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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一直在稳步加剧。过去两年中，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我们对其的集体回应使这些不平等愈发惹人注目。许多领域里，被认为是 “必不可少”的工人们正在经历与其工作时长无法匹配的过低薪酬，并经常被置于可能威胁其健康的环境中。而与此同时，知识工作者可以在家中安全地工作，且大多经济上更有保障。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对“这种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个人如何成为‘经济精英俱乐部’的成员”以及“他们如何构建并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兴趣。人们把进入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建立和塑造自己身份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同时加剧，这类机构在决定谁最有可能或最没可能获得最高水平收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毫不意外，精英商学院培养了许多经济精英。许多企业高级管理者都持有这些商学院的MBA学位，大量投资银行家、金融服务专业人士、管理顾问、技术工程师、公司经理和营销人员也是如此，他们对私营部门的运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MBA学习经历不仅使学生有机会获得高薪与有声望职位的应聘机会，还塑造了他们对商业人士或领导者角色的理解和认知。

2017年至2019年，我通过采访在读学生和毕业生、与教授交谈、旁听课程、查阅课程材料和相关文件，针对精英商学院的文化和课程进行研究。通过这项研究，我开始相信，虽然这些学校培养毕业生具备领导企业盈利的能力，并支持他们胜任特定角色，但通常它们不会培养这些商界人才通过经营私营企业为公共利益更好服务的能力。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社会愈发撕裂，几十年来工资的停滞不前意味着工作不再是大多数美国人实现经济稳定的途径。教育机构，尤其是商学院，应通过培养对公共利益有贡献的领导者来帮助缓解这些不平等现象，可采用以下五个重要的方法达成。

▍1.不再把学生当成客户

精英商学院里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将学生首先定位为付费客户，而不是应该接受教育和挑战的学生。正如作家和学者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所言，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但并非为了追求更好的结果。就精英商学院而言，这体现在普遍存在的成绩保密政策上，从而导致相较于社交和课外活动，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程度降低，且通过缩减必要的核心课程，学生拥有了更大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课程量，学生评价在教师绩效评估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这种安排鼓励教授在短期内迎合学生需求，并促使他们在教学中回避复杂且有难度的话题，削弱了他们带领学生超越舒适区的能力。正如前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安特比（Michael Anteby）所描述的那样，那些获得学生高分评价的教授通常会提供准备充分、时长精准且具有表演性质的讲座，可能包含参与游戏等元素，大多只需要学生做最少的课前准备。

这种教学方式的流行与重视科研成果而非教学活动的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合，进一步促使教授不会通过更严格的任务来推动或挑战学生，因为这种教学方法通常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与我交谈过的教授们对现实情况的认识非常清楚，有些人还为此感到困扰。一些教授在谈到MBA学生时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无奈，他们认为这些学生在学业表现上不如其他研究生，而且他们甚至比本科生更不喜欢上课。一位教授将博士生描述为教授们的超前“奢侈消费”，而通过面向MBA学生提供服务以分期还款（请注意这种充满经济学意味的语言！）。

通过重新将学生视为学生，这些学校可以极大地提升他们的教育质量与教授们的体验，教授们通常喜欢与更多参与度更高的学生互动。为此，精英 MBA 课程或可取消成绩保密政策，考虑以更严格的评分政策替代，以及在教授们的终身教职评估和晋升中不再强调学生对教学的评价。缩小班级规模虽然提高了成本，但会让教授们有机会与学生进行更密切的互动，并引导他们开展更深入的分析和辩论。最后，学校可以增加必修课的数量以覆盖更广泛的主题，除了基础会计、经济学和金融等 “谋生”科目，还可以包括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美国劳动关系或商业的宏观社会环境等主题。

▍2.改变使用案例研究的方式

由哈佛商学院开发的案例教学法，已被众多精英MBA项目采用，通过大量使用案例向学生传授价值观与世界观。案例研究促使人们针对商业人士所处的现实情境进行讨论。然而，案例的编写和教学方式通常是有缺陷的，原因有二。

首先，案例通常被其所描述的企业或个人审核。因此，它们大多从企业领导者视角出发进行叙述，而企业领导者几乎总是被正面描绘，甚至被美化。这种撰写案例的方式使批判性和具有细微差别的观点尤其难以被捕捉到，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学校或学科以这种方式呈现信息。虽然有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会询问研究对象，是否觉得自己在研究者的写作和分析中得到了适当的体现，但这与让研究对象有权批准与其有关的描述相差甚远。

第二，不鼓励学生考虑外部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还明确禁止学生寻求外部信息。我仔细研究过的一个领导力课程的教学大纲明确提到“除了课程读物中提供的文件外，请不要对此案例进行任何额外的研究”。我采访的大多数学生确认，在案例讨论中引入外部事实或信息并不是常见的做法。如果只能使用提供的信息来理解案例并回应课堂中提出的问题，实质上重要的信息往往会被遗漏。学生们可能获得一些类似工厂员工人数和损益表这样的信息，却没有关于工厂所在社区的失业水平或劳动力条件的相关信息。这只能教会学生应用一套狭义的工具，仅对案例的某些方面做出回应。

安然公司（编者注：Enron Corporation，原为世界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在北美地区是头号天然气和电力批发销售商，后爆出财务造假丑闻。）的案例是一个特别相关的例子。安然公司的丑闻经常被商学院引用，以教授商业道德规范。在我研究的教学大纲中，我找到三个提供给学生的案例，介绍该公司的情况。这三个案例非常相似，都描述了安然公司的高管们如何通过极具欺骗性的会计行为和不诚实的报告欺骗股东而获利；然而，他们都只字未提，该公司当时还敦促员工在其高管抛售公司股票的时候，把员工自己的退休储蓄投入安然股票，还禁止员工在股价暴跌至接近零的三周内售出所持股票；他们也没有讨论该公司如何向加利福尼亚州提供有关能源供应的虚假信息，如《卫报》所总结，“安然以虚假的借口关闭了至少一个发电厂，故意加剧了加利福尼亚州2001年的停电事故，以提高电价”。

换句话说，当学生们了解安然时，他们并没有了解到它的罪行还包括故意造成夏季停电，大规模提高最终由纳税人支付的能源价格，公然对加州政府撒谎，故意误导员工，以及耗尽大多数员工的退休储蓄。更确切地说，学生们需要了解安然丑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家公司使其投资者损失惨重，未能达到为股东提供回报的首要目的。

商学院教授要么应将此类案例作为教授商业问题和道德困境的起点，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阅读，要么就应该彻底不用这些案例。

▍3.摒弃价值中立原则

案例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情况下，任何有理有据的回答在课堂上都是同样可被接受的。在我的采访中经常重复出现的理由是，MBA学生是成年人，而教授的职责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在辩论中偏袒任何一方，因此从本质上讲，他们应该保持中立态度。以此为基础，教授们可以引出对商业问题的各类回应，同时避免了引导学生思考其决定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如对工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和生计的影响，或可能对社区产生间接影响。（编者注：价值中立原则，超脱和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就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客观的描述。）

但在现实中，不是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同等有效的，也不应受到同样的称赞。事实上，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以及普遍对“商业决策如何影响社会和环境”有关对话的忽视，甚至将其“降级” 为选修课，培养了学生以一种漠视对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经营企业。

价值中立原则也给非裔、拉美裔，以及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学生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他们在精英商学院里往往是少数。这些学生一般特别关注剥削性商业实践带给社会的影响。我采访的第一代大学生或来自中下层社区的有色毕业生提到，他们在MBA项目里有时会感到不安、不适应，甚至愤怒。这些负面经历在课堂内外都有发生，而教授们关于价值中立的主张往往会激起他们的不满。来自南方低收入社区的非裔毕业生杰森（Jason）回忆起课堂上关于“针对发薪日贷款收取高额利息是否合理”的讨论（编者注：发薪日贷款为一种短期贷款，专门为依赖薪水生活的低薪人士提供，帮助他们弥补两个发薪日之间的现金短缺。）：

对于杰森这样的学生来说，此类对话如果发生在现实世界而不是课堂上，可能会对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产生重大影响。正如这个例子所揭示的，价值中立的教学实践不仅削弱了学生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进行商业决策和全面考虑问题的能力，也会使拥有边缘化背景的学生难以在MBA课堂上获得成长和发展，阻碍他们在讨论中贡献自己独特而重要的观点。

由于这些原因，MBA项目需要重新看待价值中立原则，高等教育机构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采用它的目的和影响。试想一下，如果沃顿商学院追寻的目标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的相同——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当今社会的复杂性，引导其对道德、伦理和社会问题有所感知，为发挥他们的思想领导力做准备，并通过思考使之活跃。

▍4.教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

虽然商学院的课程长于训练学生使用各种工具和框架来思考如何提高市场份额、利润率和品牌知名度等指标，但这往往不能解决资产负债表以外的问题。

出现这样的遗漏有几个原因。首先，如上所述，大多数精英MBA项目的必修课中不包括了解美国企业运作的宏观背景、资本主义理论与发展趋势，以及美国劳动力发展史（包括工会、奴隶制和妇女劳动参与情况），这些主题将补充、扩展和细化学生围绕金融、经济学和营销等核心科目的思考。对盈利和市场竞争力的关注则意味着影响工人、客户和社区的问题很少会出现在MBA课堂上，一般也不被视为解决商业问题的核心。

第二，学期设置通常过短，学生无法更加深入地探索。许多MBA项目采用季度制，这让学生只有几周时间来钻研任何给定的主题。在交谈过程中，一些教授表达了担心，特别是在核心课程教学中，没有充分的时间或灵活性来挑战不同观点，或深入探讨为什么事情会以某种方式进行。

第三，学校对“商业问题”的定义过于狭隘。用一组狭隘的指标定义商业问题，这向学生发出的信号是，作为商业人士他们只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在现实中，私营企业的领导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以及我们的价值观，他们有很大的责任考虑其决定对工人和社区的影响。如果声称他们只需对自己任职的公司或因他们而获益的股东负责，这就免除了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如果不能对商业问题和商业人士的责任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学生将难以发展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决策能力并有效解决问题，而这是商业领导者本该做到的。

商学院需要重新考虑构成MBA项目的核心课程和每门课程所需的时间。此外，教授们应该扩大他们在课程中提出的问题或挑战所涵盖的范围。教授应引导学生系统地思考商业决策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讨论必须超越盈利能力。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教授和商业人士都应该从根本上思考并重新定义什么是“商业问题”，或者放弃这个想法，而专注于复杂问题。

培养更有思考能力和社会意识的商业领导者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商学院对经济理论的异常依赖。经济学是商学院的通用语言，使各部门能够轻松地进行沟通，但经济学提供的框架也导致人们更多地把效率和成本效益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并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

关于MBA课程中的经济理论，我发现最有趣的不是它的普遍性，而是运用这些理论的方式。正如学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和记者杜麦克唐纳（DuMcDonald）所指出的，商学院只让我们了解了经济学的一小部分。此外，大部分情况下，商学院没有把经济学作为理论来教，而是作为事实，并要求学生在面对课程中出现的问题时，仅应用经济学框架进行判断与回应，且不单单是在金融有关的问题上，还包括伦理和领导力有关的问题。

这种做法特别奇怪，因为一般来说，在学术界，尤其是研究生阶段，教授们会小心翼翼地把理论和实证证据进行区分。社会学、人类学，又或是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通常会接触到许多理论，有机会探索它们的优缺点，并学习如何、为什么，以及何时运用它们。相比之下，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往往是提供给MBA学生的唯一理论，除了有可能涉及的行为经济学外（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实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教授们通常不会提出实质性的批评。

经济学是商学院文化的一部分，被视为一门“硬”的定量科学是它被如此频繁地运用和高度重视的原因。一位拥有MBA和工程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跟我说：“如果不谈论经济学，人们会觉得你太软弱或不严谨。”然而，这种对“硬”科学的过度亲近剥夺了学生使用其他思路更好地解读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类现象的机会。

商学院可以通过让学生接触更广泛的经济学思想，以及社会和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来改进他们的理论教学。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分析员工或客户的行为和偏好等问题，以及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其行为的影响。在经济学领域内，像玛丽安·费伯（Marianne Ferber）和朱莉·纳尔逊（Julie Nelson）这样的学者提供了经济理论，将家庭和公司这样的实体重新概念化。而意大利经济学家马祖卡托（Mazzucato）的价值理论提供了思考各种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商业和组织，这些角度可以扩大和细化学生对商业世界和其自身角色的理解。

美国精英商学院在培养经济精英和塑造企业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影响了社会思考和谈论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对各种类型劳动的理解和回报，以及企业可以采取或需要避免哪些行动。当下，这些高等教育机构擅长助其毕业生在企业里平步青云，但在培养能够为公共利益做出巨大贡献、有思想的商业领导者上却不太成功。通过重新考虑某些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并推动文化的转变，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可能有机会改善，而非加剧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