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气候危机议题，应持何法？
导读
Foreword
面对气候危机议题，以技术为重心的研究与开发项目正在政府、学术机构、企业组织间广泛扩展与重组，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气候转型方针的制定（译者注：climate transition，气候转型是由政府或组织基于当前的气候科学建议而制定的面向未来的计划）。然而，并非所有的气候转型计划的制定都是公允的，谁在其中主导研究和资金，以及在这些计划中以何为先都很重要。为了促进更公正的气候转型，资方应当支持以气候正义为核心的技术和经济提案，以修复人类发展进程中对气候造成的破坏。
我的专业在于通过对历史信息的考证，去探究技术开发及部署如何延续了气候危机，以及数字化数据系统在水和自然资源管理中的政治功能。从这类研究中得出的一个要点是，在气候和自然资源转型议程中，总是有一个“故事”在起作用。这些“故事”或含蓄或明确地表明了一些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主张。以利润驱动的转型议程，通常会主张一个单一的未来愿景，而它仅对少数群体有利，它会抹杀掉当地社区的历史，并延续对人类和环境的伤害。基于这个原因，气候危机研究需要从公共利益出发，而非利润。
为了使可持续科技成为可能，投资人、慈善家和基金会在内的资方应当制定出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即有意投资那些以气候正义为核心的领先的技术和经济转型方法，并从依赖于采掘和使用化石燃料的系统和企业中撤资。这有助于拨开由相互矛盾且令人困惑的“故事”们塑造的气候危机迷雾，引导研发工作去往正确的方向。
在20世纪末，美国的环境政策受到了激化的气候焦虑（例如，围绕90年代的酸雨政策和臭氧辩论）与由石油巨头支持的气候变化否定主义的综合影响。而现在，面对气候危机，我们正处于一个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境遇。同样的实体（包括像埃克森美孚这样的石油公司）在资助了几十年的气候变化否定主义后，现在竟然在资助气候危机研究，虽然它仍然在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
许多私有科技公司在推进一种具有风险性的焦虑驱动的研发范式，这种范式会提出以利润为导向的解决方案（例如埃隆·马斯克关于火星殖民的科技幻想）。并构建对环境有灾难性影响的市场体系，【如在拜登总统8月签署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中的内容，激励了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 EV）市场】。这些现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对于应对气候危机的方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技术解决主义（tech solutionism）倾向，而不是基于社区的环境修复和社会责任。
在下文中，我将围绕气候危机的四个主要的研发领域展开讨论，包括净零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环境数据治理和以锂电池为能源的电动车科技。针对每一个领域，我都会阐明这些关于宣称的气候危机技术解决方案的“故事”到底为何，以帮助读者排除干扰，并指出支持以正义为核心，并维护公共利益研发方式。
▍净零排放疑云
有关“碳排放”的故事是气候转型的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气候危机研发领域有一套广泛的以碳为重点并以净零排放和碳中和为目标的技术成果，例如碳捕获和碳控制。净零排放是一个基础概念，即排入环境或气候中的碳排放量不应多于碳的减少量。包括巴西在内的部分国家已经制定了于2050年实现的碳中和总体政策，以及以微软为代表的一些特定公司也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净零排放是一个目标或计划基准，它并不是一项变革理论。这意味着，实现这些净零排放目标的过程，仍然受制于制定这些目标并从中得益的利益集团。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没有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有计划性地采取以气候正义和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方法，净零排放运动便不可能对抗气候危机的根本问题——一个由几个世纪以来殖民者主导的采掘系统和以资源控制驱动的依赖化石燃料的地缘政治体系。此外，净零排放运动还在某种角度上带动了对以良好意图为出发点，但实际上对环境有害的漂绿（greenwash）技术的投资，例如碳捕获技术。这些技术多应用于能源密集型的产业且十分依赖化石燃料。它们排放的碳要远比它们捕获的更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净零排放的基础前提。
然而，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应用在内的营利性的碳捕获技术正在快速扩张（其中有些是由埃克森美孚直接资助的）它们表示未来有望在多孔岩层中捕获温室气体。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也在研发净零排放技术（例如KarbonVision）和但同时并未削减其他破坏环境的军工技术的研发投入。在碳排放领域的营利性创新，如果不直面产生这些碳排放的根本问题，反而会干扰对气候正义实践的注意力，淡化环境修复和修复需求的迫切性。
向贫困宣战组织（War on Want）、伦敦矿业集团（London Mining group）和原住民环境网络（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Network）是倡导从采掘业和化石燃料撤资的非营利组织。他们通过实践包括了解技术系统背后的相关历史和社区背景等气候正义的方法，去解决气候危机的根源问题。像这样以气候正义为核心的研究是在与技术系统的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相抗衡，包括供应链、自然资源的使用、本地市场、政策、劳工结构，以及环境和生态因素。这些研究与利润驱动的研究不同，后者往往忽略了碳捕获等创新技术对社会等级分化和环境背景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在净零排放这个概念规划下，有不同的经济和市场”故事”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发挥作用。一个常见且正在被普遍采用的方案是碳交易或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cap-and-trade），它建议采取市场方法来减少排放（源自罗伯特·科斯1960年代的经济理念），碳排放机构可以在所谓的随着时间推移减少总排放量的目标下自由交易其碳排额度。
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模式首次出现于1991年，乔治·H·W·布什政府劝使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一个联邦公共事业机构）进行了首次排放限额购买。此后，碳交易市场一直在稳步扩张。中国在将其碳市场国有化后，已处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则拥有世界第四大市场。预计到2050年，碳交易将扩张到目前规模的50倍。
这些市场的出现是由于营利性公司设计了新方案来对冲政府 “限制”排放配额的相关监管举措。例如，加州于2013年实施的总量管制与交易项目的目标为，于2030年前将碳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40%。在此监管环境下，公司可以通过购买和交易其排放配额来规避这些需要它们去满足的排放标准。
从事气候正义研究的组织，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气候正义联盟（Climate Justice Alliance）、德班气候正义小组（Durban Group for Climate Justice）、加州环境权利联盟（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Rights Alliance）、碳交易观察（Carbon Trade Watch）和改善环境社群（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已经对碳交易的影响进行了追踪，并指出了人们对其的误解。他们正在努力减轻这些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项研究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观点应该成为常识。首先，通过对碳交易的设计，其促成了行业利润增长，而代价是对一线社区的环境污染。这些计划允许公司在不改变其常规业务的情况下，通过碳交易去对冲监管限额，即使其常规业务会造成了污染和环境及社会衰退。
“挖掘、燃烧和倾倒”（“Dig, burn, and dump”）是对采掘经济系统以及从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中受益公司们的常规动作。例如，克里斯托弗·提格（Kristoffer Tigue）所报道的，位于加州里士满的雪佛龙炼油厂，它在技术上符合加州的监管机制，但其排放物却毒害了一个小镇，那里60%的人口是有色人种，15%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而与之同时，那些掌控着资源和市场的群体却能够从这些不平等系统中获利。
换句话说，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是一个未能解决环境种族主义基础问题的市场体系。由于长期以来的种族主义、不公平的地域划分与法律法规，低收入者、移民、原住民、黑人和棕色人种被迫生活在有毒废物和产生污染的场所旁边。不优先去干预公司的污染排放，而去选择购买和交易碳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非但不能与这段赤裸的历史遗留问题来抗衡，反而会使这个问题永久化。
在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研究中，需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实际上这些计划与它们自身的既定目标——建立一个有效的、随着时间推移碳排放会逐步减少的市场体系是相悖的。研究表明，加州市场并没有在环境公平方面带来改善。据ProPublica（译者注：ProPublica成立于2007年，为一间总部设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的非营利性公司，自称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新闻编辑部，为公众利益进行调查报导）证实，在这个市场中，石油和天然气的排放率还在上升。那个被许诺的有效的市场体系尚未实现。
最近美国环境保护局v.西弗吉尼亚州案（译者注：EPA v. West Virginia Supreme Court，是美国最高法院与《清洁空气法》和环境保护局监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有关的案件。该案的核心是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CPP）。在这些条款中，CPP包括根据《美国法典》第42章第7411(d)条对现有电厂进行监管，通过排放限额以内的发电量使用减排技术和排放限额以上的发电量转移为清洁能源，以促进清洁能源转型。然而，CPP在排放限额以上的发电量转移方面受到了几个州和煤炭行业公司的质疑，CPP被法院暂停，并从未执行。而在之后，执行该条款的美国环保署被质疑是否有监管现有电厂的资质。在2022年6月30日发布的裁决中，法院裁定国会没有授权环保局根据限额以上发电量转移机制来监管现有电厂的排放，这将使清洁电力计划无效。环保局只能继续让排放限额内的发电量使用减排技术来监管现有工厂的排放）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对该机构的监管权力进行了限制。对此，资方更需要将投资转向那些正在研究以正义为中心的、跨学科的、多领域的（解决多层次治理之间的动态关系）碳监管方法的机构、组织和联盟。资助者还应该积极从碳交易和碳税项目中撤资，因为这些项目允许企业加剧污染和环境种族主义的影响，尽管它们承诺将减少碳排放。
气候危机的故事往往是通过数据、科学证据和量化的举措和标准来呈现与佐证的。环境和气候数据管理会影响到谁在气候转型中拥有代表权、所有权和主权，基于此，数据管理应当是气候危机研发的一个核心点。
在21世纪初，开放数据运动促使原住民数据主权（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网络开始研究“开放数据”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共享和管理的。他们研究发现，开放数据实际上并没有对所有人开放。国家机构收集、储存、分析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可能会强化对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利益的殖民主义伤害。数据主权对于原住民人对自然资源的权利、知识体系的保护以及能否具有气候转型的主导权至关重要。
其他由原住民领导的环境和气候数据研究的例子包括地球观测组织原住民联盟（GEO Indigenous Alliance）对地球观测、数据和技术研究的推进，以及部落气候领袖项目（Tribal Climate Leaders Program），其专注气候变化对自然、文化和政治对影响。
在美国的大环境下，包括国家环境保护署（EPA）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在内的监管机构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政治议程，使得环保和气候数据的报告和存档也很不稳定。今年夏天，西弗吉尼亚州诉美国环保署案（West Virginia v. EPA）的裁决使西弗吉尼亚州和全国各地的污染生产实体的温室气体（GHG）数据的报告更加复杂。一些人可能还记得2016年1月（译者注：此处应为笔者笔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就职日是2017年1月20日）气候科学家在美国总统就职日将珍贵的气候信息上传到DataRefuge.org（译者注：Data Refuge是一个社区驱动的协作项目，旨在保存公共气候和环境数据, 是一个致力于识别、评估、优先处理、保护和分发联邦气候和环境数据的可靠副本的倡议，以便研究人员能够继续使用。作为DataRefuge倡议的一部分收集的数据将被储存在多个可信的地点，以帮助确保持续的可访问性）。他们的反应是对特朗普政府随后对《国家环境保护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NEPA）1969年监管政策反击的一个预兆。
在《国家环境保护法》之后，最近恢复的另一个关键数据评估指令是采用《环境影响力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s, EIS）去衡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影响力报告》一直相对无效，其中部分原因是其数据通常由石油和科技公司自己来提供与分析。因此，环境与气候影响力评估，其数据来源需须遵循一个公正的模型，应将受发展影响最大的社区列为优先评估方。
公共利益技术（public interest technology）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支持这类以社区为中心的倡议。有许多团体在推进这项工作。例如，2016年11月，环境数据与治理倡议（Environmental Data & Governance Initiative，EDGI）成立，以评估联邦环境政策与数据的内部运作，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今天仍在继续。资方可以通过优先考虑推进明确定义的数据正义和数据主权议程的气候危机研究，来帮助支撑公正的气候转型。
对于电动汽车存在着许多误解，它们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环境问题。电动汽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应对气候危机的一个选择。而事实上，以矿采与稀土收购为基础的电动车市场的快速扩张（预计到2028年其规模将增加三倍），正在促使政府与企业之间非良性的合作关系。电动汽车的生产依赖于锂矿和锂田，而锂矿和锂田正在将原住民和公有的土地转变成能源密集型工厂，形成一种以牺牲环境和社区利益为代价，专注于营利性需求经济的气候转型愿景。
电动汽车，作为燃油车的主要技术替代品，实际上并不是一项新技术——它们最早被构想和设计于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亨利·福特设计了Model-T 型电动车，但在爱迪生蓄电池被证明过于昂贵且性能不稳定后，停止了生产计划。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对锂电池的支出增加，资源配置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以及上世纪90年代各州和联邦政府出台排放法规浪潮之后，能源和天然气市场受到冲击，人们对电动汽车产生了浓厚兴趣。企业对电动车的创新投入也推动了电动车市场的增长。在过去的30年里，特斯拉一直在构建一个大规模的营利性电动车企业，并将自己定位为“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过渡”的领导力量。
反观此愿景，在跨学科环境正义中心（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Justice ，CIEJ）推出的《电动汽车的秘密》（the Secret Life of an Electric Car）中，其指出即使是一辆电动汽车对环境同样有害。况且，（生产）一辆电动车和电动车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之间尚有很大区别。在世界各地，锂矿开采已经造成了包括水土流失、地表松动、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污染和制造有毒废料场等灾难性环境问题。
正如学者阿姆拉·所罗门（Amrah Salomón）所描述的那样，如同19世纪的淘金热，开发商现在正在迫切寻求锂和氢能源去供给电动车的发展。对锂矿开采的行为得到了长期存在的采掘能源的法律的支持：1872年的《通用采矿法》（General Mining Law）在美国西南部仍在沿用，其在法律层面默许了美国公民对勘探和滥用公共土地的行为；而在2022年6月，拜登总统认可了能源部根据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 , DPA）而发放的钻探许可证。这些能源开采政策的推行被冠以推进清洁能源的名义，然而其并未解决对环境和社区的消耗问题。实际上其进一步推动了一个不公平的地缘政治体系，正如我们在巴西进行的非法开采和对美国原住民土地的破坏。一些政府正在出台对应的举措。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塞尔维亚最近取消了一个锂矿的计划，类似的行动也正在智利、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发生。
对锂矿的需求经济，是有其他替代方案的。对于解决交通问题，以公共利益与环境正义为核心的应对策略，会将重心集中在城市住房分区、人口流动性、交通设计及从能源密集型基础设施中撤资等规划部署上。通过种族分析、地方数据和社区参与的研究，交通分析家们正在制定相应的方案去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危险的公路基础设施等。这些研究采取了修复性方案去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
对于由企业与政府构成的这种通过对锂、氢和稀土等不必要开采而获利的合作关系，资方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他们可以选择从中撤资，转而支持水资源保护者和一线社区。这些社区和行动者正在引导化石燃料的撤资战略，并为可再生基础设施寻求方法。
一个以正义为核心和公共利益的气候危机研究方法需要多领域、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议程来支撑。这些方法认识到，任何技术系统的开发与推行——无论是否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都需要涉及到植根于当地环境背景的法律、社会和经济复杂网络。通过有目的性的投资和有远见的撤资，资方可以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以向社区和联盟学习并提供支持。他们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已经包含了为实现公正的气候转型而采取必要行动所需的智慧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