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宇 | 约翰 · 奥尼尔、野性社会学与一份课后作业

作者前记

我的导师约翰 · 奥尼尔（John O'Neill），加拿大约克大学杰出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SPT）”等项目与机构的创建者，于2022年9月7日逝世。奥尼尔最为人熟知的工作是在社会理论和现象学社会学等方面开展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身体理论的开创性写作。其代表作有《沟通性身体》、《身体五态》和《灵魂的家庭经济学》等。

奥尼尔于1932年出生于伦敦郊区，后来陆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圣母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求学，著作等身，曾负责编辑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Body and Society、Europea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等多本重要期刊，也是梅洛—庞蒂的英译者之一，与伽达默尔、马尔库塞、帕森斯、阿伦特、福柯、德里达等学者多有交往和互相影响。1960年代起，他在马尔库塞的指导下创建的SPT，成为了“西马”的重要阵地，培养出世界各地多位重要和活跃的社会理论家。

在生活中，奥尼尔是一位睿智、博学、善良的人。他极度聪明，拥有惊人的思考力、亲和力与幽默感。他的去世是世界社会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曾于2005至2010年间在约克大学的“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随奥尼尔攻读博士学位。在我读书及其后的多年时间里，他一直都是我在学习与研究上的指导者和帮助者，是我最为敬仰的学者。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即使过去几年没有直接见面，但是两家人彼此之间的邮件交往一直都很密切。他的妻子Susan是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生活和工作助手，也是我们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奥尼尔的墓碑上刻着他自己生前拟定的话：我不在这里，我在图书馆（I am not here, I am in library）。这句可以让家人、朋友、学生和读者流泪笑着读出来的话，充分代表了奥尼尔的性情。May he rest in peace and joy。

—— 孙飞宇

 作者简介 

孙飞宇，1978年生于山东青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硕士，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博士，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思想史，集中于经典精神分析—社会理论、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中的社会理论等，同时兼顾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著有Social Suffering and Political Confession: Suku in Modern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3)、《方法论与生活世界》（三联书店，2018）、《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2022），译有素德·文卡斯特《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约翰·奥尼尔《灵魂的家庭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等，合译作品有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等。

约翰 · 奥尼尔、野性社会学

与一份课后作业

* 本文为约翰 · 奥尼尔《灵魂的家庭经济学》译者后记

文 | 孙飞宇

1

社会与政治思想

2005年，我从北京来到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郊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在该校名为“社会与政治思想（SPT,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在加拿大学界，约克大学以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闻名。“社会与政治思想”中心作为学校人文教育之核心单位，其跨学科的机构设置正是我期待的教学与研究形式。

孙飞宇离开多伦多回国前与奥尼尔的合影，2010年，摄于奥尼尔家中

SPT以博士生培养为主，主要的研究领域涉及欧陆哲学和西方经典社会与政治理论。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教授，而是聘请约克大学和加拿大其他几所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兼任教职。由于其独特的组织形式，这一机构理所当然成为了约克大学最核心的人文教育与研究中心。能够被SPT录取，不仅于我，对于加国及其他国家有志于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的年轻学生来说，都意味着通往学问之路的上佳选择。

由于SPT的性质，教授和学生的研究方向当然大相径庭。不过，这里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核心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二是精神分析的研究。SPT大部分师生都是——或至少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约克大学堪称北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主要是由于其政治学系和SPT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这里最热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关的课程，如戴维•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这位既是马派理论家又是社会活动家的教授所主持的《资本论》精读课。

从到达约克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受到了满怀的友善。当时的中心主任雅各布（Lesley Jacobs）、教学秘书朱迪（Judith）及几乎所有在读的同学和我所认识的教授，都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我远超想象的热情帮助。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忘记那种感动。在各种课程、座谈会、指南会和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师生之间团结互助、关心时事、勇于担当，同时严肃认真地研究学问的文化。那时，几乎所有师友都给了我这位新生一个共同的建议：去听约翰•奥尼尔的课，和他聊一聊。

后来我才知道，奥尼尔是SPT的创建人之一，也是SPT的文化与研究传统的开创者。当时，我径直听了他的课，决定追随奥尼尔学习。

我很幸运地成为了奥尼尔最后一位博士生，作为关门弟子忝列门墙。

我决定拜他为师，不仅因为我当时对于现象学社会学的阅读和理解已经进入瓶颈，在很长时间里苦于寻求出路却不可得，而他在课堂上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我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奥尼尔身上见到了真正的大学教授那种令人折服的谈吐与风范。

无论是在课堂上、家里还是在咖啡馆里，他都是典型的英伦教授的派头。尽管当时已经年近八旬，他在所有细节方面都努力做到一丝不苟。这不仅体现在行动与衣着，还体现在语言、写作和授课上，更体现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作为一个大牌教授，在读书、研究和为人处事方面，他对于学生和晚辈有着几乎堪称谦卑的态度，从不自以为是，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同时又有与众不同的严格要求。

奥尼尔当时开设的课程，是与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有关的文本精读课程。从1990年代开始，他每个学期都会开设这门课程。课程的进度，就是他与学生们精读弗洛伊德文本的进度。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一长达十五年的精读文本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其标志是，奥尼尔本人的书稿，也就是本书，即将完成。每次上课，奥尼尔都会带来一大堆手稿。在简短的寒暄之后，他开始按照手稿来授课。这门课程是研讨课。按照一般要求，我们需要完成阅读量、做课堂报告、参与讨论。然而奥尼尔并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他的课程非常奇特：他每个学期只给学生留出最后一节课的时间，让每位学生大概花十五分钟报告自己的阅读和思考进展。在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在讲授，我们在默默地记笔记，努力跟上他的思考。很快，我就明白了他这么做的道理：作为年轻的学生，我们其实并没有能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许多时候甚至连提问本身都有问题，所以最好的态度，就是以敬畏之心，跟着他精读经典文本。

[加] 约翰 · 奥尼尔著，《灵魂的家庭经济学：弗洛伊德五案例研究》，孙飞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重返弗洛伊德”是拉康在1960年代提出来的口号。不过，作为一名社会学教授，奥尼尔对于弗洛伊德的阅读，并不完全是拉康的路数。在我看来，他对于弗洛伊德的重新阅读与解读，是基于既有的社会理论传统而做出的重返经典的实践之一。这一重返经典的实践气魄宏大，背后的脉络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研究传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影响下的社会理论对日常分析的转向，以及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等。而他思考的资源则大大“溢出”了社会理论的传统，将社会理论的思考努力置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脉络，尤其是欧陆的哲学传统与文学艺术传统之中。奥尼尔授课时既精读文本，将讨论的基础严格限定在文本之中，又能够放开视域，以浩瀚的知识与磅礴的气势打开每一个案例那些小小故事中潜藏的无比丰富的文化、历史与社会视域和意象，同时将其与社会及政治理论最核心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奥尼尔一生的写作都追求这一特点，到了老年尤其炉火纯青，堪称已臻化境。这一点在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想，每一位真正读懂了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像读任何其他一本真正有内容、有深度和有激情的著作一样，心潮澎湃，夜不能寐。

奥尼尔在晚年从事这一工作并非偶然。也就是说，他不是随意挑选了弗洛伊德作为其一生社会理论工作最后阶段的工作内容。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然而其内在的关怀却始终如一。

2

从波士顿到加州再到多伦多

奥尼尔于1932年出生于伦敦郊区，1952年至1955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学习社会学，1955年至1956年在芝加哥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政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在1956硕士毕业后至1957年暑期之前，在几乎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哈佛追随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上研讨课。一个学期的研讨课结束后，帕森斯问他，你希望将来做什么方面的研究？面对这位巨人邀请，奥尼尔回答，“我想研究与爱（love）有关的社会理论”。半个世纪之后，奥尼尔告诉我，听到他的回答，帕森斯跟他玩笑说，“你从伦敦来的？买一张船票，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教不了你这个！” 

帕森斯随后将他介绍给了当时同在哈佛工作，被帕森斯称为“比我更懂得弗洛伊德”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并由此开启了他与马克库塞之间更为长久的友谊。《爱欲与文明》一书1955年发表。奥尼尔初识马尔库塞的时候，后者正在构思《单向度的人》，并同时在准备转往同在波士顿的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系工作。

帕森斯的介绍对于奥尼尔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影响极为深远，其中包括奥尼尔在十年后遵奉马尔库塞的建议在约克大学创建社会与政治思想（SPT）中心，以期在加拿大继承发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研究传统——这一点也确实成了迄今为止最令SPT成员自豪的精神传统。不过，奥尼尔本人对于精神分析的专业研究兴趣，显然也得益于帕森斯的授课。这不仅仅因为他在后来的各种演讲及本书中所说的， “我在距离伦敦只有数英里之遥的地方长大成人，却曾经对其一无所知！”

奥尼尔在这里指的是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以及弗洛伊德本人在伦敦的生活及其毕生的工作。尽管在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前往芝加哥的时候，他已经通过对于梅洛•庞蒂的个人兴趣，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的兴趣，然而在求学波士顿之前，奥尼尔并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1960年代的帕森斯早已接受过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所（Bosto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分析，显然也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吸收进了自己的工作之中。所以，对于奥尼尔来说，帕森斯本人的研讨课是他为何如此回答帕森斯的理由之一。

约翰 · 奥尼尔在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做学术演讲

不过，奥尼尔毕生孜孜以求的另外一个研究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同样并不仅仅由于受到了马尔库塞的直接影响。在求学阶段，尽管奥尼尔与帕森斯和马尔库塞熟识，真正对他进一步求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在当时已经失去哈佛教职、专心于著名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的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受到他的影响，奥尼尔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可以在博士阶段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研究的机构，以某种跨学科或者说非学科化的方式攻读博士学位。保罗•斯威齐将他推荐给了时在斯坦福大学社会思想史研究所（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工作的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在当时的美国，巴兰是仅有的留在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当时是1957年，后来在历史上那个激动人心的1960年代尚未到来，然而奥尼尔在这一年初夏的举动已经堪称开风气之先。他跟斯威齐借了一笔钱，买了一辆旧车，从波士顿一路开到加州，中途都睡在车上。这位身无分文唯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如意算盘是，到了加州以后，立刻与保罗•巴兰见面，自荐担任他的研究助手。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稳定收入了。令他万万没想到，保罗•巴兰在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只是简单地说，“我三个月以后再见你”。所以，在1957年的暑假，这位来自伦敦郊区的爱尔兰人之子，只好在加州重新操拾起了他从小就熟悉的行当——园艺——以求谋生。

对于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精神分析传统研究的学生来说，这一际遇的象征性意义非凡，尤其在帮助我们理解奥尼尔的生平与工作方面。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位好朋友、同为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教授的托马斯•威尔森（H.T. Wilson）在一篇论文里如此总结奥尼尔的童年生活：英国—爱尔兰式的工人阶级性的天主教起源。对于奥尼尔来说，这一重温劳工状态的际遇不仅是其童年的隐然复现，还以此方式隐约显露出了他此后毕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旨趣、以身体为载体将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的传统融为一炉，和打开生活世界这一“贴身”世界的不懈追求。

1957年到1962年，奥尼尔跟着保罗•巴兰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传统的研究，撰写论文《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论社会科学哲学》（Marxism and Scientism: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不必再从事园艺工作，却依然保持着类似的拙朴习惯：用笔写作。

在他最早跟随保罗•巴兰工作的时候，巴兰曾经问他是否会打字，为了确保自己得到那份期待已久的助研工作，奥尼尔相当肯定地回复巴兰说，自己会使用打字机。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奥尼尔也没有学会流利和“正确”地打字。在求学时，保罗•巴兰要求他打印自己的手写稿，他只好将自己的工资拿出一部分雇人打字，再将打印稿交给巴兰。在经济的意义上，这也许意味着从手工业者到分包商的“升级”。终其一生，奥尼尔的所有工作全部都以手写的方式来完成，然后再由其他人（现在是他的夫人苏珊）帮助他用打字机打出来或者输入电脑。对于他来说，手写显然是一种更为贴近“手艺”、从事思考这门“手艺”的方式。

毕业之后，受到巴兰的鼓舞，奥尼尔前往古巴工作了一年。巴兰当时正在与斯威齐合作《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这部著作。在全书成稿前，1964年，保罗•巴兰去世。对于奥尼尔来说，导师的去世不仅令他非常悲伤，而且令他一度感到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不过，在去世之前，保罗•巴兰和他的学界朋友们给了奥尼尔另外一个建议：前往多伦多，寻求C.B.麦克弗森（C.B.McPherson）的帮助。

那一年，麦克弗森与他同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侪正在努力摆脱有着古老、强大且顽固之研究传统的多伦多大学，希望打造一个有着60年代气息的全新大学。在得到来自朋友的推荐之后，麦克弗森主动打电话与奥尼尔联系。随后，这位从未写过求职信的年轻人，于1964年打包驱车前往位于多伦多市郊的格林顿学院（Glendon College），也就是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前身，从此居住在多伦多，工作与生活至今。在此期间，除了从事影响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理论工作之外，他还参与创建了约克大学的社会学系与“社会与政治思想”（SPT，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这一跨学科研究中心，并长期担任这两个系所的主任职位，一手开创了其研究风格与传统取向，为北美社会学界培养出了许多理论人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托马斯·肯普（Thomas Kemple），德克萨斯大学的本·阿格尔（Ben Agger）等北美理论界的代表学者，都曾是他的博士生。

3

从现象学社会学到身体理论：

野性社会学的努力

在关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最新权威叙事《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指南》中，奥尼尔作为两个传统的交集引人瞩目。一方面，他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传统在舒茨（Alfred Schütz）与古尔维奇（A. Gurwitsch）之后的四个新晋代表人物之一（维特库斯，2003）；另外一方面，他又因为自己在1980年代以来的《身体五态》及《沟通性身体》等代表作品，而被视为身体理论的开创者之一（特纳，2003）。通过对其工作的系统梳理，我认为，这两种对于奥尼尔之研究的“权威界定”可能都忽略了其学术工作的真正起点与内在理路。

[加] 约翰 · 奥尼尔著，李康译，《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根据奥尼尔的好友，同为约克大学教授的托马斯•威尔森（H. T. Wilson）在2013年的总结（Wilson, 2013），从196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奥尼尔本人的工作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面向。首先是翻译。奥尼尔曾将法语学界中许多重要的工作从法语翻译到英语，其中的代表是对梅洛•庞蒂的翻译与引介，如The Prose of the World（1973），以及对尚•希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等著作的翻译。其次是对法语和英语学界中大量文献的编辑与整理工作。奥尼尔长期担任许多学术期刊的编委，如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Body an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Human Context等欧美学界的重要理论期刊。此外，他还是大量文集，如Mod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1973); Phenomenology, Language and Sociology: Selected essay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 Freud and the Passions的编者。第三个面向是杰出的散文作家——主要指在其工作中所受到蒙田（Montaigne）的影响。奥尼尔是一位蒙田散文的热爱者与研究者，相关代表作品是Essaying Montaigne: A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Institution of Writing and Reading。不过我认为，蒙田对于奥尼尔的影响，更多在于他几乎所有的学术作品，都保持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散文体写作风格：既有饱满的激情与想象力，又不失带有古典风格的优雅与磅礴大气。第四个面向的奥尼尔最终还是一位社会理论作家。这四个面向是互为一体的，很难区分出彼此。其中，奥尼尔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蒙田的散文写作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奥尼尔一共出版了32部著作，发表了数百篇研究论文。从早期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到后来被视为身体理论的开创者，及在此期间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持续反思与实践，直至过去二十年间重返经典的工作，他的勤奋与不懈努力使得他在每个时期都能够在紧紧把握时代核心问题的视野下既开风气之先，又能有意识地继承与发展传统。

例如，在美国社会科学整体转向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作为一名社会学教授，奥尼尔坚定地站在重返经典的一方，不惜因此而成为社会学的“化外之民”，继续将自己的理论工作置于更为广阔的西方思想史传统，如哲学与文学艺术的传统之中，并坚持运用一种散文体的写作风格，坚持将学术写作视为在人类文明历史中自有其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无论这一风格在社会学界是否越来越显得桀骜不驯，甚或野性十足。终其一生，奥尼尔在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式、写作方法与文明意义上的宏大视域，都与这一自我期许有关。这一研究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欧洲大陆哲学在20世纪的新进展。在其代表作《身体五态》的2009年修订版中，奥尼尔简要回顾了自己在1960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背景、动机与思想资源：

我自己的身体研究的直接背景，就是在美加边境体验到的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当时我们正在通过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来重新审视社会科学，而这里发生的诸般事件，似乎既在对这样的社会科学构成挑战，又在为它大唱赞歌。同时我认为，依然有必要保留经典的秩序问题的那些宏大视角，从宇宙论的社会，到犹太—基督教的社会，并融入标志着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工作、消费、生死等方面的工业化秩序之中。（奥尼尔，2010：3）

在1975年出版的早期作品《整合意义：野性社会学引介》（Making sense together: 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一书中，奥尼尔对于自己的工作以及就社会学本身提出的要求，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这一宏大的视角是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态度里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人们在工作之中真正所做之事是什么，当他们在观看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感知的，他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钢铁、大理石、或面包；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变形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我们之间最为简单的交换之中的，是如何变形进入家庭、爱恋、恐惧、焦虑以及残暴之中的，是如何变形进入斗争与和解之中的。”（O’Neill, 1975: 3-4）

奥尼尔将社会学研究，甚至任何其他一种研究，都视为某种呈现与提交、某种开始、某种照面。这就要求有其基础。在提交的同时，关注到提交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作为其基础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断裂，尽管同时必然意味着某种乡愁（nostalgia）与理念的开始。然而，野性社会学的温柔之处，就在于它会环顾四周，发现那些不言而喻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之现象。这是一种同时将自身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的、诗意的栖居——尽管这一栖居绝非意味着对那些爱欲、忧愁以及苦难的无视，而是恰恰相反。置于世界之中，就意味着要用整体性的方式看待事物本身，关注行动者的生死爱欲、恩义情仇及其“建筑世界”（world-building）的过程。野性的社会学绝不愿意牺牲自己，而换回某种“合理的”、去身体化与去世界化的思考方式，因为后者尽管可能会获得某些在现代性制度中的发展前景，然而却往往对于最值得被注视之事件，熟视无睹。

所以，奥尼尔其实是将野性的社会学，或者毋宁说将社会学的应有之义，视为一种日常的自我培育。这一培育不会将作者本人从其日常生活之中抽离出来，而是令其受惠于“我们所居于其间的场景：街道上，集会里，劳动时，路途中，还有各种习俗与传统”（ O’Neill, 1975: 8）。知识无法与道德相分离。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存在。因此，“最简单的心灵，同时必然最为渊博，因为他/她知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各类事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O’Neill, 1975：9）。

野性的社会学的这一特征，绝不会减弱其社会学性质的力量。恰恰相反，我们在科学化的道路上遗忘得太多，诚如胡塞尔所言，这正是现代科学的危机。所以，奥尼尔要在上述美国社会学的大背景下，提出野性社会学的主张。这一主张是： 

用社会学的方式去思考，就意味着讨论一个我们久已回答的问题：彼此截然不同的人们，是如何彼此属于对方的？这就是野性社会学的任务。也就是说，野性社会学要处理的，不过是那些关于习俗、偏见、处所以及爱恋的古老议题；从世界劳动的历史之中来理解它们，将社会学扎根于那些形塑常人之神圣范畴的环境与具体性之中。因此，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要用家庭、习俗还有人类的愚行之中的灵光（epiphany）对抗科学那种了无激情的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并不是要否认科学的社会学。这仅仅是要将其视为一种有待于去说服世界的可能性而已。野性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的贫乏困顿、野心勃勃以及它那些唾手可得的同盟们都了然于胸……野性社会学的成功，有赖于它栖居于自己的关注对象，而非在于其劳动的分工之中（O’Neill, 1975: 10-11）

奥尼尔在此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回答了近二十年之前帕森斯的提问。研究要有情感，有爱，要去关注那些在学科化/科学化的过程之中被阉割的实质内容。这绝非流俗意义上的“小清新”或者“文艺范”，是对人本身的真正关注。 这一研究既关于其对象，也关于研究者自身，关乎他们共同的自由与解放。这是奥尼尔关于现象学社会学之方法的诗意宣称（the poetic claims of method）。然而，这是一种带有危险的宣称，因为方法打开/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激发/形塑着我们的感知与激情，决定了我们看到的是何种世界。身处于现象学传统之中的奥尼尔，力图将现象学社会学的眼光与视域拓展至政治、道德与社会等传统大陆理论的领域。在这一努力之下，欧洲思想史传统之中的那些浪漫而又严肃的、被无数现代性学问的宏大叙事所继承并发展的主题，那些曾经被奥德修斯的远征、俄狄浦斯的追寻所代表的“认识你自己”的古老箴言，现在都开始要在日常生活这一从未被发现的黑暗大陆之中，飘扬开自己的旗帜。

这一在其学术生涯早期的宣称，并非凭空捏造，反而尤其在思想史传统之中有其根源。在其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的《作为一种贴身行当的社会学》（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中，奥尼尔明确提出了他的师承渊源。除了前述的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和麦克弗森等人所代表的北美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条对于奥尼尔产生重大影响的现代思想脉络是现象学的传统，尤其以梅洛•庞蒂、阿尔弗雷德•舒茨和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等人为主，此外，诸如马尔库塞、汉娜•阿伦特、戈夫曼（Erving Goffman）这些奥尼尔当时的交游群体以及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人，都对他的初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个1960年代学术群体的“显学”，精神分析的传统显然也是其上述主张的核心。

其中，最明显的影响仍然来自梅洛•庞蒂与卡尔•马克思。不过阿尔弗雷德•舒茨以及加芬克尔对于日常生活 “这一未被发现的宝岛”的勘察，首先为奥尼尔的野性社会学提供了入手之处。有趣的是，曾经追随帕森斯的奥尼尔，与加芬克尔等其他那些帕森斯往昔的学生们一样，都在阅读帕森斯的同时开始对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发生兴趣。帕森斯与舒茨的那段学界公案，迄今为止依然是美国社会学史讨论中的热点。而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帕森斯弟子的“倒戈”，更是这段公案里的经典情节。与加芬克尔类似的是，奥尼尔最早也是以现象学社会学方面的工作而在北美学界为人所知。在奥尼尔对于野性社会学的界定之中，诸如“自然态度”“专家知识”“关联系统”的直接讨论，以及对于“生活世界”这一胡塞尔在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讨论中的核心概念隐而不彰的运用，都直接体现了现象学社会学对于他的直接影响。这一影响进而体现在加芬克尔对日常生活之中的信任感与道德感的讨论之中。在舒茨的工作中，我们甚少发现此类直接讨论，尤其是关于道德的直接讨论。然而，在奥尼尔这里，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知识的世界与实在，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现实，具有责任感的要求。

阿尔弗雷德 · 舒茨（Alfred Schütz），1899–1959

对于自身既已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意义世界的日常生活来说，社会学研究与这一世界的遭遇所面临的天然问题，是阐述的问题，或者用奥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交互说明/责任（mutual accountability）。然而，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惯于关闭现实，而非呈现现实，惯于赋予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过多他们不具有的理性，让其成为理性化组织的合法成员。对此一无所知的社会学，绝不会意识到它正在受到“科学愚人”的诱惑。在日常生活中，理性的呈现方式可能要更为具体生动，同时更为隐秘而不可察寻。在这份野性社会学的宣言中，奥尼尔已经开始将世界看作身体性的世界。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无处不在（omnipresence），无法简单地被科学化的目光在拉开一定距离的前提下注视。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叙述，那么真正的叙述就不应该是空洞地去复述，而是灵魂的交谈，是倾注于我们的栖居之处，并且以此方式来栖居。奥尼尔说，“这才是社会学的描述与探寻的真正基础，而野性社会学也因此成为了一种义无反顾的民俗艺术。为了遵守这一承诺，我们需要朝乾夕惕，持之以恒”。（O’Neill, 1975: 54）换句话说，作为贴身行当的野性社会学，本身恰好就是现代性紧张的体现。奥尼尔主张社会学需要除魅，需要以一种朴素直白的目光，在看待世界的同时，体会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需要以一种“照面”而非客体化的方式来写作。这是现象学传统之中的描述性“风格”。

奥尼尔因此而最初被学界视为现象学社会学在舒茨之后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因此追随梅洛•庞蒂，并经由梅洛•庞蒂追溯经典，重返卡尔•马克思与尼采—弗洛伊德的传统。所以，奥尼尔在其现象学的视域之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权力、交换、经济以及爱欲，是整个世界的绽放与遮蔽、压抑与反抗。这是在舒茨之后对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极大发展，是对于那些对现象学社会学之偏见与批评的最光明正大的回应，也是本书的出发点。 这一回应其来已久。因为现象学从来都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客观知识”，不是有待学生去学习或者教师去传授或者学者用来写教材的“对象”或“研究领域”。现象学与启蒙的本真涵义一样，乃是一种生命性的运动，是源源不断地绽开、看见、发生与创造。

在本书出版以前，奥尼尔对于作为贴身行当的野性社会学的研究，最杰出的成果要数《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1985）以及《沟通性身体：沟通性哲学、政治与社会学研究》（O’Neill, 1989）这两部著作。在这两部作品中，奥尼尔提出要以“活生生的身体”为线索来理解生活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以“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实践”为起点，讨论人类是如何通过身体来思考自然、社会与世界，以及其中的种种制度、历史、家庭甚至是道德、政治与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如果想要彻底理解世界，那么这一对于身体的理解就要成为其根基，因为这种彻底的拟人论是“常识的历史根基，而这样的常识对于任何更高层面的人类统一体而言都被视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成就”（O’Neill, 1985:150）。从胡塞尔开始的现象学悬置与还原工作，经过舒茨的改造，首先将其应用到对日常生活之明证性疑问的悬置，以及对日常生活之重大意义体系的还原之后，在奥尼尔这里走到了更具实质性意涵的层面。

就这一学术的理解和主张来说，最具社会学气质的工作，其实是弗洛伊德的工作。从1990年代开始，长期以来对弗洛伊德感兴趣的奥尼尔开始重返其经典文本，尤其是构成其传奇历史与精神分析传奇历史的五个重大案例史文本。

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并不仅仅是精读其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将文本置于文本之中，也就是置于历史、文化、社会与个人的生死爱欲之中去加以理解，并将文本视为作者与作者之间进行表达与理解的身体艺术。这是奥尼尔在《书写蒙田：一项关于写作与阅读的文艺复兴制度研究》（O’Neill, 1982）一书中所做的讨论，也是奥尼尔写作本书的入手点与写作视域。最终，身体理论在其开掘者那里，在去蔽式写作的同时被实践着，或者说，在实践的同时被“理论着”。奥尼尔在解读之中力图构建起一套理解主体性的方法论框架。这一关乎最为隐蔽的琐屑平常之事的叙事之中，开始融合尼采式哲学、精神分析、现象学社会学、结构主义人类学乃至神话学等欧洲文明的宏大成就。然而，在穷究其思想史根源之前，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将写作视为一种身体艺术，一种通过文本与读者沟通，在每一页的写作与翻阅、心跳与呼吸的过程之中，不断与世界——与奥尼尔曾经工作过的那些园圃中的花朵共同盛开、绽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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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致谢

不出意外的话，本著作将会是奥尼尔长达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总结性作品。这部写了20年的著作虽然篇幅不长，然而堪称集大成之作。我并不是一个聪慧的学生。由于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差距太大，时至今日，我才稍微能够体会他在课上所说的那些话。这份翻译，更像一份迟到的课后作业。这份课后作业做得艰难，只有在完成之后，我才稍稍敢说，我算是跟随奥尼尔读过书的学生。

只不过这份作业并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除了奥尼尔的直接回复之外，当年的课堂笔记和另外两位奥尼尔的学生——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教授托马斯•肯普（Tom Kemple）与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教授马克•费泽斯通（Mark Featherstone）——也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汤姆与马克都曾经追随奥尼尔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毕业之后各自开展着富有原创性的工作的同时，继续与奥尼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汤姆•肯普还是本书英文版的编辑，因此，我们讨论一部分文本上的问题。在本书中文版的翻译过程中，有许多中文译者不甚明了的地方，都得到了他们的耐心帮助。

最后，我还要再次感谢奥尼尔。我从他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远非仅只有知识。我从他那里得到和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无论是为人、为学还是为师——这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事情。奥尼尔将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他不仅仅和学生谈论学术，也从不强求学生写作与发表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申请校际交流等。学界中人基本都能够明白，对于研究生来说，这类活动的真正意味往往都不在学术本身。他甚至对于某些貌似重大的场合也都淡然视之。我还记得他在2008年带着我参加在多伦多举行的梅洛•庞蒂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研讨会的时候，在某些无聊的发言过程中，悄悄和我说：你不必一直坐在这里。这种在当时的场合下略显荒诞的言传身教，实际上对于学生的意义不亚于他在课堂上的工作。

奥尼尔与妻子，及孙飞宇参加梅洛 · 庞蒂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合影，2008年摄于多伦多

这当然并不是对于学术没有敬畏之心，恰恰相反。除了课堂和日常研究中的种种模范作用之外，他还每每以最为诚挚的态度，向我表明应该如何对待学问。我仍然记得在2009年的某个下午，奥尼尔在他的办公室里与我讨论读书与写作的时候，顺手拿起放在他桌子上的一本刚出版的著作。那是一本研究在当今欧洲极为“热门”的某位学者的会议论文集，其中收纳了此位学者及其他研究该学者“思想”的若干篇论文。著作的背面有奥尼尔为那本书做的背书。奥尼尔拿起书，先向我读了他所写的背书：“本著作深刻地研究了…...广泛地讨论了…...是又一部研究现代性的力作！”读完之后，奥尼尔将手往书背一拍，断然说：“它并不是！”然后解释说，“这段背书是我写的。出版社知道我和他是好朋友，所以付给我三十美元，让我写这么一段话。我写了，可是我知道这并不是一本好的书。开一个研讨会，召集一群教授，每人提交一篇论文，然后就出一本书。这不是研究。”

说完之后，他将书往我手里一塞，说，“留着这本书，但是不要去读它。我给你是为了让你记住，不要这么做研究！” 在所有这些无论如何都无法令我终篇的回忆之中，这篇后记还是要结束。最后需要做一点说明的是，我翻译这部著作的过程，也是我和妻子的孩子孕育、诞生、成长的过程。他出生于2014年1月。早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就与奥尼尔夫妇约定，要用奥尼尔的名字“约翰”为他在英文的世界里命名。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回报与荣耀，更是对其学术理念与实践的最佳体现。在奥尼尔那里，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也错失了太多的东西。作为一名才智极为普通而际遇又很幸运的求学之人，我由于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错失了太多与家人共处的机会。身处这些重重叠叠的“债务”之中，我明白自己的幸运与所有的“错失”无论如何弥补，其实都不存在回报或挽回的可能，只有承担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之中的幸运、债务、自责与错失，勇敢而有担当地前行。在其早期研究的梅洛•庞蒂的作品《知觉、表达与历史：梅洛•庞蒂的社会现象学》（Perception, Expression and History: The Social Phenomenology of Maurice Merleau-Ponty,1970）之中，时为学界新秀的奥尼尔在前言里引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感激之情：“梅洛•庞蒂教导我避开哲学的姿态与孤独而理解哲学。‘我从他人那里借来我自己；我从自己的思想中创造出他者。这并非对他人失于察觉，这是对于他人的知觉…哲学是在我们之中的本性，是他人在我们之中，而我们在他们之中。’”（O’Neill,1970:xi）我想，这样的话语，我也应该借用过来，呈献给本书的作者，以及与我有关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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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尔，本，2009，“从多元的欧洲到单一的美国——美国社会理论的学科化、解构与流散”，《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445-460，吉拉德•德朗蒂主编，李康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莱恩 · 特纳编，2003，《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李康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O’Neill, John. 1982/2001，Essaying Montaigne: A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Institution of Writing and Reading.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O’Neill, John. 1989, The Communicative Body: Studies in Communicative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Neill, John. 2004，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中译本2010，《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O’Neill, John. 1975. Making Sense Together: 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O’Neill, John. 1992. Critical Conventions: Interpretation in the Literary Arts and Sciences.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O’Neill, John. 1996. Ed. Freud and the Passion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H. T. 2013. O’Neill’s Can(n)ons: An Interrogative Inqui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is Sociology of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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