替了对真理的热爱，孩子们出于焦虑与恐惧，吞咽着教条，忙不迭地把自己改造为”墙上的另一块砖”（《The Wall》）。

我们的公共生活，更是一场道德的雾霾，对孩子稚嫩的美德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我们以为孩子远离公共生活，其实他们每天都是暴行的见证者。他们目睹着暴虐者明目张胆地作假和施暴，目睹着无力者默默无声地屈服与投机。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们也要在这里养育孩子。这种情形显然挑战了父母所怀有的那种朴素心愿：给孩子最好的。

然而，我却并不是悲观，即便身处这样的时代，我相信父母仍然可以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鲁迅所说的“进步和变迁”终究是有的。物质、信息与技术，都已大为丰富。“救救孩子”（《狂人日记》），过去是一句口号，现在则是一套方案。这个方案的要旨如下。

首先，要救孩子，先救自己。

身处穹顶之下，我们吸足了精神的雾霾，成为了一群糟糕的人、糟糕的父母。有人把原生家庭的病态模式，无意间带入新的家庭；有人把未经反省的偏见，当成教给孩子的常识；有人从未被温柔地爱过，现在他又如何去爱孩子？

当然，有很多父母是健康的、美好的。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其他人，我却不是很有信心。一个好父亲所需要的爱心、品格、智慧，我有多少呢？不敢深究。

有一位朋友表达得更加尖锐：“我们这代人已经废了”。他是八零后的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热爱以赛亚·柏林和鲍勃·迪伦。在智识层面，我想他已经非常优秀。然而他却说自己已经“废了”。（他还顺便推荐了C·S·路易斯的《人之废》一书）他说自己智力最活跃的时期，是小学二年级以前。那时他读书如饿虎扑食，捡到一个烟盒都要反复看几遍。然而他所在的山西乡镇，几乎没有任何精神资源。唯一勉强能看的东西，是亲戚家的一本抗美援朝故事。他把那本书活生生地翻烂了。上高中之后，学校有了图书馆，他终于能尽情地看书，但他读书时却明显感觉吃力。在精力拔节生长的时节，他的营养没有跟上。

我是他的同龄人，虽然比他幸运一点，但也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并且知道要从抗美援朝故事一步步走到以赛亚·柏林，那是一场怎样的自我救赎。我们恐怕终其一生也无法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但既然我们想要合理的生活，还想要养育健全的孩子，就必须带着缺陷上路。对外要在职场厮杀，挣足（进口）奶粉钱；对内要忍着疼痛，将自己体内毒奶粉的结石排出来。

父母一边完善自己，一边要教育孩子。说到教育，我总会想起一个故事。约翰·列侬去看艺术展，被一件艺术品打动，因此结识艺术家小野洋子，发生了爱情。这件作品是什么呢？列侬这样说：

这个故事对教育有何启示？很简单。如果我们爬上梯子进入孩子心里，拿起放大镜看看孩子内心最深处的东西，那里也应该刻着一个“YES”。这是一个“神圣的肯定”（《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人一生的果效都自它而出。为人父母，最大的责任和成就，就是把这个“YES”端端正正地印在孩子心底。

怎样才能做到？唯有爱，纯粹的爱——没有比较、占有、控制、利用、计算、恐惧、区隔的爱。这也正是鲁迅所说的：“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对于父母来说，爱孩子本应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可惜的是，为数不少的父母并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惜的是，为数不少的父母从未爱过，也从未被爱过。学会爱，这是父母最大的挑战。

关于爱，推荐一本《窗边的小豆豆》。六年前我在快餐店里等人，读完这本书，泪流满面。小豆豆幸运，曾被好好爱过。

父母若是能真心爱孩子，教育自会水到渠成。在家教育，是否可行？公立私立、国内国外的学校，如何抉择？华德福、蒙台梭利、瑞吉欧等等体系，孰优孰劣？等等问题迎刃而解。

教育方法中，唯有一点，值得单独强调，那就是父母要给孩子最好的。为何要单独提出？因为我看到有太多父母，在吃穿日用上精益求精，却在精神领域惊人地缺乏标准。没有父母会把好奶粉和毒奶粉都让孩子尝尝，却愿意孩子接受来路不明的精神产品——只要它恰巧在电视上播放或摆在书店的儿童区。

这种疏忽一方面源于父母自身知识的局限，也与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有关。这种误解就是，认为孩子的心智无法企及人类最好的精神资源。但一些具有科学精神的家长已经证明，事实远非如此。

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也称密尔）终生从未入学，一直在家接受父亲的教育。他三岁学习希腊文，八岁前他的希腊文读物包括：《伊索寓言》、《远征记》、希罗多德的全部著作、色诺芬的《对话集》和《回忆苏格拉底》、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哲学家传记、柏拉图对话的前六篇……小孩子真的能读懂这些吗？是不是只是如某些读经班那样“老实大量读经”（王财贵）？穆勒自己承认，对于柏拉图的第六篇对话完全不懂。但这说明他还能读懂前五篇。

对于这种教育方式，穆勒在自传《我的知识之路》中如此评价：

“早二十五年”，这是什么概念？一般家长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而二十五年够举办六次奥运会了。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方法背后，并不是僵化刻板的拘泥传统或是急功近利的揠苗助长（虽然老穆勒在哲学上确实是个功利主义者），而是对孩子潜能的充分尊重。孩子身上所蕴含的可能性，唯有用最好的事物才能开启。越是在委顿和崩坏的时代，越是要以最深邃的思想、最崇高的情感和最辽阔的美，去拱卫孩子精神的绿洲。

穆勒说：“我所有的天赋并不在一般人之上，反在其下。凡我能做到的，无论哪个具有中等智力和健康体格的男孩和女孩肯定也能做到。”我相信这并非自谦之词。实在有太多的孩子，正在等待生命中的启蒙。为父母者，对此作何感想？

总括言之，今日父母的责任在于，认清时代的乖悖与机会，救救孩子。先救自己，做个健全人，再用爱给孩子一个神圣的肯定，用最好的事物护卫孩子的心灵。其实，凡是依爱行事，总不会偏差太远；凡是被爱过的孩子，总不会差。

做父母这件事，或许困难，却不复杂，唯爱而已矣。与父母们共勉。

并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像老穆勒一样，有精力和学识来亲自教育孩子，这时就要求助于老师。幸好在信息时代，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优质的学习资源——这是当今孩子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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