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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信息传播方式,需要建立相应的调节机制

SSIR中文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4-03-12


导读

字时代,伴随着数字通信工具的兴起和发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的连接方式,也在改变着信息和社会的组织方式。


今天的文章来自未来学家,同时也是2021年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的嘉宾玛丽娜·戈比斯:她针对“假新闻”传播现象以及关于后真相社会的争论,指引我们重读历史,审视印刷术的发展带来的广泛社会变革。作者指出新一轮信息传播方式发展可能也会颠覆我们当今习以为常的一切,并列举现实的案例,提出了她关于未来的见解。



作者:玛丽娜·戈比斯(Marina Gorbis)
编辑:刘水静译校:葛霁雯、于坤



来学家常常不得不想象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同时运用历史思维和未来思维。人们很自然地倾向于把未来看作是今天的延伸。我们倾向于假设许多既定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不变的——它们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比方说,我们很难在今天想象没有工作的人该如何生活,亦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经济体系。

让自己沉浸在过去可以拓宽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力。阅读历史,我们会发现,基于工资的雇佣关系——即将劳动看作一种可以出售给他人的商品,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约300年历史)。我们了解到,在人类存在的历史中,社会和社群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赠予、交易和贸易系统,而它们并不属于传统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二分体系。

鉴于当今的“假新闻”传播现象以及关于后真相社会的争论,我开始重读印刷术的历史。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的这一发明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期,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的两卷本《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可能是对这个主题最详尽的探索。爱森斯坦在她的著作中提到了古腾堡发明之后的“未被承认的革命”,它不仅包括新教改革,还包括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纸质媒体使公众能够获得以前无法获得的思想和信息。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公众知识的增长,并使个人能够独立于教会来塑造并分享自己的思想。因此,新的、非教会的权威和影响不断增长,艺术和科学也得到了发展。

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我们自己的“古腾堡时刻”——一个创造、表达和分享信息、想法与知识的基本工具正在发生变革的时刻。就像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数字通信工具的兴起很可能会催生在治理、理解与经济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多项革命。“信息时代的变化将与欧洲中世纪的变化一样剧烈,”詹姆斯·A·杜瓦(James A . Dewar)在1998年兰德公司(RAND)一篇题为《信息时代和印刷术:回顾过去以展望未来》(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Printing Press: Looking Backward to See Ahead)的研究论文中写道。

深层次上,基础通信工具和技术的变革将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它们有能力重新定义话语权和主流叙事权的归属,以及谁将拥有影响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力量。在承认我们可能会看到巨大的社会变化的同时,杜瓦警告说,这些变化将来自于技术进步的意外后果,而非像过去那样经过深思熟虑的技术设计。他写道:“新教改革以及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都是印刷术时代的意外后果。”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会重新塑造我们社会和文化的基本要素。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在最新一届美国总统选举中似乎达到了巅峰,在我们试图适应和理解它们时,历史上的一些教训显得尤为相关。首先,我们或许应该忽略许多科技创造者的乌托邦宣言。带着“发明家”或“商人”的热情,他们太急于向我们兜售关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承诺——民主、个体自由、更开放、更透明。还记得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的竞选经理、精通技术的乔•特里皮(Joe Trippi)曾宣称:“互联网是我们见过的最民主化的创新,甚至超越印刷术。”科技狂热者只说对了一部分:是的,我们确实得到了所有这些伟大的东西,但每个乌托邦总有反乌托邦相伴。

广播电视先驱、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创始人大卫·萨诺夫(David Sarnoff)将新的广播技术视为公众启蒙的途径,将古典音乐、歌剧、戏剧和艺术带入人们的客厅。今天,通过数百个频道,你有机会看到伟大的歌剧、戏剧和许多其他教育节目。但与教育类节目一同出现的,还有《杰拉尔德·施普林格脫口秀》(Jerry Springer)和《新泽西贵妇的真实生活》(Real Housewives of New Jersey)。随着新频道的开通,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内容涌入——更多的歌剧和真人秀,更多的真相和谎言,更多的客观新闻和布莱特巴特新闻(编者注:Breitbart news,据维基百科,布莱特巴特指“美国一个极右翼新闻及评论网站”,其“一些内容被自由主义者和许多传统的保守主义者称为厌女、排外和种族主义,该网站也发表了许多阴谋论和故意误导读者的文章”)媒体渠道民主化的意外结果是,好的内容被淹没在垃圾海洋中,因而越来越难以被发现或关注。随着越来越多的垃圾涌入,我们开始观察到第二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专业知识和判断的既有信息来源遭到破坏。

当然,谁来判别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垃圾?谁能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一疑问引出了第三个长存的历史教训:随着权威和专业知识信息来源的消逝,我们转向我们的社会关系,让其指导我们信任谁以及帮助我们辨别真伪。在中世纪,这些人是在城镇或行会里与朋友和邻居分享新印刷的小册子的人。今天,他们是我们在脸书上的朋友,或在推特上关注的人。因此,我们生活在极端的过滤过的泡泡中这一现象便不足为奇,正是对于社交网络作为信息过滤的依赖导致这一难以避免的结果。

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什么是最紧迫的任务?我认为应当是创建一种能够发现意外后果,并对其进行调节的机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设计有效的信号和反馈机制,一种生物系统用来保持自然环境健康的机制。我们如何提高创造和传播恶意媒体病毒的成本,同时降低创造和传播有益信息的成本?我们如何发现新的、值得信赖的内容质量把控者,并帮助他们传播自己的知识,成为更大系统的内容过滤者?我们如何在媒体生态系统中建立对病毒式传播的模因(meme)的免疫力?我们可以建立怎样的工具来戳破过滤泡,并促进一种共享的而非分裂的现实感?

我们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解决所有这些挑战。从小册子到值得信赖的报纸,再到爱德华·R·默罗(编者注:Edward R. Murrow是美国知名新闻工作者,1965年去世)的跨越并非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的。印刷术所引发的革命不是和平的、不流血的。个人和团体传播新闻和观点的能力也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科学和宗教教义之间、以及社会中可以利用印刷文字的力量来左右公众情绪的社会团体之间播下了分歧的种子。这种分歧导致了中欧在1618年至1648年之间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这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之间最血腥的宗教战争之一,它摧毁了德国,造成其25%到40%的人口死亡。我们勿需自欺欺人地把解决这些挑战当作一件容易的事。

但历史不是注定的,我们不必重蹈覆辙。在我们自己的古腾堡时刻——几个世纪后,历史必然会赋予它尚未可知的名称的时刻——让我们利用自血腥的欧洲战争以来学到的一切,不要再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应该避免的最重要的错误是误以为可以保持自印刷术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做事方式。相反,面对当今的技术能力和挑战,我们需要想象和塑造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民主社会治理方式。

这方面的创新努力已经在进行。例如,记者们组成的全球网络借助开放的数据存储库、在地专业知识和算法,有能力揭露任何主权政府都无法揭露的大规模犯罪和腐败行动(正如《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的披露所证明的那样)。在传感器网络的帮助下,专业和民间科学家正在追踪违规捕鱼行为。工人们可以借助移动技术报告供应链中违反劳动保护的行为,将全球劳工状况的透明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努力表明我们将如何标志适应我们自己的古腾堡时刻,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些努力。它们可能看起来很小、很边缘化,但未来往往始于边缘,我们越快认识到这一点,就越能更好地适应新的现实。



本文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首发于2017年03月15日原标题:Our Gutenberg Moment作者:玛丽娜·戈比斯(Marina Gorbis)玛丽娜·戈比斯担任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IFTF)的执行主任,该研究所是一个有49年历史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致力于系统地思考未来,以帮助组织和社区做出更好的决定。她2017年的研究包括在一个宣传被精确计算、犯罪经济规模达数万亿且人群严重分裂的时代,维护民间社会的新媒体战略。她正在通过IFTF治理未来实验室(IFTF Governance Futures Lab)领导这项工作。她也是《未来的本质:来自社会构建的世界》(The Nature of the Future: Dispatches from the Socialstructured World)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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