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老子》玄妙难识，就目前文献看，韩非最早对《道德经》做了阐释，他的《解老》篇是第一个普及了《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类辩证对立句法的解读。韩非亦以权谋之术来读解老子，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到“君王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法家与老学似有某种隐秘的联系。【关键词】韩非子 解老 喻老
韩非说老，是韩非子说老子。在《韩非子》一书55篇中有《解老》《喻老》篇，这个老就是指老子。
由于先秦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献典籍几经转抄，讹误难免，再加之版本众多，内容芜杂，其中还有今古文之争等，似乎没有哪一部著述能确保是真身嫡传，所以往往有学者质疑某些篇章的真伪。《解老》《喻老》也属于这种情况，学界有人认为可能是后人所作，掺杂到其中的。因为这两篇的内容与韩非子其他诸篇的思想体系不合。然而以思想内容的系统性来做辨识，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充分。因为没有将作者的思想立场转变考虑在内，特别是在战国百家争鸣年代，各种思潮学说的大碰撞，学人和思想家的观念前后会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思想和观念的进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不能用是否有系统性和前后接洽来衡量。另外，韩非在其他一些篇章中（《内储说下六微》）也引述《老子》，感觉在口吻上和《解老》《喻老》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更不能贸然判定《解老》《喻老》为伪作。这《解老》和《喻老》之所以和韩非其他的篇章风格不同，很可能是韩非给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讲解《老子》的讲课笔记。《老子》太玄妙，领悟起来有困难，连司马迁也觉得《老子》深远莫测，“微妙难识”，所以需要读解。韩非讲得很细，很琐碎，有的句子掰开来讲，有些地方甚至重复，难怪有点像讲义。尽管从《史记》看，韩非似没有讲学课徒的经历，但是韩非的才华盖世，声名卓著，连秦皇都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以想见，那时他的“粉丝”绝不在少数，若国内外的“韩粉”聚集在一起，备齐束脩，恭请韩非来授课，又不需要走出国批准的程序，在当时应该是很风雅的事情。而韩非虽然文采斐然，落笔惊风雨，遗憾的是患有口吃，所以讲课笔记一定会准备得比较细致结实，完全可以当文章看。今人读《老子》，除个别几处外，似不觉特别深奥，那是因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缘故。许多人皓首穷经，细加考订辨析，甚至为了句读(dòu)断在哪儿都吵得不可开交，研究者又从各个角度来加以阐释和补充，为后人的读解做了充分的铺垫，尽管其中以意逆志的成分可能不少，但并不显得勉强。在韩非的时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估计那时《老子》的各种抄本并行于世，但无人作解，大约是“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的局面，九流十家忙于争鸣，岂肯为他人做嫁衣裳。其时，玄学大师、少年天才王弼尚未降世，故无《老子》注本和《老子指略》来指点门径，所以讲解《老子》本身就是一门了不起的大学问。聪颖如韩非，有时也不免搞错。后人奇怪，为何韩非的《解老》篇一上来就讲解《老子》的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一种解释是韩非只重视《老子》的下篇，对其中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感兴趣，而对“道可道非常道”起始的宇宙本体论思想不感兴趣。其实不然，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看，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上德不德”。该帛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与后世通行的道经在前、德经靠后以及八十一章划分的版本面目不同。这后世通行本是王弼编定的，很难说它是出自家传秘籍珍本，还是这位少年英才得获天启，辑录校勘编排一人搞定，赋予《老子》以新面孔。总之，韩非的《解老》是规规矩矩从德经开头讲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老子》全文的第一节，原文不过130余字，共20来句话，韩非基本每一句都做了详尽的解释，足足用了1300来字的篇幅，可见其用力甚猛。他一上来就把“德”和“得”分开，所谓“德者，内也；得者，外也”，即认为“得”是指外在的获取，而“德”是内在的圆满和完善。内心的圆满和充盈不轻易显现在表面，所以实际上就是有德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德”主要是指顺应自然，明哲保身，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高尚，勇于牺牲，是有区别的（也可能后来道家的养身哲学就是从这“德”上延续下来的）。用韩非的话来说就是“‘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为德”。接下来“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以这一思路来领悟，似乎也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不为而为之，“非求其报也”，一切顺其自然。现今读者很容易在各类读本和网络上找到有关老子的简明贴切的解释，并对老子这类相反相成的句子很有意会，甚至有点无师自通：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等，均可举一反三。但是就目前的文献来看，或许韩非是第一个普及老子这类辩证对立句法解读的人。再譬如，今本《老子》第四十六章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一看之下有点发蒙，天道的好坏竟然与牲口有密切的关联？其实这里是转了好几道弯，内含着若干层意思，经韩非一解，立马释然。首先是从天下有道转到君主有道上，即“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人民”。所以化干戈为玉帛，马匹不必用于战争而可以来耕田，则“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如果天下无道，战争连连，战马稀缺，那么连怀孕的马匹也要参战。所以，韩非说道：“兵数起，则士卒尽。畜生少，则戎马乏……戎马乏，则将马出。”这“将马”在这里就是指怀孕的马。后世各种注本虽然各有千秋，但大抵也是这么来读解《老子》的。《解老》是韩非子五十五篇中少有的长篇，大致有7000多字，其中数十处引用《老子》的话，并做出了详尽的解释。按现在的通行本，韩非先后讲解了《老子》的第三十八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第六十章、第四十六章、第十四章、第一章、第五十章、第六十七章、第五十三章、第五十四章。然而《老子》的学说实在太玄妙，没有多少人能够读通。那时既没有什么老子思想研究院，也未有老子论坛，供各地的研究者相聚切磋，所以韩非也免不了出差错，有的地方还错得离谱。如第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按后人解释（当然首先是王弼），出生的人口中，有十分之三是正常活下来了，有十分之三是死于非命的，还有十分之三的人，本来是可以正常活下来，却自蹈死地。然而在《解老》篇中，这“十有三”被解释为人的身体“四肢与九窍”，加在一起为十三，大谬矣！当然在《解老》篇中还有其他一些讹误。比如，还是在第一节中，无论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甲乙本帛书，或者王弼的《老子》校本中，都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但是到了韩非这里，每一句的后面都多出一个“失”字，成了“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不知是韩非依据的版本错误，还是他觉得解释不通，就自己加上了“失”字，成为衍文。之所以判定韩非之说是衍文，因为以老子的思辨逻辑，世间万物往往是相反相成的，正是由于道之不行，才有德兴；而德之丧失，才有仁起；仁之不存，才标举道义；义之偏废，才倡导礼制。这与他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同理。如果说韩非的《解老》篇像课堂讲义，其主旨在把神秘难懂的《老子》给众人讲明白，那么《喻老》篇的写法全然不同。《喻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解老，但不是通过分析和说理来阐释，而是通过大量的寓言和掌故作譬以明理。虽然以逻辑严密的推理和运用寓言掌故来喻理都是韩非的强项，但是有的研究者认为《喻老》在写作上“粗浅而失去玄旨”，不如《解老》这般有“精到之语”迭出，且在许多方面误解了老子的原意，因此《喻老》不像是韩非手笔。然而笔者想象，如果在韩非的学生或“粉丝”中，有些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枯燥的说理不明白，为了迁就这些学子，韩非不得不在《解老》之后，再以形象而生动的比喻来做些补充，于是就有了《喻老》篇。以寓言和掌故来喻理，往往生动而有感染力，但有时不免流于肤浅，而且容易产生多义和歧义，不过倒是易于传播和推广。例如，成语“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等，最早的典故就出自《喻老》，说的是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近臣右司马跟他聊天，说南方有一种鸟，三年不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是什么鸟？楚庄王回答：“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又过了半年，楚王开始大刀阔斧处理政事，于是国家大治。讲完这个故事，韩非说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的含义呀！用如此富于哲理的对话来喻示《老子》，不知是手头现成的材料，还是韩非特地编了这么个有趣且意味深长的故事？总之，韩非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段子手，腹中有故事万千，无论什么言简意赅的思想，他都能敷衍出一篇故事，或者说无论什么故事，他都能找得到与之匹配的理念。例如，在《老子》帛书中本有两句极其晦涩的表述：“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为了阐释这两句话，韩非居然演绎出两个故事来。宋国有一个乡下人，献给子罕一块璞玉，子罕不受。此人说：“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但是子罕则回应道：“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即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这就是所谓“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这第二个故事让人有点惶恐。王寿背着书走在大街上，遇见徐冯，徐冯对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书本上的知识都是以往人的言论，产生于那时的情景，不一定适用于当下，“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这焚书行动比秦始皇还早些）。接下来，韩非说“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即学那些过时的没用的知识，是许多人都容易犯的过错。这就是“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的意思。以上两句话在王弼的《老子》校本中都没有辑录，可能是觉得歧义颇多的缘故吧！特别是第二句话“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目前的各种释义很难统一。笔者揣测，以韩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理念，这“不学”应该是指不被众人所关注的法术刑名之学。当然，《老子》的原意高深莫测，因为人们所学的知识有限，而所不学或未学的知识则是无限的，这“不学”的范围大得很呢！韩非以三年不飞不鸣来喻示“大器晚成，大音希声”，未见贴切；以王寿焚书来阐释“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亦可能未必是《老子》的正解。但是故事有自己的生命，以自身的感染力获取受众，不受作者主观意图的制约。由于《喻老》是以寓言的方式表达见解和意蕴的，更容易体现作者自身的偏好，读者能从中窥见韩非以权谋之术来理解《老子》的倾向，所以在故事中也体现了作者的心思。如在《喻老》篇的末尾，作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文王有珍奇玉版，商纣王让大臣胶鬲去索取，文王不给。纣王又派费仲去要，文王就交给了费仲。原因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也就是说，周文王希望商纣王不要信任贤惠的胶鬲，而重用奸佞的费仲。同时，周文王又把在渭水边垂钓的姜太公，当老师一般恭敬请过来辅佐他。韩非讲这个故事是想通过对比，希望人们能体会老子所说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的含义，这就有点隔了。以一些老学研究者的解释，上面这段话可以解释为，“不尊重老师，不珍惜借镜，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大迷糊。这才是精要深奥的道理”（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二十七章）。而韩非的故事则引领读者走到权谋机心之路，可能有背老子之意。《喻老》在篇幅上，只有《解老》的一半，所阐释的《老子》的章节，也比《解老》要略少些，但是韩非一口气讲了10多个故事，像扁鹊见蔡桓公这类故事，脍炙人口，基本是家喻户晓。由此，韩非不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实在是可以算作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果以小说家排名，那么孟子、庄子和韩非或许能包揽先秦诸子的前三名，他们均在著述中运用大量的寓言、传说和掌故，而韩非更是后来者居上。诸子百家的学说，大都毁于战乱兵燹和焚书坑，而《孟子》《庄子》《韩非子》等能幸存下来，那是因为他们都善于小说的缘故，因而其著述能在民间普及，广为传播并被收藏，也逃过了各种劫难。韩非在《显学》篇中称，“世之显学，儒、墨也”。仿佛在他那个时代老学很寂寞，其实不然。韩非接下来是要严厉批评儒家和墨家，才故意那么说，他在《五蠹》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分别针对儒、墨两家的。再说以儒墨为显学，并不表明《老子》的学说没有影响力。别的不说，就他著《解老》《喻老》篇，可见那时人们对老子学说的向往。倘若如某些研究者所言，《解老》《喻老》为他人所著，那么韩非在其他的文章中也数次提及老子，从如数家珍的口气看，韩非对老子颇仰慕。另外，秦朝覆灭后，汉初就大兴黄老之术，这也表明其时老学的传播不仅强劲，且早就有其历史和社会基础。韩非是法家，老学后归入道家，前者殚精竭虑于法术，后者逍遥自在于化外。道不同，韩非服膺老子似乎有点扞格。但是细究起来，法家与老学有隐秘的内在联系。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韩非的基本思路是“君王不仁，以万民为草芥”，或者说“以万民为工具”。当然，老子学说言约旨远，玄之又玄。后学见仁见智，各有偏好，各有所取。故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老学分为5派，分别为哲理派、厌世派、纵乐派、神秘派、权谋派。梁启超认为，其中哲理一派最为正宗：由“庄、列传之，大盛于魏、晋间”；厌世一派：乃“凡游心空理者，必厌离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学之流也。后世《逸民传》中人，皆属此派”；纵乐一派：则“杨朱传之，数千年来，日盛一日”；神秘一派：是“谷神玄牝，流沙化胡，盖必有所授焉。后衍为神仙方术家言，盛于秦、汉。复为符箓丹鼎之学，盛于汉末、三国、六朝”；至于权谋一派，梁启超如此评价道：“老学最毒天下者，权谋之言也。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此为老学入世之本。故纵横家言，实出于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术。《韩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韩合传，最得真相。”《道德经》并非权谋之书，但是其中确有不少权谋之言。除了以上梁启超提及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章太炎还特别点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唯韩非能解老、喻老，故成其为法家矣。”经过历史的发酵，纵横家的操弄和扩充，到韩非手里，老学中的某些权术似融合渗透到法家的精髓之中。故司马迁作《老庄申韩列传》，把老子、庄子和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合在一起，4人共传。然而太史公可能更着意这位韩公子，在此列传中，韩非一人所占的篇幅要超过前三者的总和。原因是其中几乎引录了韩非的《说难》篇全文。以太史公出神入化之叙事本领和概括能力，何用照抄原文？当然，实在精彩之文则另当别论。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几乎整篇抄录《过秦论》，那是因为贾生的崇议宏论太过出色，足以传世。而韩非可选之文颇多，如《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等篇篇精彩，因何《史记》独中意此文？其实这是表现太史公惋惜其才华的一种反讽。意思是明明知道进言之难，知道伴君如伴虎，知道揣摩君主心理，最后仍然以言获罪，死于狱中。所以太史公最后说道：“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说难》以今天的眼光看，多少涉及传播心理学。文章探讨游说之术，即如何进言人主而获得成功。韩非认为游说的关键在于了解被说对象的心理，即“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接下来，作者分析了以下几种情况：有的人主沽名钓誉，有的则追求厚利，有的表面上追求名誉，实际上渴望厚利。所以作为说客，千万不要混淆不同对象哦！否则不但不能收效，还往往被扫地出门，即“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察也”。接着还有更隐秘的手法，如果人主想炫耀自己的智慧，说客不仅要顺着他的思路帮其出主意，还要佯装自己很无知的样子，以凸显人主的智慧，“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当然，在以上种种权术都施展之后，绝不能忘记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能冒犯君主，不能触动他的逆鳞，否则必定招来杀身之祸。“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有人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或可说《说难》是游说者的必备手册，入门指南。整篇文章都在传授游说技巧和注意事项，但是即便如此，韩非仍然死于非命。由此可以认为，太史公把《说难》整篇囊括到《史记》中，并非此文是韩非所有文章中最为灿烂耀眼的一篇，而是该文恰恰是此类人命运的写照，尽管才华绝伦如韩非者，亦不能自脱耳。笔者年少时读韩非，为其雄辩所折服。他的逻辑力量，犀利的文笔，还有那些意味隽永的寓言，给人留下色彩斑斓、大有教益的印象。待有了一定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后再读其书，颇感压抑和阴暗，因为韩非所说所主张，全为人主谋，目无余子，也就是只为君主专制服务。仿佛整个世界的存在，只为君王一人。他的许多文章如《爱臣》《二柄》《八奸》《十过》《内储说》等，都是指点或提醒人主如何驾驭并提防下属和百姓的。如果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说的是天地没有情感，圣人无所偏爱，那么到韩非这里，演变为君王不仁，问题就大了。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因为君王是有情感的、偏私的，难以做到公正无私，像天地圣人一般。而是说除了君王，天下人都没有独自存在的价值，或者说所有人的价值就是服从君主驱使和驾驭。这对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人来说，殊难认同。更加悖反的是，韩非一方面在《说难》中传授了游说人主的技巧和经验，体现他试图进言君主，建立功业的雄心；另一方面，他十分厌恶纵横捭阖的游说之士。在《五蠹》中，他先后把“学者”（儒生）、“言谈者”（游说之士）、“其带剑者”（侠士）、“其患御者”（逃避服兵役者）和“商工之民”（工商业者）当成国家的5种蛀虫，认为应该驱除。其实这“学者”和“言谈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自身的写照。也许韩非觉得自己是六国的贵族出身、韩国的宗室子弟，所以从未将自己和寒门子弟放在同等地位。然而正是抱有这种内含的不平等观念，故解说《老子》时，把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深刻思想降低到说客的争宠“内卷”和诈术操弄的层面，尚不自知。相反，读《老子》就没有这种阴暗压抑之感，也许老子的权谋之言颇有迷惑性的缘故，也许古今语言异变，同一个能指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所指，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关注语言的共时性。例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有学者就阐释为善于行道的人，使民淳朴，驱除机心。因为王弼当初就是如此读解的：“‘愚’谓无知，守其真顺自然也。”这个“愚”字，在老子那里未必有今天愚弄和欺骗的意思，也符合他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念。所以读老子不觉得阴暗，而是产生了一种深不可测的玄妙感。作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主张在法度面前贵贱平等，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看似一种进步，实际上这种平等也是所有下属和百姓等作为君主工具的平等。即便在这一平等中，他还要将某些社会阶层（学者、游士或工商业者等）统统排挤出去，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岂不扼杀了社会的活力？难怪太史公在《老庄申韩列传》的收尾处，留下了意韵深远的一笔：“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极惨礉少恩”，一些老学研究者翻译成“过分严苛，缺少慈恩”）。那意思是虽然从表面上看，韩非延续了老子的某些思路，能根据具体事情设立规则，将各种利害关系看得很透彻，然而做得过分苛刻寡恩啦！恐怕没有真正吃透老子的思想。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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