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意味着新产品吗？创新意味着利润增长吗？本文作者认为，创新在当下正在服务于错轨的目标。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突破性的创新，与之去制造新的产品，更需要去重塑我们的思维模式。而敬畏（awe）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改变或拓展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保持谦逊和好奇心去穿越未知世界，迎接创意的到来。
《好奇极了——通过对普世观念的质疑，去构想一个更好的世界》
塞斯·戈登伯格，Crown出版社，2022年
我们常会将“敬畏”（awe）和“壮阔浩瀚”的体验联系起来，想想一下我们正身处于壮丽的大峡谷。又或在接触一个对先前认知带有冲击性的新理念时，也会催化出我们的敬畏感。近年来，科学正在帮助我们去理解敬畏背后的意义。在心理学家达切尔·凯特纳 （Dacher Keltner）和乔纳森·海特（Janathan Haidt）的研究中，论述了敬畏是如何冲击我们对世界的惯性理解，进而促使我们改变思维模式去接纳、吸收、适应新的观念。敬畏可以催化重组我们理解世界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寻求新方法来引领文化变革，创造社会影响力或为改善社会制度注入新活力时，敬畏可能会成为一个秘密武器。倘若我们本质上所追求的是社会层面的创新，那我们需要设计的可能不仅是一件产品、一项服务或一款数字化工具，我们需要去塑造一种文化，寻求、拥抱并将敬畏作为我们组织和社区运转的内核系统。创新是有关敬畏的一种实践，它渴求突破我们当前对于世界的认知。正如我在《好奇极了》中这一章节所宣称的，这种崇高的质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当下对“创新”所做的假设。 ——塞斯·戈登伯格（Seth Goldenberg）
按照当下的做法，创新在被高估和误解，甚至正在服务于错误的目标。在当代商业中，创新通常被视为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明明个人、智力、生态领域的增长发展都需要创新，为什么创新却唯独与经济利益增长的联系尤密？创新仿佛已然演变为一种财务术语，而非对文化进步的表述。设想一下，如果一家公司的CEO宣布，“今年我们将会实现两位数的增长”，而这个指标衡量的是员工在一年中得到的知识、幸福感或者价值层面的涨幅。再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总统凭借“一个美国未曾目及的增长时代”的承诺当选，但这种增长所指向的是全体民众在平权、文化和集体关怀方面的增长，而非GDP……在历史上，创新意味着去创造新思想，但在现代它似乎只关乎金钱。这也许有些本末倒置。金钱应当是具有深远价值创意的副产品，而非创意的服务对象。当创意具备文化属性，市场将赋予其价值，利益应当是创意在文化层面被社会重视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倒置——把金钱而非创意作为主要目标，让创意显得无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创意的金融化恰恰正在阻碍有价值的创意涌现所需的条件。具有韧性、变革性和有价值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如果我们想要产生突破性的创意，我们需要重塑我们的思想，而不是去制造新的产品。工作的推进不会是机械、技术的或者生产。真正的创新要求我们提出极具好奇心的问题，去获得更深刻的洞察力，而不是更丰盈的利润。要改变的不是我们使用的工具，而是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目的。这并非易事，它需要一些出乎意料的因素推动，比如敬畏感。敬畏的体验会改变或拓展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当描述敬畏的体验时，我们常会说，“那令人心灵震撼”。我们不再把思想封闭起来，敬畏的体验可以冲击我们原有的世界观。进而我们的头脑可以去接纳一个新的、重组的世界观。敬畏催化了认知系统深层次地升级迭代。敬畏会通过挑战我们认知中的确定性去冲击我们的认知，进而让我们质疑所谓的“真理”，动摇我们的核心信仰。究竟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还是太阳？应当信奉一神论，众神论，还是神灵本就并不存在？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敬畏往往会使我们对宏大命题顿生疑问。我们需要更加习惯于去思考这些问题，不再满足于将知识视为一尘不变的真理，而要将它看作一种持续不断的探究。在这种探究中，思想上的冲击是在所难免的。那些最具价值的探究通常是难以捉摸的——它们产出的不是答案，而是新的问题，更优质的问题，直到我们深入到足以看到探究的过程。这就是奇妙之处，在已知与未知之间，敬畏能够去创造巨大的可能性。海伦·德·科鲁兹（Helen De Cruz）在《敬畏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Awe）一文中用“连接已知与未知的桥梁”来描述敬畏。她在文中描述了人类在推翻传统叙事而创建新知的艰难经历：当一个科学范式瓦解的时，科学家们需要跃入未知的领域。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20世纪60年代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些革命性的时刻，当科学家的世界观坍塌，特定学科曾被公认、广泛接受的真理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备受推崇的理论暴露出散沙一般的根基；坚定了几百年的论解现如今被推翻；特定而富有成效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被证明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这些伟大的科学革命——如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拉瓦锡（Lavoisier）、爱因斯坦（Einstein）和魏格纳（Wegener）所推动的革命——在不确定的时代，冷静、客观的理性不再能为科学家提供前行的动力，诸多他们所涉足的学科假设最终被证明是有缺陷的。在此情境下，他们需要一个飞跃，即便他们不知道将会在哪着陆.……去改变或接受这个领域的根本变化，需要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敬畏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会把注意力从我们自我中转移开，让我们突破惯有的思维模式去思考。
德·科鲁兹向我们指出了打破固有叙事的困难，在创新时刻我们需要让自己去接受这种可能性——备受推崇的理论实际上难经推敲，百年传承的世界观需要重塑。当创新意味着打破与重建思维模型时，它将会带来深远而颤栗的影响。
玛格丽特·J·惠特利（Margaret J. Wheatley）在她的著作《转向彼此：重构未来希望的对谈》（Turning to One Another: Simple Conversations to Restore Hope to the Future）中建议我们去思考自己是否能心甘情愿地去迎接这种挑战，去承担个人所信奉的真理崩塌的风险。她在书中提及：
当我们一同为重构未来希望而努力时，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盟友，即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心态，我们愿意让我们的信仰和想法接受新想法的挑战。没有人或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当今问题所需的答案。只有承认这些“不知道”，才能找到答案。我们必须愿意放弃所谓的确定性，并允许自己身处于困惑的阶段。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创新变得不再那么深刻。而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在面对很多未知，但我们却拒绝对此投入太多时间，这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创新”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新事物”的渴望取代了对革新性理念的敬畏。不停制造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新事物，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创新”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却被滥用、曲解并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已成为任何新业务的代名词。
倘若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创新”一词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演变的线索。加拿大的历史学家伯努瓦·戈丁（Benoit Godin）追溯了“创新”作为实践、理论、法律和商业概念的渊源。《创新之争：几个世纪以来的创新理念》，作为伯努瓦·戈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研究视角：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根深蒂固的宗教氛围中，教义上的创新无疑是大忌。一些人认为这与清教徒甚至教皇制有关……在1636年的一个极端案例中，英国清教徒、前王室官员亨利·伯顿（Henry Burton）出版手册，主张反对教会官员的创新，并以《箴言24：21》为武器：“我的孩子，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不要干涉那些喜好改变的人。”然而，这个搅局的清教徒被指控为真正的“创新者”，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并被割去双耳而余生失聪。亨利·伯顿对，《箴言24：21》的引用尤其有意义。最后一句话，“不要干涉那些喜好改变的人”，被重新解释为“不要与反叛者结交”或“不要与革命者牵扯”，暗示着创新者即异端的信息。这或许是因为创新者破坏了几个世纪以来未受质疑的信仰。
对新事物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当我们作为婴儿迈出第一步时，我们会本能地小心翼翼摸索前进，好像地板随时会从我们脚下溜掉。作为成年人，新奇和不确定会带给我们类似的感觉，犹如站在悬崖边上向下眺望。我们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会产生强烈对比的情绪：确定性会让我们感到安全感，而不确定性则会让我们感觉五脏六腑就要飞出体外。尽管如此，鉴于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更擅于面对新奇与未知。
而敬畏可以为我们导航，它带给我们谦逊和好奇去穿越未知世界。在《敬畏的科学》中，萨姆·艾伦（Summer Allen）写道：
研究发现，敬畏可以减弱自我感，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可以增强连接感、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精神，创造更多积极情绪，减少物质主义……敬畏可以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的关注点上转移开。因此，研究最多的与敬畏相关的心理效应可能是“小我”（small self)——相对于周围环境而言自身的渺小感。充满敬畏的生活似乎是一种可以良好运转的生活。当我们寻求敬畏的体验时，也在迎接惊奇感进入我们的生活。因此，真正的创新者通常会被扣上爱幻想、轻浮和梦想家的帽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敬畏和惊奇是创新实验室、创业孵化器、设计工作室和其他创造性工作诞生的地方的硬通货。这些地方的存在是为了激发创意。Excel表格难以囊括那些宏大而大胆的想法。正如《快速公司》（Fast Company）杂志所描述的，“如果威利·旺卡（编者注，Wiley Wonka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的主人公）有芯片，他的工厂就会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它会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新奇的东西而闻名四方，如用悬浮球控制的计算机或用蚕丝建成的建筑。”
那些宏大、大胆的想法既需要想象力也需要耐心，它们处于敬畏和成就非凡可能性之间稀有的交叉点。各个组织都渴望在创新中心利用这种力量，来书写美国故事，比如贝尔实验室（Bell Labs）（于1925年由AT&T内部诞生）、施乐PARC（成立于1970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由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于1985年创立】和Y Combinator（成立于2005年，它已经创立了超过2000家公司，总估值超过3000亿美元）。
乔恩·格特纳（Jon Gertner）在他的著作《创意工厂：贝尔实验室和美国创新的繁荣时代》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中写道：
《创意工厂》探讨了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什么引发了创新？它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应如何培养它？贝尔实验室的经验表明，大多数可持续的创新壮举不能也不会发生在带有标志性的“车库”，或天才发明家的工作室里。当具有不同才能、思维方式和专业知识的人聚集在一起时，创新才会发生。最好他们离得不远，可以经常见面或偶然相遇。在贝尔实验室成立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下，一切仿佛都变了，但又似乎没变。通过虚拟交互，我们可以在地球上任一地方生活、学习和工作。我们已经习惯了保持社交距离（这很危险）。但沃尔特·艾萨克在《创意工厂》中所提炼出的是一个由不同的、有才华的人围绕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的创新场域，一个“敬畏剧场”。更重要的是，这些创意的孵化器是社会现象。创新应当不再意味着徒有其表但没人需要的“新玩意”。我们需要重启并重新定义创新，拥抱敬畏，激发我们去颠覆思维模式去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
塞斯·戈登伯格是一位设计师、活动家、策展人以及企业家，他利用提问的方法去催化创新和文化变革。他是Curiosity & Co.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Curiosity & Co.是一家独一无二的书店、体验实验室和设计创业工作室。同时该企业也是Ideas Salons的创始方，邀请思想领袖聚会去解决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2年9月20日原标题：The Wonder of New Id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