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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的2012年，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影响力投资热潮，凯文·斯塔尔（Kevin Starr）警告说，影响力投资注定会失败：“很少有致力于满足穷人基本需求的解决方案能让你收回本金，”他说，“克服市场失灵需要补贴。”

自斯塔尔写下《影响力投资的困扰》（The Trouble With Impact Investing）以来，这些现实情况并没有改变。事实上，促进社会公平的解决方案所耗费的成本只增不减。而且，即便只有为数不多的方案能够真正获得影响力（更不用说获得投资收益了），人们却还是愈发痴迷于影响力投资。老实说，数据显示，影响力投资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很少，最多只能收获有名无实的回报。这方面的证据比比皆是。以所谓的“机会区（Opportunity Zone）”投资为例，研究表明这些投资“成本高昂、目标模糊，并且几乎没有为创造就业机会或改善贫困社区的条件做出任何贡献，只为富有的投资者提供了巨额税收优惠”；“机会区”投资旨在刺激人们投资于低收入和资本不足社区，却适得其反，使资金流向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房屋价值相对较高的社区，并促进强势社区的居民收入、数量进一步增长。大多数社区发展领域的从业者都认为，影响力投资的现实就是，你越努力推动弱势社区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你离无缓冲的完全市场回报就越远。但对影响力投资的炒作仍在持续。

在 20 年间，我有幸领导的德雷珀·理查兹·卡普兰基金会（Draper Richards Kaplan Foundation）作出了220多项投资，以支持处于初创阶段的基层社会组织。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价值观：要给最脆弱群体的日常生活带来积极影响。我们投资的组织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包括：为食不果腹者提供餐食以解决粮食保障问题、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普及医疗服务、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帮助人们获得就业机会等。虽然基金会以赠款的形式做出了大部分投资，但在我们的投资中，向营利性实体做出的项目相关投资 （Program Related Investments，PRI）占比达四分之一，因此，我们自然也对影响力投资略知一二。顾名思义，PRI的规章制度就是用以保障投资必然产生“影响”的。

我们的经验清晰地显示，只要能收回本金（并能将收益投资于另一家社会企业）就是巨大的胜利，我们也对这种结果十分满意。为什么？因为这些营利性投资能与我们对非营利性组织的赠款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超过一半的组织直接影响了1万多人的生活，超过 40% 的组织影响了5万人的生活；四分之一的组织影响了50万人的生活，还有超过20%的组织正在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我们认为，营利性 PRI 投资之所以能与我们对非营利性组织的赠款影响相似，原因在于，无论投资于何种实体，我们从不放弃对社会影响的关注。抛开寻求市场回报的压力，我们就可以安心于关注营利性投资是否能真正产生积极影响。抛开为投资者提供市场回报的压力，我们投资的非营利性实体也不需要为收益而牺牲对最需要帮助者的关注。

然而，投资者系统却不以为然、鼓噪喧哗。部分投资者有些痴人说梦，认为专注于影响力投资这一观念，就有可能市场回报与全面社会回报兼得。近日，我们从大量影响力投资会议中获取了数据和成绩单。我们看到了什么？只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说辞。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同时获得市场回报和富有意义的社会回报时，一个又一个会议参与者都在重复“这要看情况（It depends）”。比如，这要看人们如何衡量社会回报，在何种时间范围内衡量；这要看人们对影响的定义；这要看投资重点关注的群体。

暗含的意思很明确：投资的影响力目标越雄心勃勃，就越难获得市场回报。

许多数据来源将慈善事业的总资金流入量作为投资资本流入量的代用指标，这些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两件事：

1.从长远来看，在引入其他工具前，任何追求市场回报、致力于解决某一特定地区社会不平等问题（如就业、收入、住房或受教育程度问题）的资本，都不会产生超越本地的效果。

2. 除住房外，以社会回报为目标、基于地区的“投资”资本从未成功实现影响力投资目标，即完全的市场收益回报和高影响力的社会回报。我们发现，针对这些重点领域的社会融资和资本市场投资普遍具有的特征是，需要政府提供的大量税收补贴或往往由慈善机构提供的“赔款准备金（loss reserve）”，这本质上不是市场回报，而是人为降低投资风险并获得外部补贴加持后才能收获的、基于慈善资本或政府税收补贴的回报——简而言之，和凯文在2012年说的一样。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虚假的投资叙事有什么害处？答案很简单。人们对影响力投资（也就是创造完全市场回报和真正社会影响）的需求确实存在，但不成规模。于是，追逐影响力投资的资金池要么迅速蒸发，要么结果更糟：投资者们完全放弃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由此剥夺社区获得其亟需资金的机会。更糟糕的是，那些能够吸收多种形式的投资、具有更现实的经济预期、具备可行性的项目却没有资金流入。这就是危害所在。

然而，当形式多元的资本汇集在一起，秉持现实的经济预期，并让有针对性的慈善资本参与其中、以确保社区有能力吸收投资时，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方面的最佳案例之一是克雷希基金会（Kresge Foundation）的社会投资团队通过伍德沃德走廊投资基金（Woodward Corridor in Midtown Detroit，WCIF）在底特律中城的伍德沃德走廊开展的工作。克雷希基金会成立于 2013 年，涵盖多个投资方，旨在为底特律中城社区的综合用途项目提供长期投资。基金会拥有3030 万美元资产，能够以5%的利率提供贷款价值比率高达120%、最长期限15年、分摊期30年的固定利率贷款和远期契约。多方投资者中，既有高级贷款方如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MetLife）、英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浦瑞兴金融集团（PNC）和费舍尔基金会（Fisher Foundation），也有次级贷款贷方如克雷希基金会（Kresge）、资本影响力合伙人（NCB Capital Impact，现为 Momentus Capital）和凯威基金会（Calvert Foundation）。在其结构中，WCIF以基金管理人提供一般运营支持的方式混合了各种赠款资本，并将混合后的赠款用作贷款赔款准备金的资金储备。PRI资本（先是低成本债务，后为尚未出资的承诺）为传统高级贷款方的加入创造了条件，在这里，高级贷款方不是影响力投资者，而是久经考验的真实市场资本。

关键在此：使用真正的影响力投资资金来创造条件，让传统市场资本可以进行投资。影响力投资无法自成一体，也不能成为市场资本；影响力投资应是各方协调一致、吸引市场资本的工具。

顺便说一句：对于那些对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的人，WCIF的成果大大超出了各方预期。在几乎所有可衡量的统计数据上，底特律中城都遥遥领先于底特律市全域，包括失业率下降程度、房屋价值中位数的增加值以及租金上涨幅度。定量及定性分析均表明，现实的影响力投资与赠款资本相结合而产生的资本组合，能够显著促进基金会在社区中实现目标。

数据未能反映出赠款（和优惠）资本在为影响力投资的成功奠定基础方面有多重要，尤其是其在基金运作所需的资本渠道上发挥的作用。在基金成立的前几年里，克雷希基金会的员工与几家当地基金会合作，为当地社区发展组织底特律中城公司（Midtown Detroit, Inc. ，MDI）提供支持。在组建项目团队、为开发商提供技术援助、设法获得公有（破旧）资产的所有权、打造零售设施、开展住房首付和租金援助计划以打开市场等方面，MDI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仅克雷希基金会就为 MDI 提供了 360 万美元的一般运营支持，并额外提供了140 万美元的项目支持赠款以支持在伍德沃德走廊开展工作。

一个社区若想蓬勃发展，则需要从所有资金来源处获得协调的资本投入。常见资金来源包括商业资本、房地产资本、使命资本和非营利资金，通常还有来自联邦、州或当地社区的发展资金。而回报预期与整体需求脱节的、孤立的资本形式注定会失败，让需要帮助的人们失望，并使下一次尝试变得更加困难。这些社区最不需要的就是影响投资者试图借助它们之力来获得市场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协调投入资本、围绕明确的目标展开、使用基于社区的现有渠道、利用“工具箱”中的所有投资工具（并由当地项目管理者驱动），会产生更好的回报。这当然指的是社会回报，但如果设定了合理的期望，自然也能收获经济回报。

是时候将影响力投资的定义修改为上述投资方式了。也是时候改变叙事，使这一方式成为规则而非例外了。欢迎所有影响力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