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原伦 |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Original 蒋原伦中国图书评论

2024-09-26

专栏

诸子论诸子

作者：蒋原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导读】《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为一人领衔主持，众人合撰之著述，其分量和地位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留存本身，标识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人印记。《吕氏春秋》表面上系统严整，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的杂烩，但是其在音乐和天人感应方面的表述，颇具独特的文献价值。《淮南子》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全书文采摇曳。相比《吕氏春秋》，《淮南子》对世事沧桑和政权的存亡兴衰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吕氏春秋》《淮南子》杂家集体创作

将《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放在一起来讨论，是这两部子书有不少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由一人领衔，召集一批文人学士共同完成的著作；再则，两部书不仅是兼儒墨，合名法，还融合了道家、阴阳家和农家等理念，说内容宏富亦可，说理念驳杂亦可，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它们均归为杂家；三则，这两部书在吸收各家学说的基础上，都试图建构某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有经纬天地人事、为江湖一统而立法的雄心。

《吕氏春秋》的面世，伴有“一字千金”的故事。说的是吕不韦将此书在咸阳城楼上布展，声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然而有谁真带着“一字不易”的期待去读《吕氏春秋》，可能有所失望，因为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从诸子各家中汲取而来的，有些篇章写得精湛，另有一些内容编得拙劣。总之集体创作，瑕瑜互见，内容参差不齐，是可以想见的。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讲述此故事时，也只是传递了这位秦国宰相的傲慢气势。以太史公过人的阅历才学，不会认为十数万言的文字竟无一字可挑剔。另外，在太史公眼里，吕不韦著书的雄心多少是被羡慕妒忌激发起来的。吕不韦看到“战国四公子”个个以养士而声名卓著，觉着秦国武备强盛，没有文人烘托，有点脸面无光，于是以优厚待遇广徕士人食客三千。又看到荀子等人的著述满天下传播，也觉着应该搞一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出来刷存在感，于是让这些士人各自认领一些子项目，递交作业上来。再将这些作业修改，编辑，整理，汇集成册，“号曰《吕氏春秋》”。

或许，吕不韦将《吕氏春秋》悬挂在咸阳城楼的底气，并不完全来自他的位极人臣的地位，也有可能是他很得意于该书前半部分的内容。《吕氏春秋》全书内容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其中十二纪确实是该书的创造，故该书《序意》篇，以文信侯（吕不韦）的口吻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意思是，有了这部《吕氏春秋》，特别是对十二纪的内容了然于胸，那么国家的治乱存亡，以及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什么可以践行什么不可以推广，都一清二楚了。

应该说十二纪的某些内容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因为它将天象、节气及星宿的运行与人事的兴衰挂钩，并敷衍出一番天人相应的话语来。这类话语为此前诸子所无，如入世的儒家、法家、纵横家关注的是人事纷争，内圣外王或治国平天下；墨家关注的是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出世的道家虽然讲“天道”和“自然”，但是这些都是相对于人世间各种世俗事务的大概念，且它们是以整体面目出现的，并没有对各种天象和各种自然现象有所仔细考察，并做出阐释。

十二纪就是四季十二个月。《吕氏春秋》先将一年四季的天象、物候、农时做分别的阐释，每一季有一个大的主题，如养生、教育、音乐、战争、闭藏，等等，然后将每一季分成孟、仲、季三个月，每一个月又有更加细分的小话题。这些话题跟时令与气候有某种想象性关联，这就是所谓话术。

司马迁既然告诉读者《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一众门客所撰写，那么每一纪的首篇可能就是门客中的阴阳家所为。班固认为战国时的阴阳家最早出于羲和之官（掌握天文历法的官员），但是不少研究者认为阴阳学说的鼻祖就是邹衍，是他把阴阳五行、天文地理，以及各种自然现象与政权的存亡兴衰结合在统一的话语系统中，所以各国诸侯特别欢迎邹衍。燕昭王更是拜邹衍为师，让后世的李白羡慕万分。估计“邹子吹律”的典故也是由此而来，说的是燕地寒冷，不生五谷，邹子吹律管而温气至，庄稼茂盛。可见阴阳家自带神乎其神的光环。邹衍的著述《邹子》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人们或许能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窥见一斑，有学者认为《吕氏春秋》中的某些篇什或许就来自《邹子》书中的内容。

如孟春纪首篇，一上来就说太阳在天空的什么位置，各个星宿在什么位置，主宰的古代帝王是太皞，辅助的是句芒（五行之中的木德之神）。应时的动物是虫鳞类，相应的音律是五音之一的角音。东风吹拂，蛰伏的动物开始苏醒。天子应该住在东向北侧的居室中，坐青色的马拉的车子，穿青色衣服，佩青玉，吃麦面和羊肉，等等。[1]

再看孟夏纪首篇，也是同样的叙述方式，先说太阳的位置，再说星宿的变化，主宰的古代帝王是炎帝，辅助的是祝融（火德之神）。应时的动物是羽鸟类，相应的音律是五音之一的徵音。蝼蝈鸣，蚯蚓出。天子应该住在南向左侧的居室中，坐红色的马拉的车子，穿赤色衣服，佩赤玉，吃豆子和鸡肉，等等。

应该说十二纪保留着原始思维的某些特征，那就是互渗律，即认为万物之间有着特定的、神秘的感应方式和感应渠道，并且随着日月星辰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巫术得以盛行的原因。当然在阴阳家那里，原始的巫术话语得到了提升，变成了体系性的话语，并且推广到一切方面，似乎对人们的公共生活和日常行为都产生了影响。

例如，孟春月：“是月也……王布农事。”即国王要布置农桑之事，命令有关官员下到田间地头，督促农民们整治农田；还要巡视丘陵、山地、平原和洼地，看看不同的地方适合种植什么样的谷物，以引导农民；并且要确定农产品的价格，解除他们的困惑；等等。除了农事，“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这里关于农事方面的行为来自传统和经验。后面，关于入学习舞、不能称兵动武等，则来自祸福凶吉方面的兆头。阴阳家将实践经验和阴阳祸福结合在一起，这样使得自己的说法更有权威性。

再看仲春月：“是月也，安萌牙（庄稼幼苗），养幼小，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祭祀土地）；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这也是一种互渗思维：将春天保护庄稼幼苗和保护幼小与孤儿想象性地结合在一起，又将这些举措和善待人犯、减少刑事诉讼相关联。

总之从孟春月到仲春月，一直到最后的季冬月，《吕氏春秋》基本是遵循同一种叙事逻辑。由此不得不说阴阳学是在构筑一种世界观，是原始意识形态雏形的人文化表现。它最后被董仲舒纳入他的黑白赤三统相继、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中，为其天人感应的学说做了铺垫，编织得十分玄奥。说到玄学，一般以为老子的学说玄，魏晋玄学玄，实际上阴阳学最玄，因为它是在玄奥之外，还特别烦琐。说到天人感应，一般人的理解是大而化之的，在董仲舒那里则把一切对应到每一个细节中，烦琐缠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由于过分烦琐和捕风捉影，导致阴阳学在文化人和士人圈内不传，一头扎进到风水学、堪舆学中。

或许司马迁对阴阳学不太感冒。他提及邹衍时，称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又说“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总之，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他著录了邹衍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说法，即认为《禹贡》中所说的九州，只是赤县神州内的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就是说，在整个环宇之内，像神州赤县这样的地方有九处，共九九八十一州。每一处都有海水环绕，与外界人畜不相通。在整个九州之外，则是更大的海洋，连接到天际。这里司马迁暗示了邹衍的言说不是很靠谱。由此可能影响到他对《吕氏春秋》这部分内容的看法。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言“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为什么不是说“世传吕纪”呢？是否表明他对八览的看法要好于十二纪？顺便说一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只是太史公的修辞性说法。据《史记》记载，《吕氏春秋》完成在前，秦始皇想把吕不韦贬谪到四川在其后。

关于《吕氏春秋》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学界有不同的评价。

赞誉者认为，此书“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刘文典）。

或称：“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2]（许维遹）

也有研究者将《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算作司马迁对该书的评价，其实这只是司马迁仿吕氏自夸而已。

冯友兰的评价相对公允，他认为《吕氏春秋》“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不成一家”，但是极具文献价值，“其所纪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2]由于秦火，许多上古的文献典籍或湮灭或残缺，能够留存下来已是万幸，特别是像《吕氏春秋》这样一部吸纳各家学说的著述，更是弥足珍贵。

说到该书的文献价值，笔者比较关注的是该书保存的音乐方面的内容。“六经”中《乐经》亡佚，也许我们能在其中窥见其部分面目。《吕氏春秋》的仲夏纪中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四篇，季夏纪有音律和音初篇等，分别就音乐的由来、音乐的发展过程、音乐的社会功能和心理调节功能、音律，以及种种相关的问题做了论述和阐释。从其中颇多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来看，这些篇章大约是儒家子弟所为。

文章称：“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1]134所以“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

音乐发展史的第一章是从葛天氏（原始部落）之乐开头：“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以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这大概是最早的民间音乐了。

既然中华民族的第一位圣王是黄帝，人们相信音乐的许多规制是黄帝命令乐师伶伦所制定的，如从山谷中选取厚度均匀的竹管，截取三寸九分的长度来吹奏，以定十二律吕，又命令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口大钟来调和五音，演奏大型乐曲《咸池》，估计这可能就是宫廷音乐的雏形。于是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到周公等承此风而下，先后制作了《承云》《九招》《六列》《六英》《大章》《大夏》《大护》《大武》《三象》等乐曲。其中，帝喾还命巧匠倕制作了鼙、鼓、钟、磬、苓、埙、篪、鼗等种种乐器，这相当于皇家乐团的最完整配置；舜则让人制作了有二十三弦的琴瑟，使得声音更加悦耳。

笔者以为，后来墨家所谓的“非乐”就是反对这类大型的宫廷音乐，他们没有理由来反对自娱自乐的民间音乐。当然儒家讲中庸、合度，所以也有侈乐篇，批评夏桀、殷纣喜欢搞世人“闻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的豪华大排场，弄得“俶诡殊瑰”（光怪陆离），过度奢靡。“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那么什么是合度又适宜的音乐呢？就是声音的大小清浊都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乐器的大小和重量也要合规，因为“乐之务在于和心”。而文章所推崇的音乐犹如今天的室内音乐：“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三叹。”

前文提及，之所以推断《吕氏春秋》中有关音乐部分的内容来自儒家子弟，是因为它们强调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这段文字出现在《毛诗序》中，也出现在《礼记·乐记》中，只是个别字有所不同。这是儒家音乐思想最为经典的论述，被广为运用。很可能《吕氏春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当初《乐经》的内容。

如冯友兰所说《吕氏春秋》只是做到了形式上的规整，十二纪每纪五篇，八览每览八篇，六论每论六篇，总共一百六十篇。每一篇都有一个议题，从道家的养生到纵横家的建功立业，从儒家的内圣外王到墨家的尚贤，林林总总几乎都囊括在一起。其中有规范行为的：如何成为明君，如何当好贤臣，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等等。也有提高思想认识的：怎样尊师疾（努力）学，怎样戒除认识上的局限，怎样超脱世俗，等等。在写法上也各有千秋，有的宏观，有的琐细。内容上也是十分驳杂。虽然把相近的话题归纳在一起，篇章与篇章之间往往是貌合神离，没有内在的联系。更有一些篇章像是为了说教而临时编撰的。如在恃君览的知分篇中，为了教导人们明了生死大义，磊落做人的大道理，讲述了两则故事。一是说荆楚之地有一位叫次非的义士，得着一把名贵的宝剑。当他坐船渡江时遇到险情，有两条蛟龙绕船而行。他问船家：“我们能安全过江吗？”船家的回答是否定的。次非于是攘臂祛衣，拔剑而起，说到自己与其成为江中腐骨，不如弃剑以全己。于是跃入江中杀了蛟龙，救了全船人。楚王为此奖励了次非。故事编到这里本该结束，但作者居然搬出了从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来褒扬次非深明大义的行为。另一则故事更是离谱，居然是说大禹南巡，当他渡江时，有一条黄龙把他坐的船托举起来，一众船客都大惊失色。大禹仰天而叹，说道：“我受命于天，养育百姓，反正生死皆由命定，对龙没有什么担忧害怕的。”即刻黄龙就垂尾游走了。紧跟着故事，文章来了一段说教，意思是大禹真正进入了通达“生死之分，利害之径”的境界。这类为说教而编撰的故事虽然不高明，倒是能脑补，那时的文化人也许是通过这类方式来教导自己的子弟。

同样是一人领衔的集体创作，《淮南子》比之《吕氏春秋》在内容上显然要紧凑些。依《史记》所说，《吕氏春秋》的写作很可能是先由个人各自发挥，然后统一汇拢、编撰，中间有调整和修改。而《淮南子》更像是统一拟题，先定下主旨后，才分头完成。所以，《淮南子》的论述集中在二十个主题上，不像《吕氏春秋》散落在一百六十篇文字中。

同样是兼收百家，《吕氏春秋》在不同的话题中，秉承不同的学术源流，论养生则依从道家，说人伦则尊奉儒家，谈天象则采纳阴阳家。《淮南子》基本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这就是所谓“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意思。当然，从整体上看，“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3]，与道家学说一脉相承，这与刘安本人笃信黄老之术有关。所以梁启超称《淮南子》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

刘安将《淮南子》呈献给汉武帝是在公元前139年前后，晚于《吕氏春秋》百余年，中间还经历了改朝换代。作为后来者，刘安肯定有超越《吕氏春秋》的想法。淮南王的文化修养和才分极高，招募的写手也应该是高人。由高诱所著《淮南鸿烈叙目》，后人知晓《淮南子》是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等人，以及儒家子弟的大山、小山等人共同完成的。然而后人并不清楚《吕氏春秋》的撰写人是谁，是这些作者被吕不韦抹去了姓名，还是这些作者本来就寂寂无闻？其实在《吕氏春秋》编撰过程中，大儒荀子、少壮才俊韩非子等均在世，这些人都未被网罗其中，至少表明吕不韦所能延揽人才的水准。不过无论如何，是《吕氏春秋》启发了刘安：一是召集一帮门客来共同著书；二是试图为后人确立一种宏阔的世界观。

不少研究者认为《淮南子》的优长之处，在于论述精湛和文采的摇曳多姿，还有就是吸纳了一定的自然观察和社会生产实践成果。特别是其中的《天文训》和《地形训》[4]，讲述华夏的日月星辰和山川地貌，为此前诸子所无。书中建构的天文地理方面的一整套系统，既来自经验观察，也来自久远的传说和各种相关的典籍文献，如天圆地方，四时九野，九州，九山，九塞，九薮，八风，六水，等等。这些都部分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是如何来建构自然观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在生产实践、观察和想象中逐步形成的。它们和该书的首篇《原道训》和第二篇《俶真训》，共同构成了从宇宙起源到天地万物依次化育的世界观，比之《吕氏春秋》中所描绘的大自然更加丰富详尽，当然未必更加准确。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的成书大致与《淮南子》相前后。战乱甫定，休养生息之际，人们才能分神对自然界以及天地自然与人的融合有所关注。淮南子似乎可以作为一杆标尺，来丈量《山海经》各篇大致问世的年代。

不过，《淮南子》更有意味的是对世事沧桑和存亡兴衰的一些总体性思考和认识。尽管此前，春秋战国每天都在上演盛衰兴亡之剧，但是经过秦皇朝的天翻地覆，人们对历史的无常有更加深刻的领悟，并试图琢磨其背后的大道。《淮南子》的雄心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所谓“上考之天，下揆之地”，该书有《天文训》《时则训》《地形训》等，唯“中通诸理”很是复杂，因为天地之间的空间无限大，人世间的道理万万千，殊难概括。该书中的《缪称训》《道应训》《氾论训》《诠言训》《泰族训》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在中观层面对天理人事所做的种种思考。这些思考颇有开拓性，以图在不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并做出相应的阐释。

如果说《吕氏春秋》是每讲一两个小故事就阐明一个观点，或者反过来，为了讲某种道理而编派出一两个小故事，那么《淮南子》是引用一连串典故和寓言来说明一些复杂的事理。例如，《道应训》为了传播和推广道家的学说，就先后讲了四五十个故事，几乎在每个故事的末尾都引用一段老子的话来做印证和总结，以说明道的无处不在。这类文体是承韩非的《解老》和《喻老》而来。

在《淮南子》诸篇中，有主题清晰的篇章如《天文训》《地形训》《兵略训》等，也有主题模糊的篇章，例如，《氾论训》和《诠言训》。氾论就是泛论，在什么问题上泛泛而论呢？按《淮南子·要略》中概括的要义：“氾论者，所以箴缕縩繺之间，攕揳唲齵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曮晲，兼稽时世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5]意思是在衣缝间穿针引线，在齿隙中也有所补缀，去曲取直，以达事物之本，而预见得失利害的征兆，使人不沉溺于势利之中，不被事情表象所诱惑，能洞察时势之变化，并与其一起推移。不过，上文就是翻译成现代汉语，我们还是不清楚作者到底要论述什么样的问题。东汉的高诱在对全书作注时，对氾论的概说是“博说世间、古今得失，以道为化，大归于一”。高诱的说法仍然过于宽泛，不是高诱总结不能精准到位，而是《淮南子》许多篇章的写法就是浑浑无涯，另外从文风的佶屈聱牙上看，似有汉大赋喜好铺陈的特点。然而，也正是在含糊的主题中，见出江淮一带的才子的文化方面的偏好：在叙述某些理念时，要先渲染环境和氛围，恨不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才显得幽远厚重。

如《氾论训》为了强调世事变化，天道无常，人事亦应该相机而动，就从远古三皇五帝以前的人类穴居时代说起，甚至想象古代的圣王是头戴帽盔，身穿宽大的翻领衣衫，一副穿戴毫不讲究的模样出场。所谓“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就是说，当一个好君主，没有礼乐上的一定之规，关键是要实行德政。另外还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改变生产工具和相应的制度法规等。为了确认这一点，文章又写道：“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当然，文章还举出反面的例子：“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亡。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总之，顺变则昌，逆变则亡。关于应时顺变的思想，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氾论》中，可以见出汉代士人苍老的灵魂。由于秦王朝的强盛与瞬间灰飞烟灭就在眼前，他们悟得世间没有永固的铜墙铁壁。

在周秦之际，儒家有“法先王”和“法后王”之争，所谓法先王就是效法尧、舜、禹、汤；法后王就是效法周公辅助的周天子或者春秋五霸。《淮南子》虽然儒道兼收，但是既不法先王，也不法后王，而是法当下。故文中作为例证的许多典故、寓言都是围绕着应对世道变化而择取。当然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也是一种应对方式，所以关于管仲和曹刿在逆境中苟活，最后建立功业的例子，也是氾论中的一个议题。

或许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淮南子》中的不少篇章，都可以看成氾论，都是广泛地展开议论。虽然设立篇章的初始立意各有不同，但是在展开的过程中，就难分畛域：每篇文章几乎既讲天道，也讲人伦；讲为君之道，也讲为臣之责；讲阴阳变化，也讲帝业兴衰。似都在贯彻全书“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的主旨。如果说《淮南子》的各篇章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收录故事的不同。因此读《淮南子》就是读故事汇，就是读林林总总的历史故事。尽管这些历史故事——无论是真实的，出自典籍的，还是现编的——都在论述大同小异的道理。往往人们记住了那些生动的故事，对故事背后的道理却不甚了了。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渐渐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而原本想阐发的那些道理因为雷同，面目有点模糊，读者似乎在哪里都能相遇，所以就混同一体。这种说一个道理、讲一段历史故事的文体，似可以称之为“诸子体”。这类故事并不推动事理的逻辑进展，只是重复申述某些既定的理念。《淮南子》大致是诸子体的最后集大成者。稍后的余波延续到刘向的《新序》和《说苑》中，再后来文风嬗变，走向严谨平实的一路。如果说战国诸子是著书立说，经由西汉而下，东汉的大儒则大抵是“注”书立说。

钱穆曾说道：“西汉的学者的出身，是乡村的淳朴的农民，是循谨的大学生，是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是察言观色的侍卫队。”“因此造就西汉一代敦笃、稳重、谦退、平实的风气。”[6]也许就整体而言，诚如钱穆所描述的那样。但是在尊崇儒术、思想钳制之前，情形还是有所不同。虽然百家争鸣的氛围不再，遍干诸侯的六国辩士的大气魄无存，但是文人的才华还是能表现在华丽的言辞中的。贾谊《过秦论》这样的雄文、枚乘《七发》这类大赋很是为时人传诵。《淮南子》的写法承诸子而来，却也染上汉初的浮华之风，所以后人一说起《淮南子》，往往会提及它的言辞文采。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一书中就多次赞誉刘安的辞赋和《淮南子》，称“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7]。宋人高似孙认为《淮南子》得《离骚》之神韵，“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厌常玩俗者，往往爱其书，况其推测物理，探索阴阳，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8]3510。明人胡应麟在批评《淮南子》“群集浮华，网罗淫僻”有“好大喜夸之弊”时，也道出“其文辞奇丽宏放，瑰目璨心”[8]610的特质。笔者揣测，刘安在众多的门客中，是挑选文采斐然的写手来完成其书稿的，而那些逻辑严谨、思路缜密、文风平实的作者就自然要靠后一些。按理说，这也不打紧，但是这种情形也造成了“其文驳乱，序事自互舛错”的现象，且各篇文章之间龃龉颇多。[9]

扬雄曾将《淮南子》和《史记》做过比较：“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10]这里《淮南子》不如《史记》有用，可能说的是对人们认识和判断事物上没有多大的益处。即《淮南子》在沿用各种传说和材料时，筛选标准参照的不是汉初人们已经达到的认知水平，即当时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已经取得的认识，而是仍然停留在颇为远古的时代，用虚妄的、不靠谱的材料来作为说理的例证。比如武王伐纣，举起斧钺能斥退风浪，鲁阳公战韩国，挥戈挡住太阳移动，等等。我们知晓，战国时已经有《墨经》问世，以那时的科技知识、实验观察以及社会和人生经验，已经足以纠正某些谬说。相比之下，太史公的识见广博，慧眼察事，对于前人各种传说的选取既通达包容又谨慎。例如，他在《史记·大宛列传》的末尾就说道：“《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然而，司马迁尽管遍观百家，其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称“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却没有半字提及《淮南子》——淮南王献给汉武帝的《内书》二十一篇。相反，全文在描述刘安谋反一事上，洋洋洒洒，不惜笔墨。想来太史公不是不知晓此书，很可能是对《淮南子》一书毫无兴趣。盖因《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后要落在“成一家之言上”，淮南王招来一堆门客，共同创作，水准参差不齐，这成果到底算在谁的名下？以太史公之谨严，不会轻易下笔。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中的一段话，也许多少能替我们解惑：“诸子，一家之宗旨，文体峻洁，而可参他人之辞。文集，杂撰之统汇，体制兼该，而不敢入他人之笔。其故何耶？盖非文采辞致不如诸子，而志识卓然有其离文字而自立于不朽者，不敢望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虽入他人之代言，何伤乎！”笔者揣测，章学诚所说的“文集”“杂撰之统汇”可能就是指《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类著述，虽然文采斐然，但是在志识上不如诸子。

当然，这两部著述的分量以及它们在诸子中的地位到底如何，实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过，它们的留存，见证了中华历史上这样一个豁达、奔放、自由、活泼的大时代。伟哉！

注释：

[1]参见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以下有关《吕氏春秋》的引文均出自此书。

[2]以上均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序[M].北京：中华书局，2016：1-8.

[3]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叙目[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在《淮南鸿烈集解》中，此为《墬形训》，“墬”和“地”通。

[5]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856.

[6]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44.

[7]参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8]李秀华.《淮南子》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22.

[9]可参见《〈淮南子〉学史》所录的诸家评述。

[10]参见扬雄《法言·君子》。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07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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