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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王红伟：职工夜校数学班，只剩下两名学员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原题
电机厂, 我的大学摇篮
作者：王红伟
哈尔滨电机厂（今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在哈尔滨的动力之乡，有一个大型国企，哈尔滨电机厂。它是装备我国大型电站电机设备的龙头企业，也是文革时期给我补上中学课程的大学补习班。
1973年，父亲调到省里工作，我也对调到哈尔滨电机厂，当了一名机修钳工。这是一个好工种，可以学到技术，还有空余时间干自己的事儿。因为，机器不发生故障，我们就待命在工作间旁边的休息室。师傅们有的靠在椅子上抽烟，有的闲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儿。我的一个师兄在看黑格尔的哲学巨著，我忙着看一些关于钳工考级的资料。有活了，就去干活，没活时，就抓紧时间看书。带着油污的手常常把书弄得油兮兮的。
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写的短篇小说《年轮》。挺羡慕那些在大工厂里工作的产业工人，那个时代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也就是一个口号，工人阶级从来就没领导过什么。只是有王洪文、吴桂贤当过国家领导人，做做样子。进了电机厂，就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立志要做个好工人。
于是，在班上，我努力学习技术。下了班，我就去电机厂的职工夜校去上课。开始是上技术课，后来发现我的文化水平太低（只念过一年初中），技术课听不太懂，我就改学基础课，从语文，数学补课。
那时候还是乱轰轰的时期，正规学校都不正经上课，我们的夜校能开班招生就相当不易了。师资不足，就聘请车间里的技术员、工程师来讲课。我的数学老师是十车间的技术员，大学毕业生。那三年里，他从一元二次方程教起，一直教到解析几何。我特别爱听他的课，也认真地做作业。
批林批孔时，读书无用论盛行，班里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依然尽职尽责，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我就继续教下去。后来班里真的只剩两个人，我和另外一个车间开天车的女工。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北大，她上了哈医大。
除了学数学外，我还去上语文课。老师是个很漂亮的女老师，讲课的风度透着江南淑女的气质。她选的课文有林觉民的“绝笔书”，有鲁迅的短篇小说，也有文革前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就是没有文革的作品。她教我怎样读书，怎样写文章。我开始写一些文章，有的还刊登在厂报《电机工人》上。“四人帮”倒台后，我进了厂里的大批判组，开始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直到我上大学离开电机厂。
当年上夜校也是挺艰苦的。下午四点钟下班，五点钟上课，晚上八点钟下课，坐无轨电车要横跨三个区，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那时候公交车也不正经开，有时到家都夜里十点了，还吃不上晚饭。三年下来，就落下了胃病。这就是念书的代价。可是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1973-1976）有多少年轻人想念书都没有机会，我就是幸运的了。
上夜校的那几年里，厂里也有过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每次都与我无缘，1977年初，我都被推荐上，身体都检查完了，但最后还是一场空。当我下班走到厂大门高大的揭示板前，看到推荐上大学的红榜里没有我的名字，心里跟刀割的一样难受。回到家里，我把所有的学习资料撕得粉碎，发誓再也不做大学梦了。
1977年金秋，传来了大学招生恢复考试制度了，考试取代推荐，又燃起了我上大学希望的火花。我那时候已借调到厂宣传科。我和科长请假，科长很痛快地给了我一个月的假在家复习。他理解我，因为他过去也是一个大学生。后来，这个科长当上了哈尔滨动力区的党委书记。
1977年冬高考，我参加了两次考试。因为第一次高考，报名人太多，省里采取先初试淘汰一批，通过的才能正式参加省里统考。初试只考语文、数学，我胸有成竹。
巧的是初试语文的作文题目是“旧貌换新颜”。这题正撞到了我的枪口上。几个月前，我在宣传科时刚刚写过一个对台广播的稿子，讲的是电机厂如何在昔日的跑马场上建成中国最大的发电机制造厂。我改头换面，略加修改，一气呵成写完了作文。
没成想，我那篇作文，后来成了当地学校语文课的范文。那时“四人帮”刚倒台，没有现成的语文课本。我妹妹放学回来，拿着老师发的单篇，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一看，就是我初试时做的作文。
统考考四科，数学题都是我复习过的，很轻松就答完了。后来才知道，北大经济系录取我，就是因为我数学考了93分。
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后，我一连几天都不敢相信我考上了北大。厂里也觉得脸上有光，在大门的揭示板上贴出了红榜。一个万人工厂，考上大学的不过十人。榜上第一排北京大学的后面是我的大名。看着红榜，走出厂大门，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还算顺风顺水，现已退休，开始了颐养天年的生活。哈尔滨电机厂也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浪潮中，闯出国门，联手西门子、日立、西屋电气等大公司把电站建到世界各地，生意做得风声水起。中国有句古话，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能有今天，不能忘了帮助我补习功课，使我考上大学的那个摇篮。
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两个朋友发的两组秋天的照片，一组是北京，那是我的一位北大学弟拍的。一组是斯德哥尔摩，作者的父亲曾是北大的老师。秋天都与北大有关，也让我想起在北大和斯京度过的N个秋天。
四十年前的北京没有雾霾，春秋偶尔会刮几场大风。从省城来到京城，看啥都觉得新鲜。到了秋天，大家都想放松一下，出去玩玩。班里就组织去了香山。我们那时候年轻，一路爬山，登上了香炉峰，俗称鬼见愁。我那时有一部海鸥203的相机，给自己和同学们拍了许多照片。其中一些珍藏到现在。我最喜欢香山的红叶，信手捡了几叶，挑一个最完美的放到信封里，寄给了家乡的女朋友。几十年后，妻子居然在我们的两地书信中发现了那片红叶。发黄的信纸和暗红色的枫叶见证了世事的沧桑和美好纯真的爱情，更是一段浪漫的回忆。
作者（右）与北大同学合影。左为陈刚，哲学系77级，现在加拿大。居中刘伟，经济系77级，现为人民大学校长
二十多年前，也是一个金色的秋天。我从香港辗转飞行了二十多个小时，来到斯京看望来这里旅游的妻子和儿子。他们住在斯大的校园里。周边有植物园，brunsviken湖，校园里还有一个小湖。湖边是皇家园林的绿草地和参天的大树。对于一个住在香港高楼大厦石屎森林中的我猛然间来到这个绿草如茵，遍地湖泊的花园城市，犹如进了仙境一般，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十岁的儿子居然领我去钓大鳊鱼和小鲱鱼。我在香港也钓鱼，但从来没钓过这么多，这么傻的鱼。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它的朴实无华，它的静寂安宁，它的碧水蓝天，还有纯朴善良的人民。那一年的秋天，我骑车周游了大半个首都，也第一次接触了瑞典的生意人，专业人士。感觉很好。儿子已经进了英文小学，还是他自己联系的，并且已和班里的同学打得火热。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那年他才十岁。
又一年的秋天，我拉着一个旅行箱，来到瑞典，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活。从给公家干活到自己创业谋生，有天壤之别。辛苦一些无所谓，但前景如何，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了家庭的团聚，儿子的梦想（他要在瑞典念书）我放弃了别人都羡慕的生活，出来打拼，即便是一条不归路，也要坚强的走下去。
寒来暑往，秋叶金黄。度过了多少个难忘的金秋，也收获了事业的硕果。儿子的翅膀硬了，飞回国内创业，开始演绎双城记的故事。当斯德哥尔摩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我会想起北京香山的红叶。也惦记着雾霾不散的京城里，儿子的身体会不会受到伤害。更盼着在秋天里，儿子回来和我再一起钓一次鱼。
我老了，飞不动了，在海边的乡下种地，钓鱼，观景台上晒晒太阳。儿子也离开中国开始了韩国的游戏人生。双城间的距离还是那么遥远。疫情更是无情的隔断了回国之路，这个双城记的故事演绎不下去了，回家只剩一个梦。
从十五岁离家，一生都在奔波，从城市到边疆，从东北到北京，从香港到瑞典，越走越远，但从未有过后悔。儿子重复我的故事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信那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但也不去想什么叶落归根的事情。跟着感觉走最好。
王红伟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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