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速读● 当下的平台具有三个主要的属性或特点：中介性、数字化、地缘性。从更深层次来说，平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对社会资源的重置和社会关系的重组。
● 中国平台经济的“特殊性”，是当下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与国家发展的“共益逻辑”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点看，有效转变当下平台企业的经营模式，更加关注社区、劳动、环境等层面的效益十分必要。
● 平台化的企业，需要如何创立适合自身的新型数字化关系？这里面应该包含四个主要方面：多方合作生产的新架构、平台技术可供性的优化、长期互惠信任关系的建立、第三方监管和对话机制的引入。
作者：孙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平台经济飞速崛起。拿离我们最近的衣食住行来说，平台已经悄然“代理”了人们的生活。买衣服有淘宝和拼多多，吃饭有美团和饿了么，住宿有携程和去哪儿网，出行有滴滴和曹操……平台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成为我们“最亲密”的生活伙伴。而在全球范围内，平台经济也在强势崛起，以Facebook, Google, Uber，Amazon Turk等为代表的平台影响力日益增高。《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已达55.68%；同时，我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已达2亿人次[1]。毫无疑问，平台正在“浸入”我们的生活。但是，数字平台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远不止衣食住行的代理问题这么简单，作为一种O2O(online to offline)经济，平台正在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方向。围绕平台经济的崛起，本文想要阐释两个重要且基本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当下如火如荼的平台经济；第二，我们为什么需要建立所谓的“新型数字化关系”，以及如何进行实践。中国的平台经济正在强势崛起。关于平台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答案。有的学者将平台定义为“使两个或以上群体相互交流的基础设施”[2]，有的将其称为“一种可编程的数字化建构”，用来促进使用者、公司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3]。在这些非常学术化的表达之中，我们其实可以找到定义平台的一些共性特征，比如，大家普遍认同，平台正在成为一种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它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必需品”；再比如，平台的存在可以促进社会的互动和交流，帮助实现更多社会关系的连结。但是这样的发展景观往往充满矛盾性。一方面，平台的拓张速度十分惊人，拿外卖经济来说，仅仅在过去的5年间，中国吃外卖的人口就从几百万扩张到四个多亿。似乎就在一夜间，吃外卖成为上班族的必备。但另一方面，因为技术的虚拟性使其带有强烈的隐蔽性，人们似乎又很难觉察到平台的真正存在。同样，在我们日常的媒体社交、线上社群，或者线上购物过程中，人们很少有机会察觉到平台的存在，它更像一个“隐形人”，在背后默默的支配和调整着一切。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急速扩张却隐形的矛盾综合体，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概括来说，当下的平台具有三个主要的属性或特点：中介性、数字化、地缘性。从更深层次来说，平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对社会资源的重置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资源和关系紧密相连。平台依靠自己强大的组织运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生产、交流和传播的重组。这样的一种变化正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首先，平台依靠自己“中间人”的角色，聚拢、连结了诸多社会参与方，从而推动了社会资源的重组。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例，它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集聚“买方”和“卖方”、对接社会需求来实现。通过不断的渠道拓展，电商平台得以聚集大量的商户、商店、超市等，同时在另一端，不断的广告投放和折扣促销也吸引了消费者的青睐。这样一来，社会上的诸多资源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流通，甚至很多闲置的资源，也因为二手货交易平台的存在被重新盘活。中介性指代的正是平台这样的“连接”作用，即借助技术的推力，平台得以建立更多的连接与关系，以实现对社会资源和生产关系的重组。平台的中介性非常重要，因为平台这个“中间人”的存在，其他的参与方才会被聚拢在一起，以特定的规则展开需求的对接。例如Tinder或者探探等交友平台，会对接有社交需求的使用者，并通过算法代理的方式实现“配对”，建立社交关系。围绕着社会资源的重置，产生了诸多新型的就业和从业者，因此，平台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地重置社会关系。首先是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劳动力人口的大转移。传统的制造业工厂开始流向东南亚、东亚等地，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也开始由农业、制造业转向平台服务业。据悉，在未来几年间，全球灵活就业人口将达20-30亿人。平台就业重置了社会关系，因为它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新型职业，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直播销售员”等，另一方面，它也严格划分了每个人的“职责”和“权利”，使传统的社会关系变得精细、精准、可监测。这样，随着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被赋予了新角色，平台化的新型社会关系便也形成了。而这种数字化的关系监测／管理体现了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向，即随着互联技术和移动终端的不断发展，平台逐步摆脱了单一的物质实体定义，朝着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演化。例如，现在的很多平台都匹配了智能算法，帮助预测、计算、分析受众喜好。但是，这种新型社会关系并不是单一、固定的。平台经济依靠数字化将参与者连接起来，这里形成的往往是一个网格状的结构，而非线性结构。例如，人们往往会同时使用多个平台，因此他/她既可以是消费者，也可以是劳动者。这样的多重身份经常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此也加剧了平台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平台经济依旧是互联网经济的延续。它的崛起集成了互联网在资本运营、风险投资、商业模式上的诸多创新成果，与此同时，平台经济也比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态更加注重技术、信息和数据的应用。因为当下平台经济的扩张主要依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线上推广，依托技术建立的平台，它的发展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说，是“虚拟”而非“物质”的存在，因此也就显得非常“隐蔽”，不易被发现。随着互联网公司业务的推进和产品的迭代，平台经济垄断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它不再强调自身的开放性和共享性，而是更多地关注业务的模块化和生态化。这一点可以从当下世界范围内主要的互联网平台窥见一斑。例如美国市值前十名的公司中，平台化的互联网公司占据了5家，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谷歌母公司）和脸书。然而，平台经济的全球崛起也包含了不可忽视的地缘性，它一方面指代全球范围内地方化的、情景化的平台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指代当下因为技术、政治、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差异而带来的平台生态差异。虽然平台崛起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但是与以往的经济形态一样，因为技术、政体、文化、社群等社会结构的不同，平台会呈现出鲜明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冲撞，会因此呈现出强烈的地缘政治特点，即民族国家、地域等会借用平台来完成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层面的碰撞和交流。平台发展在中国十分迅速，依托于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的推进，平台对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并建立了一整套组合、编排的规则秩序。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台经济的发展也不断遭受媒体和公众的质疑。这其中包括很多层面。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重点讲述与平台经济发展最为密切、也最受关注的三个层面：劳动、算法和发展模式。当下，平台劳动的问题惹人注目。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平台化的服务业转移。它们一方面成全了中国零工经济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全然不同的劳动意识形态。灵活、流动、不稳定成为平台工作的主要特征。劳动关系逐渐退出，中介化的、数字化的算法管理日渐涌现。这带来了诸多数字劳动相关的问题。例如，为了争夺市场，平台形成了强烈的“消费者偏向”，对劳动者的管理日益精细化和实时化，这样，平台一方面在严格塑造劳动者的“丝滑服务”态度，另一方面，也逐渐涵养了消费者的“惰性养成”。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权利不对等成为平台劳动管理的一大问题。与劳动问题高度相连的，是算法问题。劳动者和消费者都十分关注，自己是否“被困在了系统中”，被算法控制，为算法“打工”。这样的困惑不无道理，因为算法技术确实在当下的数字平台大量地被普及和使用。一方面，算法被大量用于平台的业务处理，包括订单的判断、分类、匹配、计算、预测等；另一方面，算法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人力管理，开始广泛对平台劳动者进行实时监管。▲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一话题引发社会热议算法不断延伸的权力可能招致社会的恐慌。在平台日常运营中，参与者大量的数据被收集起来，用以“投喂”算法。借助大量数据的循环训练，算法日益变得智能，因此在商业化的广告投放和市场运作上更加精准。哈佛大学学者Shoshana Zuboff提出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概念，其中论述的核心就是在当下社会，个体的社会行为逐渐被数据化和算法化并最终成为数字平台商业化发展的一部分。算法在这里造成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指向技术“脱嵌”社会之后的结果。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很多的技术性灾难和伦理错置：例如，波音737MAX的飞行事故，特斯拉的刹车失灵，或者用户信息身份的泄露等。当技术缺少第三方规制而“僭越”既有行业规则，发生“越权”时，就会出现“困在系统里”的僵局。算法和劳动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窥探平台系统困境的案例。通过这样的一个个拼接，我们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的平台经济存在着诸多企业发展模式层面的困境。当下存活的平台企业，都带有中国的互联网经济的路径基因，企业都经历了“争取风投”、“疯狂撒钱”、“占领市场”、“垄断提价”等过程。这就涉及到发展模式的问题，平台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市场规制、信息主权、地缘政治、技术治理等多方面的话题。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却也有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差异。平台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摸索出适应自身存活的“市场模式”，这来之不易，但是，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走向“质量发展”的当下，企业发展模式应该考虑从“商业型”转向“共益型”，因为单纯的商业化、盈利性模式并不全然适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最终会落脚到“信息主权”的问题上，这就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商业资本主义逻辑不会成为唯一的发展框架。中国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逐渐开放自己的数字化空间，但是不同于西方企业所遵从的“契约化”和“个体化”规则，中国的平台化治理的首要原则仍旧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简单来说，中国平台经济的“特殊性”，是当下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与国家发展的“共益逻辑”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点看，有效转变当下平台企业的经营模式，更加关注社区、劳动、环境等层面的效益十分必要。可以说，平台经济是一种未来经济，它的发展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乃至全球化的未来企业发展模式。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数字平台不断遭受质疑。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市场垄断、劳动保护、技术治理等，解决当下的“平台困局”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既然平台的本质在于社会资源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重置，那么当下的平台企业的发展亟需改变的应是不均衡、不平等的关系，建立新型的数字化关系。平台化的企业，需要如何创立适合自身的新型数字化关系？从反思平台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平台经济的新型发展思路入手，循序渐进，可能是易于实践落地的一种方式。这里面应该包含四个主要方面：多方合作生产的新架构、平台技术可供性的优化、长期互惠信任关系的建立、第三方监管和对话机制的引入。▲ 平台化新型数字关系的建设
首先，平台的中介性意味着平台需重视推进多方协作生产的可能。平台的运营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平台技术发展和管理推进的方向，因此，如何聚合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共赢式”生产，显得非常重要。John Kania 和Mark Kramer在十年前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阐释了“集合影响力”的理念，即创立一种来自不同部门的参与者，遵循共同的议程来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这一观念在现今的数字平台依旧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平台企业需要拓展相关合作方，“归因”发展模式的问题，这里的合作方广泛包含科研机构、公益组织、平台参与者、政府组织等，来共同探索建立“平台合作”的数字模式。其次，平台的数字化过程中需对技术的可触及性与可供性不断进行优化。这里的主体仍旧是平台企业。可供性，简单讲，指技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和影响行动的可能。新的数字化关系，除了考虑更好的技术创新，还需要考量，如何对既有的技术框架进行更好的改进，这种改进，将是考虑到了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努力不留下更多的潜在风险。对于算法与数据的使用是平台化企业重要的盈利依托，但是当下中国的数字化中缺少对于科学技术的伦理和规则的充分探讨。平台的算法研发和技术生产如何有效地保证社会关系的良性建设，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议题。再者，要有信任与互惠关系的长期维持机制。“陌生的相逢”成为平台日常的、规范化的法则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连接关系”的逻辑，但是在现有的平台逻辑下，这种“连接”排斥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连接的双方没有意愿建立长久的、可持续的互惠或朋友关系。这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技术中介如何建立互惠、互信和长期的社会关系。“系统”如何从“偏颇”走向“公正”，将是实现意义和关系重构的重要前提。例如，平台规则的设置如何从“互惠性”出发，而不是“考核性”出发；平台如何为消费者、劳动者提供稳定的、可依靠的交往渠道等。最后，中国的平台经济生长于中国，需要本土语境下持续监管与对话机制的建立。目前数字平台发展的一个问题是第三方的监管的缺失。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迅速，引领了社会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图景，但是，这种“前置性”的发展存在企业自身监管不到位、社会方有效参与不足等问题。如何在平台内部设立监管性和对话性的管理机制十分必要。这样一方面可以依托多方力量，寻找定位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促成自我监管、社会监管和政府监管之间的良性沟通渠道，免掉不必要的敌对性和公关性损耗。[1]《经济参考报》：央地密集施策，2亿灵活就业人员连迎利好，2021年5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5/20/c_1127467253.htm
[2]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
[3] Van Dijck, J., Poell, T., &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专题预告
本期专题【未来经济】包含5篇稿件，敬请关注：
1、《社会经济与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滚滚向前，而在其中融入社会意识，使科技的发展为社会服务正当其时，本文提出五项策略以实现这一目标；
2、《当好算法开始性别歧视：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的性别平等》（When Good Algorithms Go Sexist: Why and How to Advance AI Gender Equity）指出，算法中的性别歧视十分常见：这是由于算法乃人的产物，也自然会渗透进人的社会中带有的偏见与歧视。为了改善和克服这一问题，本文作者指出了社会变革者和算法写手们可以做的事；
3、《数据时代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a Data Age）从数据在救灾活动中的作用凸显出其公共属性出发，探讨如何将各个实体（政府、企业、公益慈善机构）采集的数据“打通”，实现数据的共享、数据保护并将数据转化成行动；
4、《可持续发展经理人可以引导第四次工业革命》（Sustainability Managers Could Lea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呼唤企业的相关部门通过四种做法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注入可持续基因；
5、书评《科技“跑步机”》（The Technology Treadmill）指出，科技创新并不总是带来理想中的结果，对意外后果的不断修正可能会使人类在停不下来的科技“跑步机”上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