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的批评和建议之间的连结点并未得到检验。例如，他提出的实现循环经济的第一个障碍是“毫无变化的系统目标和激励机制”，其中包括与短期收入增长和利润最大化挂钩的上市公司激励措施。然而，这一障碍却阻碍了时尚行业采纳他的第二项建议，即“有效监管”。由于时尚行业高管采取行动的经济动机是实现短期收入增长和利润增长，因此，他们同样有动力阻止可能放缓增长的条例出台。事实上，这种模式目前正在时尚界上演。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组织和个人都在努力推进纽约州的《时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法案》（Fashion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Accountability Act），为服装生产设定环境和劳动力底线。这一过程中，我们听说有许多公司和行业贸易协会正在悄悄雇用说客抹黑拟议的立法，同时推广自己的有限循环倡议。

帕克的文章中另外一个没有提及的地方是，被企业“俘获”的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公司”的一部分）在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企业俘获”（Corporate Capture）是指私营企业利用其权力来控制特定领域的决策，这里即指非营利组织的决策层。虽然这些非营利组织看起来“名副其实”、十分仁慈，但非营利组织却给其资助者和民众带来了不切实际的希望——让他们误认为自己正在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这种虚假宣传的后果是这类非营利组织吸收了本可以用于更有效的措施（如监管）的资金。然而，向这些非营利组织投入的资源只能维持可持续公司（Sustainability Inc.）的糟糕现状。

虽然成为501(c)(3)组织在法律上必须具有慈善目的（a benevolent purpose），但法律并没有为它们设定变革速度或效果上的要求。由于被企业俘获，这些非营利组织制定了如冰川移动一般缓慢的目标，一切靠自觉，即便无法完成，也不会有严重后果，而现实中冰川却在迅速消融。贝莱德（BlackRock）前可持续投资首席信息官塔里克·范西 （Tariq Fancy）做出了最为精妙的类比，来描述可持续公司治下的非营利组织的欺骗性工作：这就像医生告诉可以化疗的癌症患者服用小麦草。地球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问题，企业控制的非营利组织却在兜售节奏缓慢的自愿措施；反而是监管机构在推出可依法强制执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地球提供化疗。希望取得可衡量进展的资助者必须避免可持续发展公司治下非营利组织的干扰，将资源用于克服企业的游说努力，助力帕克建议的监管方式得到通过。

对结构性变革抱有浓厚兴趣的基金会和捐赠者还需要评估其自身结构，因为这些结构限制了他们资助游说活动的能力，转而考虑新的慈善形态，包括成为501(c)(4)s组织（与第3项相比，第4项在资助游说活动时更灵活）。如此，基金会和捐赠者还可以利用财政资源来倡导具体的政策解决方案，并教育民众了解可持续公司，以及民众自身在要求变革和问责方面能够发挥的强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不是由个别公司选出的，而是来自公司们共同选举出的代表，如此方可确保监管解决方案成为法律。

有效的监管是行业采纳帕克其他建议的关键。例如，一项要求时装公司实现基于科学的目标的法律，必将加速该行业对突破性解决方案和跨行业合作的投资——因为法律将规定所有参与者实现相同的目标，而这要求多方主体投入资源、共同协作。我同意帕克的观点，利用国家的强制力（特别是其征收罚款的能力），可以激励企业遵守法规。

为了让帕克的所有建议落地，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那些可持续发展公司的成员（就像帕克一度的情况）有勇气公开表达私底下说过的话，即使此类披露与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我们需要民众和捐助者群体了解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要么是可持续发展公司一厢情愿想法的助推者，要么是争取立法、为资本主义增添必要防护的催化剂。

当然，这些工作都并非易事。但是，为市场体系在资源有限、时不我待的地球上蓬勃发展指明方向是领导力的体现。当下，我们就需要果决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