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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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导读

田海龙

一

《社会语言学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是一本重要的讲授和学习社会语言学课程的教科书。它最初由Ronald Wardhaugh教授撰写，于1986年出版，之后于1992年、1998年、2002年、2006年、2010年、2015年、2021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八版。自首次出版至今，《社会语言学引论》历经35年8次修订再版，其内容不断更新，始终保持与社会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同步，因而也始终处于社会语言学领域首选必读书目之列。

这里导读的版本是该书的第七版，由Janet M. Fuller教授执笔修订。《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在形式和内容上较前几版都有了较为全面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四-六版和后续第八版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因此也具有很大的引进价值。当然，对于读者来说，这一版本的《社会语言学引论》更是无价之宝，无论是捧读学习还是选作教科书，亦或是当作案头的参考书，都可以触摸到社会语言学的时代脉搏，其强劲动力较以前的几个版本有过之，也为后来的一个版本所不及。

二

三

《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除了形式上的变化，在内容上也更为实质性的体现出这一版与前几版的不同。我们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的主要变化体现在第3-5章。第3章“界定群体”，分别论述了“言语共同体”“实践共同体”“社会网络”“社会身份”“关于语言与社会群体的认识”等问题。类似的内容在该书前几版的第5章有所论及，但是这一版将这些内容（以及扩展的相关内容）在第2章论述“语言、方言与变体”之后的第3章论述，体现了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知道，社会语言学一般被认为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那么，这里的“语言”指什么？“社会”又指什么？实际上该书第七版的第2、3两章分别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语言”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指语言使用中的语言变体，包括各种语言和方言、各种语体风格，这些内容在第2章有所论及，而“社会”则指使用语言的人，他们的性别、年龄、社会身份，用社会语言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第3章中讨论的“言语共同体”“实践共同体”“社会网络”“社会身份”等概念。在此基础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需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概念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体现着社会语言学家对语言与社会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例如，“言语共同体”的概念具有某种静态的含义，表明使用某种语言变体的人如果能构成一个“言语共同体”则表明他们共同享有某种规范，由此产生的对语言运用的影响也是普遍而宏观的。“实践共同体”的概念则表明，同处于一个“实践共同体”的人，其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不仅是其共同具有的规范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其共同从事的社会活动作用的结果，因为这些活动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其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动态变化的。在这方面，“社会网络”概念的引入，以及关于社会社会网络对人们使用语言的影响，都体现着社会语言学家对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不同认识。沿着这个思路，作者在第3章还介绍了“社会身份”“意识形态”等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家在语言与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第一部分的另一个主要变化体现在第4、5两章。就新版第4章而言，虽然关于言说者使用多种语言交流的讨论涵盖了前几版第4章关于“语码”的内容，但是，因为题目已经改为“接触中的语言：多语社区与多语话语”，这一章的讨论明显地多了许多新内容。例如，在这一章的第1小节，修订者将多语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加以讨论，从多语社区中人们的语言能力与汇集、关于多语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景观、语言态度几个方面论述言说者为什么会在多语的社会场景中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语言学面对全球化不断深入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语言问题所做的思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扩展阅读Blommaert（2010）关于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案例。就新版第5章而言，它涵盖了前几版第3章关于“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的内容，但题目已改为“接触语言：社会因素对结构的影响”。这个新题目表明，修订版已经不满足于对“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这种接触性语言变体的描述，而是在描述的基础上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对这种语言变体具有的影响展开讨论。尽管这些讨论涉及洋泾浜、克里奥尔语、及其他混合使用的语言在结构上的一些特征，以及这些接触语言在不同的多语社交场景中的发展演变，新版中这5章的论述更明显地表明修订者试图说明接触语言的出现依赖于不同的社交场景，是各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可见，第4、5两章的讨论与第3章一样，突出了修订者在第七版“引言”中所强调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与第一部分新旧版本在内容方面的变化相比，新旧版本第二部分在内容上的变化更为明显。这主要体现在新版第7章引入了社会语言学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例如，前几版的第7章只是介绍了变异社会语言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和议题，如Labov早期的美国纽约百货商场研究案例、Trudgill的英国诺里奇研究案例、Milroy的英国贝尔法斯特研究案例，但是这一版的第7章则将变异研究分成三个发展阶段来介绍。修订者依据Eckert（2012）“变异研究三次浪潮”的观点，将Labov和Trudgill 的研究列为变异研究的第一次浪潮，Milroy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和Eckert关于实践共同体的研究列为第二次浪潮，将有关“交际界位（stance）”的研究列为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的变异研究确立了事先认定的宏观社会范畴（如阶层、年龄、种族、性别）与特定语言变项之间的“相关性”，第二次浪潮的变异研究引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聚焦言说者选择语言变体进行交际的“能动性”，而第三次浪潮的变异研究则更加强调言说者通过自己的语言实践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第三次浪潮的变异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如指向性、再情景化、述位化、拼凑，等等），并借此阐释言说者建构身份、确定与听者关系的语言实践过程，在方法上更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来替代第一次浪潮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基于数据统计的量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代表着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传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挑战。然而，《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在这方面的论述只是涉及“交际界位”一个问题，缺乏对于“风格”“身份”等研究的介绍。除此之外，第七版也没有对这三次浪潮的研究中体现的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发展做更深入的探讨。这或许是由该书的教材性质所限，不过田海龙、赵芃（2021）关于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的研究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扩展阅读。

社会语言学的开创者一般被认为是Labov、Gumperz、Hymes（Heller & McElhinny, 2017）。具体来说Labov开创了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路径，Gumperz开创了社会语言学的互动研究路径，Hymes开创了社会语言学的民族志研究路径。《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延续前几版的布局，在第二部分论述变异社会语言学，在第三部分论述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交际民族志。具体来说，在第七版的第三部分，第9章论述了交际民族志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第11章论及了互动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些内容在整体上也与前几版有很大不同。首先，将前几版中的第11、12两章的内容并为新版的第10章，取名为“语用学”，更具概括性。其次，新版第11章取名为“话语分析”，不仅包括“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内容，还包括“会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的内容。这样编排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将语用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名正言顺”地列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修订者的这个思想体现了社会语言学兼容并蓄的跨学科发展特征，也体现了社会语言学家、语用学家、以及批评话语分析家在21世纪的共识。例如，语用学家Jef Verschueren和Jan-Ola Östman任总主编的《语用学研究前沿丛书》收入了一本《社会与语言的使用》（Society and Language Use）(Jaspers, et.al. 2014)文集，而社会语言学家Nikolas Coupland和Adam Jaworski任总主编的《牛津社会语言学丛书》也收入一本语用学专著《礼貌语用学》（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Leech，2018），这两个丛书是将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联系起来的一个典型示例。就《社会与语言的使用》一书的内容来看，该书除了涉及性别、语码转换、双语和多语、言语社区等社会语言学的传统研究课题外，还包括了社会机构、他者再现、马克思主义语言、主体性与语言、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统治与边缘化、语言权力等内容，研究课题涉及到变异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认知社会学等多个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将这本书纳入《语用学研究前沿丛书》，实际上体现出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已经形成彼此渗透的新局面，表明各自既从对方的研究中汲取养分，同时也对对方的发展作出贡献。

 批评话语分析被认为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学界在近几年达成的共识。田海龙（2012）曾经撰文从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两个方面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在理论层面，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语言学有着许多共同的理念，如二者都是从语言研究入手关注语言与社会的联系，进而把社会问题作为各自的研究问题；二者不是以建立大理论为终极目标，而是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导向，注重对语言/话语/文本进行分析，进而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和互动的规律；二者都认为语言是语言使用者使用的实实在在的各种语言变体，而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以及语言使用者是运用语言变体来交流思想、构建身份、再现事实，而不是仅仅是传递信息，等等。在实践层面，不论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的学科划分还没有一个能够精准容纳批评话语分析的类别，这与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日益深入的现状格格不入，也为学者在申请各类研究项目时的学科分类造成不便。基于此，田海龙（2012）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属于社会语言学学科的观点，不仅在实践层面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而且在理论研究层面也得到学者的认同。例如，在论及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时，Coupland（2016）将其一个原因归咎为话语分析所实现的社会文化批评，并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兴盛导致了社会语言学在总体上变得具有社会批评的属性。他指出，语言人类学、互动社会语言学、以及变异研究的最新成果都显示出，社会语言学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等社会范畴的研究都引入了“批评”和“语言意识形态”的视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第七版的修订者通过将第四部分的题目改为“社会语言学与社会公正”来凸显这一版与社会语言学最新发展同步的初衷。

实际上，第四部分不仅在形式上，更是在内容上与前几版存在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这部分的三章内容以“社会公正”为主线汇集成一个有机主体，而前几版则是分别讨论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教育以及语言规划三个问题。所谓“社会公正”，这里不仅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中体现的社会责任和正义感，而且体现出社会语言学所遵循的一个研究范式，即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相关的，而且是相互建构的，语言的这种建构作用是通过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主观认识）实现的，因而也是因人而异、动态变化的。就这三章的内容而言，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一方面体现在性别身份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另一方面语言使用构建出语言使用者的性别身份（第12章）；对特定语言或优或劣的认识是一种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语言意识形态（第13章）；一个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是其意识形态立场作用的结果，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第14章）。

具体来讲，在第七版的第12章中，修订者虽然介绍了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和词汇与性别的联系的研究，甚至也讨论了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可以用来创造性别话语的观点，但是，她特别强调了社会语言学关注不同性别的人运用语言是因为语言是表达性别身份的手段。换言之，语言和语言变体的使用实际上建构出不同的性别身份。以这种建构主义思想为基础讨论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语言与性别研究中的“社会公正”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第13章介绍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教育的研究时更加突出。从第13章的内容可以看到，使用哪种语言实施教育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虽然语言和语言变体本质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因为人们会觉得从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中可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收益，因此涉及语言教育的问题中实际上存在一种被社会语言学家称为“语言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种族在受教育过程中因使用特定的社会方言会遭遇某种不利，多语环境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在受教育过程中也会遭遇某种不利，与此相对，英语却在教育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第13章通过介绍社会语言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勾勒出社会语言学家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由此，社会语言学的另一个研究课题就是语言政策与规划，构成第14章的内容。然而，正如这一版修订者提醒读者注意的那样（p.367），语言规划的制定总是要有利于社会上拥有权力的一方，而不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有利；而语言政策的制定也总是集中在对权力的认可方面。修订者关于语言规划与政策的这些观点体现在这一章论及的各个研究案例中，表明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变化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立场不无关系，因而也体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密切联系。

四

尽管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与前几版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版还是在许多方面保持（并发展）了前几版所具有的、为读者所欢迎的优点。这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Wardhaugh教授撰写并不断修订的前几版不仅全面涵盖了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讨论，引发了学生对社会语言学的无限兴趣。这当然源自他的编写理念。正如他在第六版的“前言”中所讲，虽然这是一本社会语言学的教科书，但是他并不愿用最“简单的阐释”来说明语言与社会的相关问题；相反，他要尽最大努力使读者关注在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问题时所产生的那些研究议题。他相信，将那些可以引发学生兴趣的研究问题呈现给学生，而不是简单地告诉他们一些研究成果，就可以使学生发现一个兴趣盎然的新的研究领域。基于这些编写理念，这本书更多的侧重说明为什么社会语言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和研究课题非常重要，另一些具有争议，还有一些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当我们认识到这些编写理念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如何重要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语言学引论》经久不衰，更不难理解Wardhaugh教授撰写并不断修订的蓝本必定为更出色的版本问世提供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第七版与前几版的相同特色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一版丰富的参考资料仍是一个对读者很有帮助的亮点。祝畹瑾（2000）就曾注意到第三版有参考文献目录560多条，而这一版则更多，并且按章编排，更具针对性，也方便读者查找。这些参考文献与每一章后的扩展阅读书目一起，为读者进一步探究相关内容提供了线索。其次，作为教材，这一版与前几版一样，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网上学习资源。教师可以注册获得各章的讨论要点，以及各章节中“探索”和“练习”的参考答案；学生可以免注册直接获得各章的内容小结、术语表、以及与本章内容相关的各种链接，包括音频、视频和文本材料。第三，该书第七版保持了前几版丰富的研究案例，并有所增加。仅在变异研究方面该书就介绍了在纽约百货商场的研究、在诺里奇的研究、在格拉斯哥的研究、在贝尔法斯特的研究、在贝尔顿中学的研究，等等。社会语言学在总体上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基于经验的学问，尽管它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深入，其在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成就仍不尽人意。在这个意义上，该书注重以丰富的研究案例阐释　社会语言学的各种观点，对于读者理解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认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贡献，无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

 关于社会语言学，历来有观点认为它可以分为宏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和微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一般说来，研究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小群体的言语特征及其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祝畹瑾，2000: F12）。就《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的内容而言，张天伟（2019）认为该书的两位作者将第一部分论述的语言与社区的关系（包括语言与方言的关系，方言的分类，言语社区，社区实践和社会网络等）、以及第二部分论述的变异研究（包括语言变异的分类，变异研究的三次浪潮，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的关系等）归于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而将第三部分论述的民族志、语用学、话语分析等视角下的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归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第四部分论述的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则是“更宏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按照这样的解读，《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涵盖了社会语言学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确实是一本内容丰富且全面的社会语言学教科书。然而，如果从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静态的、确定的、彼此界限清晰的分类，正在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被那种认为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无处不在、彼此渗透的观点所质疑。例如，Blommaert（2010）通过对“出售美国口音”的研究，对南非开普敦一所中学的“读写课程”的研究，表明个体语言的差异及其对言说者身份的建构，不仅是语言变异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课题，是全球化过程中语言跨层级流动所体现的、传统的微观社会语言学和宏观社会语言学都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实际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人们跨地区、跨层级流动的频率与日俱增，反映在个体言说方式上的语言变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语言学家关注的微观问题，相反，这种微观的社会语言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言说者所经历的语言教育过程，反映出语言教育背后的语言政策制定者的语言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所谓“宏观”社会语言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阅读《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会更为贴切地理解修订者在“前言”中所强调的将第四部分改称为“社会语言学与社会公正”的深刻含义。

 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创新发展问题，可以说《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已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蓝图。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变异社会语言学发展的三个浪潮的介绍方面。鉴于这本教科书的理念注重引发学生对社会语言学的兴趣，进而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仍然需要注意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语言学如何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它的发展动力何在？《社会语言学引论》历经35年不断修订更新，始终体现社会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成果，这也使我们不禁要问上面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建议读者在学习每一章的内容时，在了解每一个研究案例时，不仅要认识是谁最初做了这项研究，是谁最初提出了这些新的见解和观点，更要探究做这项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提出这些新见解和新观点。在这方面，如果着力思考研究者采用了哪些新的研究方法、借鉴了其他学科的哪些新成果、解释了哪些新的社会语言现象，则会对自己进一步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具有世纪意义。同时，这也有助于认识社会语言学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辜负作者编写和修订《社会语言学引论》这本出色的教科书的初衷。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问题，这是导读《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不能不谈的问题。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有着深厚的传统和丰富的成果，读者可以从郭熙（2013）、王春辉（2019）、田海龙、赵芃（2021）等的相关论述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这里不再赘述。《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这本教科书通篇讲的都是英美国家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没有涉及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如果考虑到其作者和修订者掌握资料的局限，也可以理解。然而，我们还是要提醒读者注意，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与英美国家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以及俄罗斯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是在研究传统、研究范式、研究侧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的一个方面被表述为“国际上流行的‘拉波夫式’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进展有限，而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则一直追随者众”（王春辉，2019）。正视这些差异的存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博大精深，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