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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资深教授黄会林专访(上)/《中国文艺评论》

黄会林 杨卓凡 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

“第三极文化”

——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

采访人:杨卓凡



黄会林简介:193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承担国家级、省部级“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及各种横向科研项目十余项。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影视文化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等。发表文化领域著作、文章约620万字;与绍武合作创作电影、电视、话剧、小说、报告文学等约320万字;编辑或主编出版书籍约1540万字;共约2480万字。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得2011年教育部颁发的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北京市“师德榜样”等多项奖励。从上世纪80年代倡导“中国影视民族化”到新世纪提出“第三极文化”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北国剧社”、90年代创立“大学生电影节”到新世纪创办“看中国”项目,始终坚持知行合一、践行学术的大艺术教育理念,彰显中国文化自信,体现了对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担当精神。


黄会林:劬力艺生,文化自信(来源:中国艺术报)



☞公号本期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所刊万余字专访文章《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前两部分。


☞近期将推送:

《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后两部分。



家国情怀与治学之路


杨卓凡:黄先生,了解了您的学术历程,深感“家国情怀”贯穿始终,希望您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来谈谈您的“家国情怀”。我们都知道您的祖籍在“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的江西吉安,高祖父黄赞汤先后出任过河南巡抚、河道总督、广东巡抚,是清翰林殿阁大学士。您祖母是清代四朝元老、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的孙女。出身耕读世家想必幼蒙庭训,可否从您儿时讲起呢?


黄会林:虽然出生在耕读世家,但童年的基本功打得不够扎实。我1934年2月在天津出生,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6岁随母亲移居上海,但很快与母亲分开辗转在亲友家生活。10岁被祖母接回天津,11岁到北平念书,后又随父亲搬迁南方,14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读书,15岁回沪进入培明女中读书。新中国成立后,16岁插班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童年本该是读书长知识的时期,但因为当时的国情以及家庭变故,我一直在天津、上海、苏州、北京之间辗转迁徙,未能扎实深造。


身在沦陷区,任人宰割的生活以及家庭变故所带来的苦难记忆是很深刻的。10岁之后我和哥哥随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饱受虐待,少小就萌生了离家的念头。16岁那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我幸运地被批准入伍,指导员问我为什么要参军,我说:“为了保家卫国,也为了离开现在的家。”我的原名“慧麟”因为笔画太多被指导员改为“会林”。


1952年黄会林作为志愿军在朝鲜前线


杨卓凡:先生少年从戎,立过战功。追随先生这些年,越是熟悉您,越难以想象这样儒雅的女先生曾经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名“炮兵”,同时也越发可以理解您一路披荆斩棘、艰难创学、勇毅笃行的精神品格。之前听闻先生讲述战场上的故事,更加理解先生心底那份对战友的怀念以及对时光的珍惜。贯穿您治学理念中的家国情怀是不是可以从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说起?


黄会林:每每想起我的战友在身边一个个倒下,就越发坚信生命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要替他们好好活下去,以“后死者”之身实现战友们未尽的遗志。


1950年12月从北师大附中入伍后,我被分配到华北防空军司令部炮兵处作战科当标图员,1952年随志愿军入朝,在高炮部队政治处当宣传员。入朝后,我们每天都要上阵地,九死一生是对战场经历的准确描述,美军的炮弹一次次在身边炸开弹坑,被炮弹炸裂的泥土石块四处飞溅,隐蔽在弹坑中都以为自己真的要“抗美援朝”了(牺牲在朝鲜)。我所在的高炮团从入朝第一天开始,一直打到停战回国。我们团经历过许多艰难恶战,其中有一次是保卫清川江大桥。清川江大桥是志愿军前线补给运输的大动脉,如果清川江大桥被炸,就意味着前方将失去补给……这次鏖战持续了七天七夜,敌人对清川江大桥发动了猛烈进攻,美军出动上千架次轰炸机投弹、俯冲、扫射,高炮部队立即对空开火。战场上一分钟都耽误不得,120斤重的弹药箱也得扛起来就走,送上阵地,弹片打在头盔上嘣嘣作响……尽管最后我们成功地保卫了清川江大桥,击落了许多架美军轰炸机。但最让人难过的是目睹身边的战友血肉横飞,昨日还在一起战斗,今夕便已天人两隔,我们亲手掩埋了上百位战友的遗体。清川江战役结束后,我团评出了100位“人民功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我们颁发了银质军功章,我是这100位“人民功臣”中唯一的女战士。这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使命,我要带着百位烈士的遗志活下去。战友们的牺牲,让我在接下来的生命里每一分钟都不敢懈怠,活着的意义就是要为国家和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尽可能多做一些奉献。


杨卓凡:先生19岁从战场归来,日后一步步成为今日桃李遍天下的教育家,我国影视学科的领军人物,以及提出影视民族化、“第三极文化”理论的文化大家。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您如何与北师大结缘,又如何开启了您的学术之路?


黄会林:从朝鲜归来,可以有几个选择,进入文工团、从事文职工作,或者继续读书。我毅然选择了上学读书。1954年我作为插班生考入了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在那里结识了绍武同志,就是我如今的老伴。绍武是烈士遗孤,8岁随母参加八路军。1942年在日寇发动的大扫荡中母亲抱着绍武在日军追赶下跳下了太行山悬崖,母亲牺牲了,绍武活了下来。此后绍武随部队转战各地,参加了太原战役、南下南京、武汉,进军大西南,驻守石家庄。1952年绍武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后来,我和绍武双双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初入国家高等学府,心中充满憧憬与兴奋。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对我们语重心长的教导,而坐在下面的我,却在为见到这位著名的大学者并亲耳聆听他的讲话兴奋不已。在这里,有幸遇到钟敬文、彭慧、穆木天、刘盼遂、王古鲁、文怀沙、谭丕模、启功、王汝弼、俞敏、陆宗达、徐士年、萧璋、郭预衡等许多知名教授,他们亲自授课,让我们如饮甘泉醴酪,如蒙醍醐灌顶。我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海洋里欢畅遨游,痴迷沉醉,希望通过学习而振兴祖国。


1956年,黄会林(左)与绍武的结婚照


三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绍武与我商量毕业后一起支援边疆,去广阔天地大干一场。没想到1958年经学校安排我们二人先后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绍武去了政教系,我留在了中文系。讲台上下,绝非一夕可成。从1958年到1978年,我在北师大中文系当了20年助教才转为讲师。“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当时的北师大名师云集,我作为青年教师在那段时间有幸得到了多位恩师的教导和帮扶。在最困难的“文革”时期,造反派组织了一个“牛鬼蛇神改造班”进行劳动改造,班里成员包括黄药眠师、钟敬文师、俞敏师、启功师等,我是班里辈分最小的改造对象。日日割草锄地播种劳作,未曾想当年共患难的岁月,竟让我和仰慕的恩师们结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俞敏师在“改造”期间,虽然身处逆境,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却依然泰然自若,不仅安详如昔,而且不断以风趣的语言鼓励大家,谈古今、讲故事、说笑话、论方言、解俗语。十年浩劫之后,我们重回教学科研岗位,每当遇到语言学方面的难题,便会立刻请教俞敏师。1995年,我与绍武应邀撰写长文悼念夏衍公仙逝,起笔时深觉“哲人长逝,唯余德馨”分量欠重,经俞师指点,改为“千载德馨”才得以提升。作为启功先生的学生,切身感受到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和孜孜不倦的研学。20世纪60年代初,我和绍武深感自身文化底蕴欠缺,请求启先生带领去故宫参观学习。当时启先生的境况不好,但却欣然答应。启先生自带窝头领着我和绍武在故宫整整考察了一天,我们心里深感受益无穷。


20世纪60年代初识唐弢师,70年代在“四人帮”肆虐的岁月,我曾有幸多次悄然入唐弢师府上受教。唐弢师要求学生做学问必须重视第一手资料,特地为我提要求、开书目、检查笔记、解疑答惑。如今随便翻开一本当时的笔记,便录有25种杂志、275篇文章。我收藏了唐弢师亲自开列的刊物名称,并以“正”“反”“中”标记它们的性质。绍武热爱文学创作,自1972年初试文笔,秘密创作描写陈毅同志赣南三年艰苦“游击”生涯的《梅岭记》(后改名《梅岭星火》),期间得到了唐弢师的重要指导,他审读我们幼稚的习作,一次又一次以工整的笔迹写下长篇指导信件。1978年唐弢师一手提携,默默将《梅岭星火》修改本传递给影坛宗师夏衍公。


黄会林、绍武(后排左三、左四)与《梅岭星火》剧组在夏衍家


在《梅岭星火》创作期间,由于当时夏公没有秘书,于是主动承担起夏衍先生的一些文秘工作,又发现中国文坛当时没有一本研究夏衍的专著,于是开启了夏衍研究。1978年以后,先后发表了《夏衍年表》《夏衍戏剧研究资料》《夏衍研究资料》《夏衍剧作集(一、二、三)》《夏衍传》《夏衍电影剧作集》,创作了反映革命家夏衍生平的电视专题片《冲寒松柏》《窃火者之歌》等,同时还先后发表了一批研究夏衍的论文,共计二百四十余万字。


创作方面,在夏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辅助绍武先后完成了话剧《故都春晓》、以及之后的电影文学剧本《彭德怀在西线》、电视剧《南国烽烟》、长篇小说《骄子传》(80万字)、《母亲三部曲》(30万字)、《红军家族(前传)》(80万字)等,就这样,绍武和我走上了文学、戏剧、影视创作道路。


从1950年到1980年,从16岁到46岁,近三十载光阴,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说是和祖国共命运。也让我的身份从一名女战士转变为一名人民教师,并开启了之后的戏剧影视教学、研究与创作方向。



从北师大影视学科创立到一流学科建设


杨卓凡:我们知道您受命恢复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创办了艺术与传媒学院,创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学科创办,筚路蓝缕,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北师大艺术学科的创办过程。


黄会林:1958年留校后,我被分配到现代文学教研室,与“鲁、郭、茅、巴、老、曹”相伴20年,之后又因为辅助绍武文学艺术创作,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中文系开展教学改革,由于教研室安排的教学重点逐渐转向戏剧,在课堂教学中尝试改革,期末考试可以做考卷,也可以提交剧本,鼓励大家学术与创作并进。之后,我和绍武带学生搞创作、自导自演原创剧本,引起了话剧界关注。1986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海、北京同时开幕。中国剧协看了我们的小戏后非常意外,遂邀请我们出演一个片段,学生们却说:“要演我们就演全本!”我和绍武于是去剧协请求,终得应允。但真要在国际戏剧节上表演完整全剧,需从长计议。策划、管理、经费、人力、资源协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接踵而至,于是创办一个剧社的想法诞生了。1928年田汉先生创办了南国社,被当时报刊宣称“中国有话剧当自‘南国’始”。“仰慕田汉老,追忆南国社”,加之身在北京,遂将北师大的剧社命名为“北国剧社”。没有想到后来北国剧社被誉为新时期中国高校戏剧的“第一举旗手”,一直到今日,33年来始终活跃在各大舞台上,滋润着广大学子的心灵。


1986年1月10日,寒风彻骨,我们在北师大旧主楼8层会议室召开了北国剧社成立大会。那晚顶着凛冽严寒来了很多中国戏剧界大艺术家,包括吴雪、刘厚生、吴祖光、苏民、丁扬中、李汉飞等“大家”。著名艺术家黄宗江来晚了,推开门惊诧道:“剧协今天在这里召开主席团会议吗?”剧社的创办与成长得到了很多“大家”的关注,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曹禺先生为北国剧社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成为一代代“北国人”的座右铭。创办剧社,我们要求进入北国剧社的同学“学演戏、学做人”,严格要求每一位社员不能挂科、不能破坏剧场卫生、不能衣衫褴褛、不能说脏话,否则一律开除。当同学们期末考试结束,正值寒冬腊月,北国剧社排练却如火如荼。我们和这些留校的同学们在排练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之夜。1986年3月,北国剧社在总政排练厅首演,曹禺先生观后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随后,北国剧社在中国话剧最高殿堂——首都剧场连演五场《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门》。《第十二夜》全部由女生反串出演,《雅典的泰门》全部由男生出演,可谓首创。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王蒙、中国剧协主席曹禺,以及国内外嘉宾亲临观戏,见证莎士比亚的“东方面孔”。国内外各大媒体包括《China Daily》《欧洲时报》《美国中报》《香港晶报》纷纷以“中国女大学生创造的第十二夜”“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黄会林(左)向大家展示曹禺给北国剧社的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 


1987年1月,北师大中文系正式建立戏剧影视教研室,我担任教研室主任。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经国家教委批准率先开设了影视教育专业,他们力邀我加盟。那时,各个高校都还没有影视专业,他们是第一个,对我挺有吸引力。我就跟学校提交了请调报告,校长方福康教授说咱们也申请一个就是了。1992年,国家教委高教、艺教、师范、直属四个司联合下达批文,我们创建了北师大影视教育专业。当时,学校问我是建在中文系好,还是建在艺术系好?现在看来,那是关键的一步,我们把影视专业建在了艺术系。当时的艺术系五年没招本科生了,只有音乐专业,“一个半”硕士(一个全职的和一个在职的)。我们五位教师和在读的六位硕士生一起“出走”,在辅仁校区另立艺术系,由我担任系主任。


当时北师大的艺术学科基本从零重建,首先找办公教学场地,我们在辅仁校区一个废弃的化学药品仓库小院落了脚。几间房间四面漏风,房顶漏雨,最现代化的电器是一部电话机,其他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们从无到有设立课程、编写教材、制章定典。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定下了三个重点,首先抓教学,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第二,搞科研,没有科研学科无法提升;第三,与实践相结合,包括创办大学生电影节。为了突出自家特色,我们把培养“头脑型、复合性”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区别于输送影视专业技艺人才的专业学校。1993年北师大被批准设立了全国综合大学第一个“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位授权点;1994年招收了首届影视教育专业本科生;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有了影视学科全部覆盖的两个硕士学位点,被誉为“三年三大步”,当时其他影视专业院校说我们做了一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在学科建设中,首创“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刊登关于影视学科的文章,卷首语认为“影视学科的建立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


由于是新生事物,刚开始时十分艰难,本校的师资队伍不够,便整合国内顶级师资和专家来上课;没有教材,便整合校内外专业人士编写教材。正是在一步步的实践中,在教学的同时对中国影视及其教育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而这三年三大步也正是我们对中国影视及其教育问题深刻认识的一个印证。


 《影视受众调查与研究》(左)《影视受众论》(右) 主编:黄会林


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先生。1998年我随郑君里副校长赴香港拜访田家炳先生,充分感受了他成功的事业和社会各界对他由衷的尊敬。在田先生返乡之际,我们去广东与他相会,争取善款兴建艺术楼。1999年,我们在简陋的辅仁校区、简陋的艺术系迎接田先生一行的考察。田先生起先不打算捐赠北师大,其一因为我们在“天子脚下”,其二田先生善款向来捐助教育,从未捐助艺术学科。但经过仔细考察、耐心询问,田先生对我们四处漏雨的简陋办公室感到震惊,切身感受到“天子脚下有穷人”;聆听我们专门创作的歌曲《梦想的田庄》甚为感动,更在调研中达成共识,认为艺术教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于是田先生当下决定为北师大艺术教育捐建艺术楼。此后,我和绍武及几位系领导前往各地高校考察艺术学科教学建筑,最后与设计师共同商量,我们要建一座最适合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科的教学楼,有教室、演播厅、专业的剧场、琴房、录音棚、美术设计教室、书法教室、舞蹈专业训练室、雕塑车间……开工前,我们与建筑商一砖一瓦、一米一尺讨价还价,以尽可能高效使用田先生的每一分善款。开工后,我与绍武每日戴着安全帽到施工现场,以不辜负老人家一片拳拳之心。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田家炳艺术书院”大楼落成,成为国内高校全科系全功能的综合艺术大楼,每天在这里进出的师生数以千计。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在田家炳大楼正式成立。田家炳艺术书院成为学院的栖身之所,更为学院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各学科的发展取得了成果,为社会输送了大批艺术与传媒人才,其中戏剧影视学已被国家评为全国“双一流”学科及“A+”学科,算是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田家炳先生与黄会林先生在当时艺术系的办公室合影


田家炳艺术教育书院


杨卓凡:北京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科2017年被教育部评为“一流学科”,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排名中高居A+榜首,从1992年创办至今不到30年,可否请您结合这二十余载的经历谈谈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黄会林:就影视学科来说,每一个脚步几乎都是一次飞跃,其中艰辛坎坷自不必言说。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为学科构建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念,即“一个目标、两个翅膀、三根支柱、四个特色”:


“一个目标”是指培养影视教育、研究、创作等复合型人才,教育目标要背靠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注重培养高文化水准、扎实理论基础与专业技能、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健全知识结构的人才;“两个翅膀”指艺术与传媒双翼飞翔,发挥北师大艺术学传统学科优势,加强传媒专业前沿教育,提升国际影响力。“三个支柱”指教学、科研与实践。教学是高校第一任务,科研是提升学科发展实力与教学能力的重要基础,实践是影视学科所需要的独特环节;“四个特色”指的是整合建制、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实践品牌。


学科发展除了要有自己的目标和特色,更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决心和信心。成功取决于努力和认真,无论教书育人、学科建设都要认认真真地去做。就拿申报教育部学科评估这件事来说,2016年6月的一天,当时主要负责申报材料准备工作的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王宜文教授来我家里说:“老师,恳请您出山主持申报工作。” 2008年我已卸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一职,2009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2010年创立了北师大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当天,我给所在研究院的几位同事打电话,告知这次申报对于北师大戏剧与影视学科意义重大,艺术与传媒学院的老师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一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但评估还需要完成一些重要的总结和案例,时间紧迫,需要研究院同事们参与进来、协助完成。当时的情况是:校领导会对所有参评学科的材料进行评估,并且协调和优化资源,以确保参评学科的绝对优势地位。其实在宜文来找我之前,校领导曾深夜来电,提出让我考虑带着所有材料转回文学院,联合文学院师生及成果进行申报,确保北师大文学专业进入一流学科前列。我不假思索回答校领导:北师大戏剧影视学科从零开始发展到今天,我相信我们有实力有信心再来冲一次,我要和这个学科一起面对教育部的学科评估。我和团队经过十余天连续奋战,包括统筹此事的王宜文教授、具体执行的樊启鹏副教授、罗军副教授、刘江凯副教授等,还有已经离开艺术与传媒学院担任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的张洪忠教授更是带着成果加入申报团队,大家从早8点至晚12点不舍昼夜扎根17楼(我们把我所在的研究院昵称为17楼),直到董奇校长第三次审阅申报材料后说同意申报,我们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下一些。其间,在带领团队咬紧牙关三易其稿的时候,我曾头晕目眩要从椅子上滑下去,当时怕乱了“军心”,我让学生悄悄给我打开另外一间会议室休息,同事不放心请来校医,当时测体温已高烧39°C。毕竟岁数摆在这儿,虽已是老朽一枚,但求不负师大,不负影视学科。


我一直坚信“1+1>2”,北师大影视学科自1992年创立到2002年建院,再到2016年被教育部评为“一流学科”,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排名中高居A+榜首,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几代师大人、所有师生一起拼搏的成果。双一流、A+的评估结果出来后,绍武彻夜难眠,建议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系召开总结大会,由胡智锋院长、时任党委书记的于丹教授、影视系主任田卉群教授主持,全系教师共同在场总结梳理,我和绍武也到会参加。希望北师大影视学科在所获成果面前梳理总结:白手起家、学科从零开始到今天所获成就的奋斗过程,深度剖析当前现状与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奋斗方向与发展目标。我和绍武毕竟已是“85后”的年纪,未来还是掌握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还是那句话,只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信心并且认真踏实地去做事,就离成功不远了。



*采访人:杨卓凡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7期(点击查看目录)文章《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责任编辑:陈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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