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美国: 残障的设计历史》

作者：贝丝·威廉斯

304页 ｜ 纽约大学出版社 ｜ 2019年出版

 导读

无障碍设计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是真正的二十世纪产物；对残障和公民权利的态度转变，催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设计形式，例如人行横道上凹凸不平的表面，或者为一些为人熟知的设备如匝道、斜坡等，增加新的要求和意义。美国无障碍设计的历史从二战后老兵测试义肢的场景起，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坚持广泛的无障碍而静坐的活动家，再到最近在技术和图形方面的实验性工作大胆地宣布一种残障自豪的美学。

在以下来自《无障碍美国: 残障的设计历史》（Accessible America: A History of Disability and Design）一书的摘录中，我探索了在过去及现在推动无障碍进程中，残障人士自己发声的作用。

——贝丝·威廉森

▍二战后，商业与政府在无障碍设施认知上的历史演进

“无障碍”作为设计上的变化，历经诸多辩驳与迭代。无论是无障碍产品与建筑的设计者或是使用者，针对不同设计特质进行讨论，并深入思考其意涵。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疾老兵在国会听证会上集合，详细地讲述了金属义肢肢割破衣服或者佩戴不舒服的问题。他们关于义肢的证词，让他们获得了义肢之外的支持，比如，使特殊设计的汽车和房屋正式纳入退伍军人福利之中。

 二战老兵一等兵罗伯特·兰斯塔夫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罗伯特身穿军装，佩戴金属双钩式上义肢，在福特汽车上演示“特殊控制”。照片大约拍摄于1945年，于史密森尼学会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科学服务收藏。

上图显示了义肢和与美国男性相关主流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车辆的特殊控制装置主要分布在刹车、离合器和油门踏板等位置，佩戴着上义肢的退伍老兵，其实并不需要在福特汽车上额外添加专门的附加装置了。

不过，义肢与汽车这个视觉符号的可见性，使这张图片向公众传递出强有力的某种信息。这些配适技术的进步也传递另一种强烈的信息，即残障人士个体有责任使用这些工具，从而适应社会。

在战后时代，医疗康复项目的管理者是无障碍建筑和涉及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有当时最大的残障学生大学项目，项目主任蒂莫西·纽金特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学生必须在学校以外的恶劣环境中取得成功。因此，他与其他人为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建筑变革设定的优先事项是容许性（acceptability）和不明显性（inconspicuousness）。作为第一个全国统一要求无障碍的建筑标准的首席顾问，纽金特提出了一种最为基础的无障碍标准，整个二十世纪政府统一要求的设计都在遵循这一标准。

▍残障人士的日常干预史

与政府的统一要求相比，残障人士自身对日常设计的干预史，则呈现出一条平行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故事线。在二十世纪中期相对孤立的家庭生活环境中，残障人士记录了很多具有创造性的，关于适应、修补或再发明式的无障碍技术实践。在他们自己家里，在没有医疗部门或政府当局帮助的情况下，残障人士和家人为自己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技术，搭建了无障碍环境。

在这张新闻照片中，一位名为艾达·布林克曼的黑发白人女性佩戴了一个戴在躯干上的弧形医疗呼吸器，叼着一根棍子以便使用安装在她床头桌子上的打字机。照片来源Toomey J 公报，拍摄于1959年春，由脊髓灰质炎后健康国际组织提供。

上图来自于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社群的杂志Toomey J 公报。图中，年轻母亲艾达正在使用床上打字台，这归功于她丈夫改造了艾达使用的笨重呼吸机。艾达用牙齿叼着一根棍子来打字，她展现出的活跃入世的形象，突破了医学定义下的身体状况。

许多人像艾达一样，在脊髓灰质炎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中获得了身体指标上的“康复”。而像艾达改造打字工作台这样的家庭设计项目，则是早期残障权益倡导者有意识开展的政治运动先驱。美国加州的伯克利，是美国早期残障人士权利运动的关键地点之一。其“自我倡导”的概念，引领了一种反映上世纪六十年代倡导者精神的独特的无障碍倡议方式。在伯克利，由社区驱动的倡导行动中，“无障碍”很少会作为建筑特征单独存在，而是倡导让残障人士一同参与到规划、建筑以及政策制定中来。

而那时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众无障碍设施是没有设计师参与的；也就是说，在设计这些设施时，并没有多少来自专业设计领域的贡献。

无论是上文提到的纽金特项目，还是家庭和社区的自设计，坡道、人行道与街道路面的小斜坡（curb-cuts）、停车位等等，都是针对已经设计好的环境的再补充与再调整，很少是单独作为设计作品或是建筑作品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比较尴尬的是，这些来自家庭和社区的自改造设计，却是因为反对者把其当作大政府下统一要求作为的变种，才获得公众注意力，而一度产生争议。

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波关于无障碍公共交通的辩论。联邦强制无障碍要求的反对者，将“设计”作为反对无障碍建设的理由。

▍通用设计：关于无障碍设计的辩论

这些反对者认为，帮助“特殊”人群的原则，不应该凌驾于地铁和公交改建的成本和不便之上。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一种“设计声明”，因为它将残障人士排除出了公共交通的“公共”之外。

即使1990年的《美国残疾人保护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扩大了强制要求的范围，许多倡导者的倡导策略，仍然是（将残障人士）描绘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个人消费者或纳税人，而不是一个需要公共资源的集体。

如果说设计是无障碍法规批判者们的一种稀缺资源，那么设计同样是二十世纪末对抗政治动荡的一剂良药。“通用设计”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更积极和慷慨的设计愿景，即不打任何折扣地同时服务于残障人士和非残障人士。建筑师落罗纳德·梅斯在撰写联邦无障碍法规时，使用了“通用设计”这一术语，并认为通用设计不是为了替代无障碍设计，而是解释了消除障碍可能带来的潜在好处。梅斯的贡献在于，消解了“无障碍必然是一种昂贵且不便的附加物”这一观念。

梅斯绘制的“斜坡”。这些线条画显示了三种不同的路边切口：“喇叭形” ，有一个中心斜面和两个斜面的边缘；“放射状”（被标记上*作为首选），坡道一侧有清楚的路缘石，以植物或砾石作点缀；“平行”，坡道与街道平行，一侧种植植物。图片来自梅斯本人，摘自《北卡罗莱纳州建筑规范有关残障设计部分的图解手册》，北卡罗莱纳州罗利：北卡罗莱纳州保障部残疾人特殊办公室，1974年。

即便是在他最早的作品中，包括为1974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建筑规范创作的一系列插图中（见上图），梅斯已经为像人行道与街道路面的小斜坡这种新的建筑要求提供了多种选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形状优美的消费产品和时尚的辅助设备进一步改变了无障碍的形象，使之成为一种兼具吸引力和公平性的“好设计”的理想状态。通用设计被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使广泛人群受益的设计，这一概念重新定位了关于残障人士对设计包容性的要求是否正当的争论。

▍向前一步：「设计」作为催化剂

2016年秋，就在奥巴马总统最后一个任期结束前的几个月，白宫举办了一场名为 “为所有人设计”的时装秀和研讨会，主题是 “包容性设计、辅助技术和义肢”。该活动由白宫公众参与办公室组织，由残障人士做模特，展示了市场上或正在开发的服装和个人设备。

服装展示包括为轮椅乘坐者设计的、增加了弹性和侧边闭合的牛仔裤，各种生动的义肢设计，以及通过3D打印机为身体雕刻的优雅支架。一些产品展现了广泛的使用可能性，例如使用磁铁扣以避免纽扣的衬衫。而其他产品则回应某种更具体的需求，例如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与一位患有轻度自闭症、经常扒开磨破衣服的女性，共同设计了具有熔合接缝和使用超强面料的系列T恤等。

在这场时装秀上没有单一的“通用”策略或吸引大众市场的策略，尽管这一价值在产品上确有展示，例如耐克推出的由一名患有脑瘫的实习生开发的另类系带鞋系统。在名人特邀嘉宾对每件产品的描述中，出现了一些无障碍设计历史中曾出现过的熟悉说法：义肢让退伍军人能够“追逐梦想”，能够非常简单地合上的衣服让穿着者“独立”。从时装秀的形式，到聚光灯下衣着光鲜的个体化叙事，都更多地体现了“消费”这一话语，而“康复”的话语体系又退隐到聚光灯之后。

“为所有人设计”时装秀的主题不是一个统一的美学或设计策略，而是强调残障人士的体验和经历。当模特对着话筒讲话时，他们倾向于定义设计在身份感方面的作用。

博主安妮特首先登场，她穿着ABL Denim经过调整设计的牛仔裤，操纵着她的轮椅转来转去，说道“时尚是我的激情，包容性设计在不影响我自身风格的前提下，提供给我轻松的舒适感。”

其他人则从制造者和使用者双重角度发言：一位有着哥特式风格，名为“游隼”（Peregrine）的人谈论了他从 “赋能未来”获得的3-D打印的开源手臂， 他说：“我佩戴这个设计因为是我设计了它，我创造了它，它就是我。”

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这些设计改变是他们职业身份的一部分，例如律师莎拉穿着凯西·伍兹为侏儒症患者设计的豹纹紧身裙，她说这件衣服让她“有了额外的动力去让人们知道我所做的事情”。

无论这些衣服和设备是低调的还是精致的，它们都将设计作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人们以新的方式思考残障问题。

凯尔则是一名即将成为律师的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他称他私人订制设计的伴随橙色细节的哑黑色腿套，能“将对话从残障转向设计本身”。

在这场时装秀上，这种从“残障到设计”的转变从未脱离过对残障作为一种存在、一种设计动力的关注。这场秀坚定地将残障定位为设计创新的来源。举行场地白宫，代表着这种形式的包容性是公民身份和国家产业的一部分。奥巴马白宫在其公共项目中特别强调针对残障议题的展示。

2015年，奥巴马总统为纪念美国残疾人保护法25周年举行了一次见面会，其中包括手语、字幕、视频对话等环节，第二年白宫南南草坪科技节上展出了新的和实验性的为残障问题服务的技术。无论是在时装秀还是科技节上，白宫都没有把与残障相关的技术看成是法律规定的产物。相反，这些无障碍设计是作为一个科技发达、有着社会意识的未来的一部分展示的。

“为所有人设计”时装秀展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技术未来主义，既使人想起二战后的义肢实验，也联系到当今对设计作为科技行业的一部分的投入。在这个以技术为中心的领域中，残障被定位为一个创新研究领域，引导设计师发现新的技术，而不是一个需要被修复或治愈的医疗问题。

学者塔尼娅·蒂奇科斯基有关无障碍的作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对于无障碍的普遍理解。这种普遍理解是，无障碍是一种问询——一个关于“围绕谁，在何种支持或资格下，属于哪里”的问题空间。相反，她要求我们将残障本身视为一种路径（access），作为“一个概念，它提供给我们一条路径”去接触别人，获得体验人与人之间关系。在“为所有人设计”时装秀的案例中，服务残障的应用让人们有机会看到一个在技术支持下，感知所有身体差异的积极的未来图景。

蒂奇科斯基将无障碍定义为机体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人与人、人与机构、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超越了单一的物体或建筑物的范围。

我对无障碍的定义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后期历史时期物质变化形成的人工制品，这个时期人们为了应对诸如康复概念的兴起、对权利的广泛重新定义，以及二十世纪末对社会权益的反击等历史发展，开发出了独特的物理形式。

随着社会活动团体，尤其是ADAPT，鼓动反对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的改动，以及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废除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提案，在我的书出版时残障人士权利运动重新成为全国的焦点。一方面，这些争论揭露了美国历史上的变化，一个曾经名为“美国残障人士支持无障碍公共交通”的组织现在使用ADAPT这一简称来解决一系列涉及排斥性的政治问题。

然而，美国医疗保健领域的这些辩论揭露了过去半个世纪围绕残障人士权利的深刻却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将无障碍理解为彼此独立的物理形制的改变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不可行的设计场景。

混凝土开裂、电梯损坏，正如伯克利活动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展示的那样，原始的设计装置可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而需要修改。同样的，没有政策执行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物理方面的变化，就等同于设计上的缺陷。

美国社会关于医疗保健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个人成本与整体社会效益的权衡问题上。就像ADAPT首先组织抗议的有关公共交通的争议一样，真正的包容性政策需要我们承认残障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可预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悲剧或“特殊”的所在。无障碍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未实现的愿景。要设计一个无障碍的美国，我们需要将设计嵌入到能够以超越物质的方式支持权利和平等的系统中去。

贝丝·威廉森（Bess Williamson）是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史、理论与批判专业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