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一所精英大学是一家附带教学和研究业务的金融公司。” 这种评价并不完全公平，但作为对拥有巨额捐赠的现代大学的批评，它也并非毫无价值。

许多遗产基金会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将“永续”（ “perpetuity”）纳入其章程的基金会，如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我们管理着大量的资金，并利用收益开展慈善活动。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一个大型捐赠基金进行稳健的财务管理。

上述批评的有益之处在于，它促使我们拷问一家大型遗产基金会的主要使命——是维持一个庞大的投资组合，或者继续扩大这个投资组合? 还是按照一套共有的价值观以及一种改变世界的愿景行事，在世界上行善？当我们这样提问，答案就很清楚了：我们都会选择后者的某种具体表现形式。

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的文章同样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提示，以此说明我们作为基金会的使命应该是什么。尽管麦克阿瑟基金会和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支出方式，但克莱默就该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观点，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讨论框架。对我来说，其中最具建设性的想法是，事实上，在当前的资源消耗和未来某一时刻的资源消耗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这个事实无法回避。

如果我们现在花更多的钱，像麦克阿瑟这样的遗产基金会很可能（尽管不确定）给我们的继任者在未来追求类似使命时留下的资源更少。当我们考虑增加支出以满足紧急需求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在争论今天与明天的额外支出时，（我们）缺乏必要的谦逊。在我看来，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认为，当前的需求与未来的需求一样大，甚至更大；又或者，我们认为自己的想法即使不比继任者的想法更好，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好。但无论是哪种论断，我们都是以自己和当下为中心，而不是以未来的人们和时代为中心。

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这些拥有遗产基金会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的人）应该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2020年就是这样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国展现出的鲜明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这两重“大流行”，使新的需求以及长期存在、早该被重视的需求被公众广泛地意识到。我们被要求在历史性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捍卫我们民主制度的完整。在整个2020年中，机遇和挑战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都急剧升温。

麦克阿瑟基金会是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基金会之一，其在2020年的支出超过了计划。我们通过撬动两个杠杆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我们允许我们的捐赠基金的浮动高于我们的支出准则和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最低要求。第二，我们决定发行1.25亿美元的“社会债券”，为个人、组织和社区提供额外的赠款和投资。我们的目的是应对当前的危机，同时这不妨碍我们为正在进行中的项目的受助者提供支持。在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之际，我认为我们的员工和理事会几乎肯定会再次做出同样的决定（尽管我们也同意，没有人希望2020年的情况很快重演）。

这种方法或许能从两方面对克莱默的文章有所启发，后者至少可以部分解读为“对基金会发行社会债券或支出速度超出2020年计划”的批评。克莱默举了一个假设的情境，一家基金会发行了更高水平的债券，并在更长时间内以大约两倍于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我们发行的债券所支付的利率偿还。在这种假设情境下，还采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偿还方法（译者注：指清算资产）。

在麦克阿瑟基金会，实际情况是我们为1.25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1.299%的利息，并在每年预留高达1000万美元的准备金，为在10年期限结束时偿还这笔债务做准备。当债券到期时，我们将有多种选择：将债务展期，用我们预留的资金（由于这些资金已被再投资于捐赠基金，因此很可能会增长）偿还债务，或者用其他资金偿还债务。我相信这种方法代表了健全的财务管理。我们正在利用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以在急需的时候发放更多资金。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利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为那些没有能力筹集这种低息债券的人提供资金，而这些资金的使用反过来又会产生高额的社会回报。

所以，没错，克莱默说得很对，提供1.25亿美元的赠款存在着某种权衡。但这种权衡是非常适度的。低利率意味着每年的偿债额低于200万美元，我们正在通过降低其他领域的行政开支以部分抵销这一数额。我们每年预留的1000万美元将来自我们的年度捐赠基金。10年的还款期意味着我们或者我们的继任者应该不会有巨额的账单，（或者至少有多种选择）以便在不远的将来管理债务偿还。

这些是发行债券的成本。而相较于成本，这样做的收益更大。我们认为，这些好处包括有机会强调种族和族裔不平等问题、与2020年大选相关的直接风险，以及在紧急时刻保障粮食安全等基本问题，如此，增加的资金就得到合理利用。

我们还试图抓住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机遇。多年来，麦克阿瑟基金会一直强调刑事司法系统的改革。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减少监狱人口以及司法系统中的种族和族裔差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监狱人口大幅下降（尽管种族和族裔差异总体来说没有下降/得到改善）。我们有必要深化投资，以确保这种加速的改革步伐不仅成为常态，而且带来持续的变革。我们的方法的精髓在于，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常规项目以及新的风潮制造活动，如民主前沿基金（Democracy Frontline Fund）资助现有的受助者。民主前沿基金是一个参与式赠款程序，旨在支持倡导公正变革的有色人种领导者。我们和克莱默及休利特基金会一道成为了这项工作的支持者。

创新、创造力和惊世之思往往在危机中诞生。麦克阿瑟基金会1.25亿美元的社会债券有三个贯穿始终的目标：加速复苏的公平；抓住机遇创造持续的变革；帮助重塑社区和组织的可能性。在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中，我们有意识地向我们所支持的社区寻求意见。我们吸取早期参与式赠款的经验教训，召集了一个咨询小组来帮助指导这项工作。该小组由受系统性种族不平等和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领导者和社区组成。

慈善事业的领导者和该领域的批评者正在就如何以及何时花更多的钱展开一场有价值的对话。2020年一系列糟糕事件的同时发生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实际教训。我相信，这种必要的自省，其最终结果应该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

慈善机构不应该像大学那样运作，在股票市场（对于基金会而言是捐赠价值）上涨时增加支出，而在资产价值下跌时减少支出。这种传统的理性已经不再有效。

慈善事业从业者应该审视其支出模式并创造新的支出模式。我们应该建立一些方法，让我们在社会回报最大时花费最多，即使这恰好是在我们（获得的）捐赠基金较少时。对于未经深度检验的传统思维来说，这样做的风险太高了。利用债务和从捐赠基金中提取更多资金都应该成为我们考虑的方法，不论是在我们最需要资金的时期还是最有可能增加我们影响力的时期。

约翰·帕尔弗雷是约翰·D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一名成员。他曾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和图书馆与信息资源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