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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2017-02-25 潘绥铭 缪斯夫人

来源:性研究ing,本文经授权转载

撰文: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我在现场》系列之(二)


我不是在“挖故事”,

我只想了解人。


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莞的红灯区进行社区考察,写出了《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此后至今,我带领我们的团队(老师和学生),定性调查了中国21个红灯区以及其中的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陆续出版7本书与8篇论文。


在第一本书里,我首次论说了“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随后,我的学生们陆续发表论文,把这一研究方法命名为“入住式调查”、“相处调查”、“情境中调查”等。


目录

           01.原来我“只看不干”

           02.“最怕小姐爱上我”

           03.小姐是有自尊的

           04.当作一个人来了解

           05.访谈男客

           06.小姐与情人

           07.学术难点

           08.人家不烦恼,是我在纠结

           09.生命之困惑


1. 原来我“只看不干”


人家最喜欢问的就是,潘老师你嫖不嫖?我说我不嫖吧,人家也不信,我说我嫖吧,那我又违心。我只好不说,咱们也别问。所有人都假设我要嫖的。当然,这些年讲了这么多,像我现在把这些事都说了,大概能有60%的人相信:甭管他嫖不嫖,反正他确实做研究了。实际上他只是忽略我嫖不嫖。我真要问他/她,你认为潘老师嫖不嫖,估计90%的人还是说我肯定嫖过。这很正常。


我说我最早是“三陪男”,陪着资本家到处跑。那是因为在1995年前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小爆发户,有钱了,就揪着我到处去吃喝玩乐,拿我当花瓶。他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工人时认识的工友。人家发了小财带我到处走,跑了有十几个地方吧,南方北方哪都去过。无意中我就接触到小姐了,到处都能看见。谁都有这好奇,我也想了解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试过当场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发现根本就不行,隔着一层山一样,什么都了解不到。


我就寻思,这个我怎么弄,后来就想到必须要通过老板和妈咪,通过她们我才能跟小姐有点接触。可是我上哪找去呢?谁认识一个妈咪啊?


1998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哥们,也算发小,他自己跑到东莞去当医院院长去了。医院院长人脉就广了,什么人都认识,尤其他的患者好多都是做生意的。他跟一个卡拉OK厅的妈咪和她老伴非常熟。他就主动跟我说,上我那去,我有关系啊,我帮你介绍进去。就这么去的,我就去了。在学术上管这个叫“引路人”。


去了以后只能在那OK厅里面,我还能到哪去啊?所以在OK厅里面,这就变成了一种相处了。我天天去,又是老板的朋友,又是妈咪的朋友,人家也知道我不是嫖客,就这么待下来了。一共待了47天,时间比较长。这才能够了解到一些东西。因为我是在人家的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合、非工作关系中接触这些小姐,这样才能看到她们真实的一面。


来之前我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假装嫖客去,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根上就错了。那样的话,我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可这还需要我了解么?我问谁谁都知道。我如果假装去嫖她,那我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跟模特、电影演员一样。我看见的根本就不是她这个人。


我是想了解人。


最开始,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就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做这一行?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嘛。一年以后就发现了,这根本就是个愚蠢的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都是表演。但是最开始确实是这个动机,我是跟人家相处以后才明白这些的。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小姐们才不这么问,这是学者提的问题。人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卧底,是不是警察?第一个问题我的朋友给我作证了,说不是警察。第二问是不是记者?要是记者就掐死他。记者是第二恨的。然后就问我来干嘛。


他们不会想到有什么研究,研究这词儿都听不太懂。男老板向另外的老板介绍我的时候说,第一,人家从北京来的;第二,人家现在是教授,马上就要当研究生了。我回来跟老师们一说,都乐得哈哈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教授还能听得懂点儿,研究生他根本就听不懂,所以研究生就比教授高。


那我来这地方干嘛?这个问题到第三天就解决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给我解释。我说,我只是来看看。得,他们就抓住了,说,“啊,原来你只看不干。”这他们就都通顺了,就接受我了。


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他/她们主要判断的是我会不会害他/她。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而我就一个“来看的人”,她才不管我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变态啊,她没这些概念。


我遇到的第一个妈咪是高中毕业了的,还念了函授,她比较担心我把她写到书里去。但她手下的姑娘们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她们都说:“啊!太好了,把我写到书里头去,写我真名儿啊!”把名字都告诉我了,但我很快就忘了。(这是我们的研究道德,不是给人家保密,而是根本就不要记住人家的真名。)


她们是真这么想的。她们太缺乏关注了,一辈子没有受到过关注,可能她爸爸都不正眼看她一眼,所以听说写到书里头高兴死了。年纪大的顾虑就多点,她们里头一半是有孩子的,而且文化低,她无法作评价,被写到书里是什么意思,她不懂,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无所谓。


怎么打消顾虑?这太简单了。一年以后我再去,把书给她送了一本。她高兴了,翻着看了半天,“啊,看不出来是我”。还散发给台湾老板看。


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最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真的太无聊了,电视剧看腻了,打麻将又输不起,一块钱的都输不起,一天24小时打麻将下来也要输不少。所以麻将也不打,扑克也不打,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地待着。


所以她们也很希望有个人聊聊天说说话,又不是嫖客,嫖客的话她得表演啊。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小姐,越是小孩就越高兴,因为来了个人跟她聊。可是中年小姐大多数有孩子,孩子不能带,心理负担特别重。我就在那跟她们聊聊天,玩玩牌啊,给她们算命、看手相。


从1998年到2010年,我和我的团队,前前后后一共接触到一千多个小姐吧。原样记不住了,但大概的事儿还记得。你要是拿出我书里的哪个故事来,我就能大概反应出来她是在哪儿,至少在什么地方。


只有头两回是我自己去,后来都是带学生去的。最多时带着七个女生,最少时候也带着四个学生。带女生有什么好处呢,她能跟小姐聊感情方面的事。


那么,我跟小姐怎么也能聊天呢,因为有个代沟,年龄差距在那。我在那住上两天以后,就恨不得叫我爸爸的、叫我爷爷的都有。她一看我这老啊,有安全感。这个年龄差距挺有用的,她不会把我想象成嫖客。老嫖客倒是有啊,但是我证明了我不是嫖客,因为红灯区并不大,如果我嫖,一分钟就传遍啦。于是,我不嫖,她们就拿我当长辈来看待了,就会主动跟我聊生活经验什么的。


把小姐当人看,我一直这么强调。但开始也没这么自觉拿出来讲啊,这个认识比较晚。我一共写过六本关于小姐的书。大概是在第三或者第四本书的时候,才悟出来的。


2. “最怕小姐爱上我”

我跟学生讲课,每一次我都提这个问题:到她们那去调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都是被敲诈啦,被行骗啦,被她们引诱下水啦。甚至有一位我们大学的老师也说:老潘,你带我去吧,保证坐怀不乱。


我说,你这一说就露了,不合格。什么叫坐怀不乱?你以为小姐是妖魔鬼怪,非要把你给拉下水啊?你就把她想象成狐狸精了,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可怜的小姑娘呢?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平等的人?


只有一次,有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的,是学医的,他说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为什么?你这么一个年龄身份,平等地对待她了,别说很平等,你就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的呀。你就跟她平等坐下来,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在她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爸爸、她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们。


她爱上你了,你可以感谢她,却没办法回报,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还有一次,一位女老师非要找小姐谈谈,就是好奇,不是调查,问我应该先问什么。我说,先问她的孩子啊。她不信,说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孩子?我说我一问,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更不信了。结果呢,她跟那个小姐抱头痛哭。


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问题,是为人处世。有一个预防艾滋病的男医生说,潘老师,我看你写的书,我不信,见你这个人,我就信了。我说,你骂我长得像嫖客?他说不是,你没架子。


不是光这个啦。人跟人讲的是以心换心,我去了,就不能有那么多隐私。我在东莞的时候,帮我调查的妈咪,打电话跟我夫人聊天。那时候打长途多贵呀,她打了三次,都是半个多小时。我夫人直劝她,我给你打吧。不行,还是要她打。后来我走了,她也走了,还记得打电话告诉我。


3. 小姐是有自尊的


我有一次离开“红灯区”的时候,有一个小姐,三十多岁了,跟我说,你娶我吧。


后来好几个记者和学生都问我,我怎么回答的?还有人转述成:有一个小姐要嫁给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说:小姐这话让我很感动,可是你这样问,我却很痛心。


第一个,你真的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这位小姐,她也拿我当人看,不把我当嫖客啦,也不再把我当坏人啦,所以才这么说。这还需要回答吗?


再一个,人家想嫁给我吗?天啊,人家说的是,我这个人还不错,有资格娶她了。你以为人家是小姐就想攀高枝啊?才不是呢,这是表扬。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的时候,刚刚到处热播《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有个年纪特小的小姐说,这歌写得特别好。我说不是写得好,是你感触特别深。在她们那个圈里,每天无聊地呆若木鸡地在那等着人,听见这歌,你说多刺激啊。


这种歌,唱给白领中产阶级可以,对底层劳动妇女,完全是在伤人家的心。


4. 当作一个人来了解


我参加预防艾滋病工作以后,发现有些预防艾滋病的人,很积极很努力,但他们永远飘在水面上。他看到的永远是正在上班的小姐。这谁没见过啊?大多数地方都有这么一条街,或者都有几个发廊。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你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她是一个人,她有她的感情,她会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她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一个生活依靠。


可是艾滋病怎么来的?小姐13岁从农村来,艾滋病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男人先传给她的。你现在冲着她使劲,这属于不懂人之常情,没良心,就这两条。他们老觉着中国艾滋病就是小姐传出去的,使劲告诉小姐,戴套!但小姐又没那个器具,怎么戴套?


这种宣传从一开始就是很莫名其妙。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的专业知识都比我们强,就是第一缺乏生活常识,二是缺良心。你看着她们就觉得是病人。你要真的把她们当一个人,那你怎么从来不问她孩子?你知道她有三个老公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去问,根本不关心。你知道她挣多少钱,你知道她钱到哪去了?你什么都没管啊。


其实啊,小姐们,尤其是没孩子的,最怕的就是人流。天下女孩子都怕这个,尤其在中国这儿,给你弄得半死不活的,连喊带叫的。一个小姐去人流,三个小姐陪着,回来这场所就垮了。老板都知道,“你们赶紧走,我换人。”干不下去,没心情了。


女人的人生,就血糊糊的摆在你面前。你挣多少钱,你嫁多好的老公,你当多大的官,你不还碰见生育这个事吗,她躲不过去啊。有几个中国女人敢说自己不生孩子?那都是高文化剩女,底层群众都明白这个。


打垮了生活的自信啊,人家老板都比咱们懂。


5. 访谈男客


我把嫖客叫做“男客”。因为小姐都能叫“性工作者”,那嫖客也应该有一个中性的称呼。


小姐我接触不少,可嫖客我很难接触到,因为男人我跟他没法“相处”,人家完事就走了。也接触过几个,不多。有的上点儿年纪的,他不愿意走,完事他坐着,他也喜欢聊天。或者他不进去,先聊上俩钟头再进去。遇见这种人还行。后来只能就是比较正规的坐下来访谈这种。


在某市,也是蹲在场所里面,一个卡拉OK,先去跟人家借个火,然后喝上一杯酒,聊上两句,他会请我喝点的,男人嘛,都显大方。两三句了,人家肯定问我:来玩啊?我就开始接上了,往往到这一步就可以说说了,我们是人民大学来的啊,来做一个研究。可是基本上四分之三的情况,就进行不下去了,人家说,我们不参加,跟我没关系,等等,找各种理由。


最后还是找引路人,有妈咪啊。她能过目不忘,要不然她干不长,别说你来过一次,就是来问过价,她都能记住。她最懂男人,善解人意,体贴入微,所以她很容易跟这些客人熟。通过她来介绍,这就成功了。成功了一共9次,一次五六个人、三四个人,都是成群儿的,都是妈咪介绍成的。


后来的“单聊”是到别的城市,找三轮车司机协会,他们里边嫖客比较多,而且是底层男性,他不在乎,说是嫖客他也承认,他不怕。但是他也不会跟我说很深的事儿,也是一个道理。因为,如果这么正规地坐下来调查,再底层也不行,他就不由自主地不跟我说了。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喝酒,可是喝酒我们团队从男到女都不行。别人老是笑我,说老潘你不喝酒你还调查?我说这是没办法呀。


后来我写了一些小文章说“男客”的事情,算不上研究,就是一些发现和感悟。


男人研究的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男人一说性,一说上床,那可就承载了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我和学生访谈“男客”,就盯住问他:到底什么才叫嫖?到底跟和老婆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也说不出来的也有。


作家把这个叫做“用下半身思考”。我没那么清高,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性社会学没做好工作。人家得学来一些词儿,一些概念,才能回答我啊。我们自己没研究出来,不能怪人家。


6. 小姐与情人


我访谈“男客”的时候,都是连老婆带情人一起问,做对照。


有一位三轮车司机,聊起情人,热热闹闹说了半个钟头,到最后来了一句叹息:可是不给她钱,她还是不高兴。


我就安慰他:给点钱也应该嘛。


他又来了一句:减价也不减的。


这下我可晕菜了,揪住问才明白,他那个情人是现任小姐。他不但在发廊认识的她,找她做爱也是在发廊里。


我来劲儿了,说,这怎么能算情人呢?是小姐啊。


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倒了:她给我做饭吃。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这么傻。小姐连自己都不做饭吃,还给嫖客做饭?这就是情人,没错儿。人家没骗我,是我忘了人之常情。我当然可以说这人档次太低,可是爱情就都是花前月下?我也可以说是小姐在骗他,可我要了解的是他这个人,他就这么觉得,这就是事实,怎么分析,那是后来的事。


所以才发觉,我以前不但把小姐看得太简单,也把“男客”看得太简单,反正是自己太简单啦。


7. 学术难点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回来写了一本书《存在与荒谬》,书名是一个学生想出来的。后来反过头来看,价值观上传统色彩很浓。


一个是只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们的自主选择。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对于她们来说,这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可还是不错的选择。


再一个是我自己建构出一个嫖客和小姐的对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间又建构出一个对立。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这么想,但是我从小受到阶级斗争那一套的熏陶,这种二元对立的东西很容易就露出来了,完全是不自觉的。


后来我觉得,还是重点研究红灯区,它怎么运行的,这才是社会学。可是一路做下来,我发现红灯区其实跟一般的商业区没什么大区别。我们把当地跟小姐有联系的人全都调查了,学术上叫做“相关的旁人”,什么开报亭的、送外卖的、卖药的、看门的,就连一般居民也调查了,就是想搞清楚,红灯区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可是结果呢,除了X省的开发区,别的地方其实就是普通的商业区,一扫黄就是失败的商业区,真没什么大的差别。


我老跟学生说,12年做下来,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没什么做头了。我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他们跟别的人越来越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在E市的那次,16公里的山路,我一个人走就累得要命了,一些女孩子挑着些食品啊矿泉水方便面,遮得严严实实,怕晒黑啊,一头大汗挑着。挑那么一挑子过来100斤,才挣两块钱。旁边就坐着小姐,一次三十元。我就想,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为什么这个挑担子的女孩儿,她就不来干这个?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就感到很好奇啊,我就开始研究。


我估计所有研究小姐的人,一开始都是这个想法,她们特殊!可慢慢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就变成:在女性劳动者中,有这么一类劳动者,她们跟其他类别相比,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仅仅是因为她们沾了一个“性”字。


那么咱们就来讨论讨论,究竟是因为“性”本来就坏,还是为了装高尚才把它说得那么坏?再说了,如果性不那么坏,钱也不那么坏,那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就变坏了呢?别跟我说什么道德,您那个道德经过全民公决吗?怎么就能强迫别人遵守呢?


说来说去,钱的问题中国人讨论很多了,可是性的问题还是没讨论。性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隐私,这么珍贵,承载这么多的意义,这么不可借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性社会学非得回答这些问题不可。我呢,继续努力吧。


8. 人家不烦恼,是我在纠结


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初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这里面又有3个层次:


第一,我究竟应该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中,有些人认为,任何对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们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给她们带来损害。如果真的是关心她们,就请收起怜悯和托辞,去帮她们建立一个工会。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现实生活的质量。


可是,我是凡人。虽然我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乱坠地打扮自己,因为某个红灯区里的某位老板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并不害怕我摸他的底。)


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咨询当中一样,努力去真的忘记所有人的真名实姓,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姐可能造成的伤害。


其次,我努力“学术化”,寄希望于大多数各级决策者都不会看我的书,看了也会无动于衷,惹恼了也只来处罚我一个人。这样,也许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危害小姐们。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研究道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我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已经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我还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吗?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记录因此而残缺不全也罢。


再如,我曾经偶然遇到过一位现在已经被包做二奶的前小姐。这是研究小姐的“业内上升”的绝好个案。可是,既然她并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只能视而不见,擦肩而过。


我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温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我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在西方,从19世纪起,就一直有许多善良的人们试图“拯救”妓女,哪怕仅仅拯救她们的灵魂也好(劝她们入教)。现在,中国的某些机构也在大张旗鼓地拯救“失足妇女”,甚至关押她们的地方的名字,也与关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样,不叫“劳教所”,更不叫“监狱”,而是叫做“妇女收容教育所”。


但是,人们的这一切良苦用心,其实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须“抗拒从严”。马玉珍,一个北京的妈咪,不就在春天即将来到,1999年的时候被枪毙了吗?也许我应该虔诚地相信:她的罪恶已经等于真的杀人了,已经大于那些贪污受贿、鲸吞公款数亿元的人了。


可惜,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转业或者退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们认为那仅仅是“被抓”,是“劳改”,是自己从事这个职业所不得不面临的诸多灾难之一。结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她们也就自绝于所有那些准备教育她们的机构,自绝于主流文化。


可是,她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最弱小、最无望的人。她们确实需要帮助,需要一些对她们自己有用的具体帮助。


这样一来,我就很难办了。虽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们,因为我没有领那份工资,也没有人给我授权。但是我是一个人,理应奉献爱心,似乎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她们钱。可是我的想法刚刚冒头,一位老板就借着议论一个嫖客的机会,洞若观火般地说:“你给她们多少钱都没有用,都给(她们的)鸡头拿去了。”


当然,原因也不是这样简单。我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还看过不下六次革命电影《大浪淘沙》。在那里面,主人公想给一个乞丐一些钱。一位地下党员教导他说:天下的乞丐那么多,你一个人能管得过来吗?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所有人才能都幸福(大意)。于是主人公就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成功地使用了“为了整体的长远利益”这样一个信仰,使得他们最初发源于深切人道同情的个人义举,成为伟大的事业,并且最终成功。我属于“老三届”,就这个问题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储备中,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论。所以,35年之后,我在红灯区面对乞丐般穷困的小姐时,这就成了我不施舍的理由。


不过,最近15年来,我又总是被教导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所以我也总是在怀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当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这搞得我着实困惑了好久。


最终,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们讲一些预防性病的知识、给几个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帮几个人办一些与她们的生意无关的事情、资助一个人回家。


此外,我也许是老糊涂了,所以还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因为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她们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还因为她们中的好几个人都说过,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呢。结果,有一次下雨时我要出门,在场的4位小姐一齐帮我到处找伞借伞,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她们自己没有伞,也从来不用伞。


当然,我知道,这一切肯定会被一些人斥骂为“物以类聚”。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将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责,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味道呢?


9. 生命之困惑

有一位记者,最近是这样描绘我的:“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


我生于1950年,青春期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深深体验过什么叫做“性的精神禁欲主义”。这成了我以后痛加批判的靶子。


我1984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14年初退休,刚好做够30年。我的前30年贡献给毛主席了;后30年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而且喜欢做的事,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我其实主要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在21世纪的前15年里,四次做过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再一个就是红灯区调查;第三个则是反思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我把它叫做“论方法”。


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编外学生”,我一共带过42个学生,女多男少,基本上都直接参加过我所做的三件事。我们是民主家庭式的关系,情真意切,没大没小。这对于只有独生女的我来说,也很幸福。


我2014年2月退休,开始以老年人的身份,发起和加入了“老年知性”的恳谈活动,终于身体力行了我自己所提倡的“主体建构”的研究方法。


我的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5岁。这对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是越老越受人欢迎,一是医生,二是教师。我不是医生,但是总有些朋友来找我,帮他们解决一些隐私问题,所以也算跟“医心者”沾边。我常做调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轻的觉得可信赖,年老的觉得有共同语言,女性觉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宁可独处,不喜欢聚,因此得罪过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调查专家。除了调查任务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呆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和想。


1994年的时候,有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曾对我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气,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研究”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从否定传统开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这就是研究者的“命”。


可惜的是,到了现在的2015年,我却发现自己在心态上确实变成了一个“儒家”。在社会实践层出不穷、多元思潮风起云涌的今日,我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这究竟是专业知识分子的操守,还是犬儒主义的生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只好找到最方便的解释:我一辈子走到现在,已经没有参与社会的能力与资格,只能追求善始善终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中国,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NGO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运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这样的研究者们非常尴尬。曾经有个年轻人当着我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我想我要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坚持不到。 


最大的尴尬就是,面对中国这种环境,我们这帮做学问的教授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结论和想法,只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叫“技术官僚”,很保守的,很多国际上的人都在骂: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都是犬儒主义的,就是缩头乌龟。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也是我最大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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