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夏烈：自圆其说——我的批评观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1

今日批评家

夏烈（拍摄时间：2013年）

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作家。浙江省“万人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才，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兼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有专著、评论集《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作品《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等十数种。曾获2014青年批评家奖，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浙江文艺评论奖等。

自圆其说——我的批评观

夏烈

我青少年有一段时间最想做的是和尚，肯定不是什么文学评论家。

那时，我看各式的杂书，对儒释道的精神有内在的体认，对当代文学作品还不知其妙处，接着就高中毕业了，找了个单位工作，不到半年，忽然醍醐灌顶似的明白了鲁迅的世界——对这些领悟我内心是有狂喜的，他们成了我带着感伤的精神能量。前一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央视柴静的视频，她说“深夜没有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这话一下把我带回了那段瘦骨嶙峋貌似难民的青春后期的岁月，我当时的小身板为了扛住释迦摩尼、孔子、老庄、王阳明和鲁迅，难免是常常要在深夜吞声痛哭的，搞得如狼似犬。——那是1993年前后的事。

后来，我到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班的时候，师从吴秀明教授，有了将文学知识系统化的机会，尤其是怎么写论文，我清楚地记得吴老师教我要懂得“逻辑过度”和“理论提升”，导引我慢慢熟悉学院派的方法。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一直做得得过且过，最后老师也知道不能勉强我，为了给我自信，他说，“你是有灵气的人”。如果说吴老师教我的是如何把文章写长，那么此后另一位老师李庆西则教我如何把文章写短。我毕业后不久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我几乎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这家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所有重要的作品（包括搜入了钱理群、陈平原、王晓明、蔡翔、吴亮、程德培、许子东、黄子平、李劼、南帆、赵园、刘纳等人评论集的“新人文论”丛书），连一些书的责编是谁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更不用说对李庆西曾在“寻根文学”、新笔记小说以及现代文学与文艺理论方面的功劳和编辑策划的能力。他指点我写报刊能用的短文——书评或者书话，认为很多人用高头讲章撑开来的论文其实只需一篇随笔、考证即能完成（这和当时陈思和一篇文章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学术随笔的意见仿佛），我于是向往这种批评风格，更喜欢在报纸做“豆腐干”——谁晓得今天报纸副刊与高校考评体系离得这么远让自己追赶莫及，而报纸副刊又离作家书商出版社那么近，人情难却。此外，一位不在当代文学界的老师对我也有影响，他做外国文学，喜欢念各种西人的格言或讲述自己的经验给我们听，他跟我说，“学问当抓两头，最古老的和最当下的”，他说得很对，但结果我两头稀松，如今清明冬至想起他来，觉得都不好意思向去了另一世界的老人家说什么学问。——这些是1999年前后的事。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尊崇蒂博代所说的“大师的批评”，他说的主要是作家写作家的评论，我以为就是内行人说内行话并且以心释心——文学的内核是“心”，无心则死。至于蒂博代讲的职业的批评（学院派）我心怀敬畏，自发的批评（媒体和沙龙）我则觉得甚富生趣，生态上都不可偏废。

我个人对有趣味的批评分外看重，觉得他们于更多人的人生有益，并使批评家也不失为一个把自己交给文学的人。比如李庆西、吴亮、李敬泽等几位，我觉得他们都讲究文字，思致新颖，热爱作品也热爱自己。我一直阅读他们的批评。程德培师有一次在酒席上跟说，“夏烈的评论有点敬泽风格。李敬泽写评论如场上踢球，踢得好但就是不进球。你是有时候进有时候不进”。我喏喏，从此知道自己看久了也终于有“趣味”要出来了！相较来说，我不是批评型人格的人，写评论更满足于“寻美”，而非“求真”。

这几年，我在杭州做了大量的文学活动和出版策划，我坚持认为这是评论家的本分，是介入大众（市民、学生）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我认为评论家是有机的，需积极参与时代生活的建设。也是这几年，我开始大谈类型文学，在我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所谓“垃圾”，但我服膺金克木先生《说“边”》里的话：“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我的意思是，文学批评或者从实践的建设开始，或者从边缘开始，都可能是正能量。“八十年代”和“五四”都做过的。

2012年要结束了，我已经做不了和尚了。若问我想做什么？也许还不是文学评论家，要不写小说？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

那些曾经年轻的面孔和同期声

——推荐夏烈的理由

王干

这题目，有些感慨，也有些伤感，也有些艳羡。显然，是过来人的口气。过来人，不一定是老资格，不一定是成功者，只是经历者。过来人，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也常常是回望者。

回望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回望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回望是年龄和心理逐渐老化的特征。比如，我现在说到夏烈，想到居然是那些曾经年轻的面孔，陈思和、王晓明、黄子平、吴亮、李庆西、程德培、许子东、南帆、李劼、丁帆、李洁非、张陵、潘凯雄、贺绍俊等一干朋友，这些曾经的“青年评论家”，如今也逐渐地中年化、领导化、脱评论化，成就依旧，但岁月的痕迹还是难以平复。

现在想来，“青年评论家”是个奇怪的称呼，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产物，之前之后好像再也没有那般响亮。在20世纪80年代“青年评论家”似乎是一种身份，又似乎是一种组织，但细究起来，又什么都不是，只是为了区别年龄的差异，或者说为了区别两代评论家的称谓而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呼？只有在80年代那样的语境里，才可以体会到它的特殊含义。就像多年之后，人们会奇怪今天有网络文学这样一个称呼，文学写在牛皮纸上和刻在石碑上有区别吗？在网上阅读和写作与纸上有区别吗？但是，在今天我们会强调网络文学这样一个概念。

青年评论家自然是已经消失的概念，尤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日渐教授化和博导化的今天，青年评论家很容易和在读研究生混为一谈的。而网络上的那些青年们的评论，又容易有被屌丝化的可能。更主要的是青年评论家未能成为80年代那样富有生命力的群体，缺少整体的文学力量和效益，他们的声音常常被淹没在上一代人的声音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了夏烈，认识他好像是在湖州80后女作家群的研讨会上，他的年轻和发言以及私下的言谈让我觉得有新鲜感，他的声音好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发出的，之后又在网络文学一类的研讨会见过面，他好像短时间还在一家网络公司的文学原创部门做过几天的头目。之后，又读到了他的一些文章，发现他的文章有一股熟悉的青年评论家的气息，那气息是来自熟悉的80年代：热烈、敏锐、抒情、理想。

热烈是80年代文学的情感标志，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特殊利器，以高昂的热情去批判和去呼唤是那个时代的必须，也是文学评论的动力。夏烈很难得地继承了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精神，因为经过90年代的市场经济泡沫之后，文学的热情和评论的热情似乎被实用的市场效应和刻板的教科程序所取代，而文学评论尤其是当代文学评论需要的是热情甚至激情，因为当代文学的非经典性和流动性让人不能用静止的眼光和冷静的态度作马后炮式的言说，而是要与作家“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置身其中，才能发出同期声。夏烈是时下不多的能够对当下发出同期声的评论家，与他的名字一样，他对当下的文学保持着夏天一样的热烈情绪，他对新兴的文学样式的发现和阐释，是那样的及时和那样的充满感情。这种热情不仅表现为对同时代人的赞叹和称道，也扩展为对上代人作品的欢呼，比如在他的《裂变与交互》一书中，既有对网络、类型、动漫等新的艺术样式的描述与分析，同时也有对莫言、苏童、袁敏等人新作的解读，还有对《山楂树之恋》这样畅销文本的“爱无力”的概括，你会发现，夏烈是用他并不特别宽广的胸怀努力拥抱着当下文学的山山水水。

敏锐也是80年代的文学评论的基本品格，及时捕捉到新的文学现象，及时捕捉到新的文学动态，及时发现新的文学人才，从而推动整个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上个时代的青年评论家们过于敏锐，以至于让作家感到被牵着走，或者说被撵着走。他们常常是新观念的发现者，也是新观念的宣扬者，还是新观念的推广者。夏烈似乎天性地拥有这样的禀赋，他敏锐地看到当代文学正发生着某种裂变，他通过对“转型”一词的解读，对我们沿用了二十多年的关键词提出了疑问，而这疑问首先来自一种敏感，“如果说，转型一词的使用和断裂一词的使用可能昭示了如下两层意义上的不同：一、前者更多从社会政治着眼，后者更多从文化构建着眼；二、情绪意义的不同，即转型是温和的、和谐的、乐观的、体系开放的，断裂是坚硬的、忧虑的、悲观的、保守主义的——那么，我同意我处在文化构建的角度、焦点，但宁愿选择‘断裂’作为立意和情绪表达。换言之，社会转型以绑架文化为荣，牺牲文化的生命性即文化在民众身心中的依存感、体验感、认知和记忆，我以为，是非常糟糕、失败乃至不道德的事。那么，我开始反对文化简单地依存于社会、政治，而强调文化的独立性、超越性和责任感”。对转型的解构是有力的，尽管不是十分的利索，但怀疑本身就体现了对当下文化出于裂变状态的敏锐把握。

抒情对于学院派的批评来说，也许是缺少客观和审慎，但在80年代来说，青年评论家几乎个个都有抒情诗人般的气质，吴亮、许子东的文章里时有抒情的段落，连当年北大学者黄子平的文章也用“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这样的描写性题目，对今天的高校来说，这样的题目是缺少足够的学术性的，因为没有学理性和严谨度。严格来说，“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甚至带有某种抒情性，对于80年代来说，文学评论缺少抒情的功能，是不可思议的。抒情性很大程度来自对评述对象的描述性，而描述本身在于言说的事物本身处于变化不稳定的状态，批评带有呈现和再现的意义。夏烈的评论带有较强的呈现性，他虽然对评论的现象和作家有足够的剖析，但并不像有些人喜欢做斩钉截铁的宣判，他总是游刃于批评的刀锋与绣花的温柔之间，他把这种状态用IT行业的术语来解释，称之为“交互”，“交互”本身是对话的，是寻找兼容的，而这种将其他行业的术语转移到文学评论领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电子时代的抒情话语。

当然，80年代文学评论的抒情范儿还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情怀有关，理想主义是阅读80年代的一把钥匙。今天日渐琐碎的写实小说也是对当下现实的婉转认同和反讽，当你阅读80年代那些激情与梦想四溢的评论文字，你就明白张承志何以不会用反讽的口气写作甚而对反讽写作的作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了。90年代之后文学理论界兴起的实证之风，其实是对这种激情与梦想的告别与埋葬，但文学有点燃理想的功能，文学评论不是现实的应声虫，理想不是罪过，疯狂和非理性才是害人之本。夏烈在他同时代的评论家中，是一位介入文学创作和文学生产过程比较具体的多栖人，他当过文学刊物的编辑，他做过作家协会的评论家，当过网络公司文学总监，编过图书，还策划过类型文学大赛，几乎所有的文学生产第一线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学将使文学发生巨大的裂变，他全身心地投身到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之中。这种带有进化论的文学观在80年代极为流行，渴望新潮，认为后出的思潮会远远超过前面的思潮，认为先锋一定取代传统，认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青年一定胜过老年。这种文学的进化论者常常是理想主义者。当年伟大的鲁迅也是信奉进化论的，因为悲观主义者才对前途和未来丧失信心。所以，当看到夏烈在文学的第一线忙碌的身影，我恍惚时光倒流，当年的青年评论家就是这样对文学充满理想而忙碌、而精力旺盛的。

大约两年前，张燕玲让我推荐评论新锐，我一下子想到了夏烈。两年之后，夏烈也长了两岁，我更是彻底步入中年的行列，因而文字颇多感慨，按照《南方文坛》的本意是要对夏烈这位新锐多加推荐的，但我的文字回望过多，对夏烈的学术性价值评估甚少，相信夏烈学术成就应该远在我评述之上，也相信夏烈的那些优点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因为时间会慢慢将新锐钝化，会让青年变成非青年。夏烈的同期声能伴随当下文学多久？

（王干，时供职于《小说选刊》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

1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