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让各种（在过去看来是）边缘的、非主流的想法蔓延开来：国家主权的再回归、福利国家的维护，支持公共服务以反对私有化，重建地方化，去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拥护新政策的建立。
全球化曾经创造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并没有伴生出人们的团结一致。更糟糕的是，它所激发出的种族隔离、民族隔离、宗教隔离，在本世纪前二十年愈演愈烈。
只要没有出现以重生的人文主义为指导的新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道路，所有的倒退（最好只是停滞）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作者头像 ©Fronteiras do Pensamento
作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生于1921年，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以其在“复杂思想”（pensée complexe）方面的研究建树闻名于国际学术领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一直主张以复杂、多元和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和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反对各种层面上的单一化与隔离主义。此次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启动了两种相反的进程：一种是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另一种则是要么想回到过去的安定，要么将一切都归因于天意，以及一个有待检举和惩罚的“罪犯。这个“罪犯”可能犯下了引发危机的错误，或者也可能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罪犯，一个应当被消灭的替罪羊。
事实上，危机让各种寻求新出路或是期待一个更好社会的思潮涌现出来。各种（在过去看来是）边缘的、非主流的想法开始蔓延开来：国家主权的再回归（编者注：例如欧盟体制对于欧洲国家各自自主权力的限制）、福利国家的维护，支持公共服务以反对私有化，重建地方化，去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拥护新政策的建立。同时，有些人物和意识形态开始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我们也看到，在公共权力缺失的情况下，关于团结互助的热情日渐高涨：一些转型的企业或手工纺织作坊因口罩短缺而生产替代产品，地方生产者集中重组，免费送货上门，邻里之间相互帮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餐食，照看儿童；更有趣的是，隔离激发了自我组织的能力，人们通过阅读、音乐、电影来弥补因出行自由受限而造成的损失。如此可见危机激发出的自治热情与创造性。
希望正在经历的这场罕见而致命的瘟疫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已经被卷入了一场人性的冒险，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和悲剧色彩的。“自由竞争和经济增长是社会的万灵药”——这一信念掩盖了人类历史的悲剧性，同时也加重了这种悲剧性。超人类主义带来了一种乐观的狂热，将“进步”的神话推向极点。“进步”不仅有其历史必要性，而且必须由人类掌控，这不仅是出于人类的天性，而且是我们的命运，同时预言人类将加速达到永生，一切将被人工智能所控制。然而，我们既是这场游戏的棋手又是棋子，既是主宰者也是被主宰者，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即使我们能通过延长寿命而推迟死亡，也永远不可能消灭致死的意外，我们的身体终将灰飞烟灭；我们亦永远不可能彻底摆脱细菌和病毒，而它们还在不停地变异以对抗各种治疗手段，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疫苗。这场全球性的病毒瘟疫已经在我们之中开启，并不断加重公共卫生的危机，由此而产生的隔离遏制了经济运行，将一种外向的、社交型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一种内向的、回归家庭的方式，并且对全球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全球化曾经创造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并没有伴生出人们的团结一致。更糟糕的是，它所激发出的种族隔离、民族隔离、宗教隔离，在本世纪前二十年愈演愈烈。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它将所有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的生态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场危机同时加剧了人类的危机，也就是人道主义的危机。
作为一场经济危机，它动摇了我们管理和支配经济的信念，且可能在未来的混乱和贫困中不断加剧。作为一场民族危机，它揭示出一种政策的缺失，这种政策曾助长资本损害劳工利益，为追求效益和竞争力的增长而牺牲预防措施和预警机制。作为一场社会危机，它挑明了与父母子女挤在小公寓的阶层和那些可以逃离到郊区第二居所的人之间的不平等。作为一场文明危机，它促使我们察觉到团结的缺失和消费主义的毒害，而这些在我们的文明中发展已久；同时它要求我们去思考“一种文明的政策”（注：《一种文明的政策》-- Pour un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也是作者与萨米·那伊尔（Sami Naïr）合著著作的名字，由Arléa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作为一场智识的危机，它将揭开我们智性世界中的无数黑洞，让我们看清那些显而易见的复杂的真相。作为一场生存危机，它将促使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异化伪装之下真正的渴望；它也会促使我们分辨清楚帕斯卡尔笔下那些使人们背离真理的娱乐，和阅读、聆听、欣赏那些让我们直面人类命运的大师之作时获得的幸福。尤其是，危机会将长期幽闭于即时、次要和表面信息之中的精神重新打开，朝向更本质的东西——让个体得以充分成长的爱与友谊，由“我们”中的“我”所产生的社群与共同体，由每个人所组成的人类共同的命运。总之，物理和空间上的隔离应当更有利于精神上的“去隔离化”。 ▲受疫情影响，德国柏林的画廊和艺术展纷纷关闭。宅在家的艺术家们并未因此停止创作，而将展厅挪到自家阳台上。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隔离终止意味着超级危机的结束还是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经济活动的暴涨还是大萧条？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食品危机？是继续追求全球化，还是各自为政？全球化的未来是什么？摇摇欲坠的新自由主义是否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大国之间相互的矛盾是否会比之前更为严重？武力对抗会因为危机而减少或增加，矛盾是否会被激化？是否会出现一股合作拯救现状的国际力量？是否会再出现像二战结束之后那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对于团结意识的觉醒是否会在隔离期间不断蔓延和增强？不仅是为了医护人员，也是为了那些处于社会服务机制终端的人们——包括环卫工人、运输工人、快递员、收银员等等，正是他们在疫情最艰难的阶段帮助我们生存下来，而不是那些法国企业主工会组织或者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们。而那些在疫情发生之前、已经遍布各地的不可计数的团结自治行为，在疫情过后会被进一步放大吗？解除隔离后的人们是否会再次回到那个争分夺秒的、加速的、自私的、消费主义的循环中去？或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从一种忙于交际、多姿多彩的生活转向另一种充满生活诗意的文明方式，于其中，“我”得以从“我们”中绽放出来。目前尚不清楚，在隔离之后，各种新想法和指导方针会有一个跃进、甚至出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革命，还是说，动荡的社会秩序将得以恢复。我们可能十分畏惧普遍的倒退，而它已经在本世纪前二十年中逐渐显现出来（政治危机、腐败、大张旗鼓的政治煽动、新独裁政体、民族主义倾向、排外心理、种族主义）。但是，只要没有出现以重生的人文主义为指导的新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道路，所有的倒退（最好只是停滞）都是非常有可能的。而这条道路将增加更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政策，不止是缩减财政预算，而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文明的、社会的改革。同时，这条道路将伴随着如同我在《道路：为了人类的未来》（La Voie：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2012）一书中所指出的相互矛盾的词条：“全球化”（为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和“去-全球化”（为了实现粮食供给自足和拯救荒漠化的土地）；“增长”（之于关键需求的经济、可持续经济、农场或有机农业的经济）和“下降”（之于农业、畜牧业和表面的、泡沫的、可抛弃的经济）；“发展”（之于所有促进福利、健康、自由的产业）和“封闭”（在共同体与社群之中）。
瘟疫之后将会是一场不确定的探险旅程，人类将发展出最差的和最好的力量，而后者还非常脆弱和分散。我们要知道，最终，最差的不一定会发生，不可能的可能会到来；在这场浩大的、难以熄灭的战争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敌人是“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译者注：Eros and Thanatos，来自弗洛伊德学说），而选择追寻“生存本能”总是会令我们更加健康而强壮。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使我的母亲露娜患上了心脏病，按照医嘱她不能生小孩。她曾尝试两次堕胎，第二次失败了，而存活下来的那个孩子出生时被脐带缠绕，几乎窒息而亡。我可能在子宫里就获得了某种抵抗力，并伴随了我一生，但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不可能存活下来——在我能发出第一声啼哭之前，妇产科医生拍打了我半个小时，而在这之后，是二战法兰西抵抗运动期间的运气、医院（我曾患肝炎和结核病）、滋养了我生命和作品的爱、萨巴，我的伴侣与爱人，所有这一切，帮助我活下来。这是真的，“生命冲动”（译者注：Elan vital，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他的《创造进化论》里所提出的概念，意指存在于宇宙万物间的一种创造性的生命动力）没有离我而去，它甚至在世界危机来临的时候增强了。所有的危机都激发着我，这次也一样，它以十分强烈的方式，激发着我.*本文节选自埃德加·莫兰的《不确定的节日》（Un festival d'incertitudes）©巴黎Gallimard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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