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陵 / 徐兆正 | 关于张柠《玄鸟传》

Original 张陵 / 徐兆正南方文坛

2024-09-26

《南方文坛》

2023年第5期

目录

张陵 | 好一个“无用”之人孙鲁西——评张柠长篇小说《玄鸟传》

徐兆正 | 在成长小说与考验小说之间——《玄鸟传》与《三城记》对读

好一个“无用”之人孙鲁西

——评张柠长篇小说《玄鸟传》

文 | 张陵

张柠当教授，教人写小说，自己也写小说。培养多少小说家还很难说，但他自己的小说却是越写越好。实际上，他写小说的历史比当教授还要早。多年前他就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小说家。之前的小说在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里能读到一些，之后的小说多收在另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感伤故事集》。张柠近期最重要的作品应该说是长篇小说《玄鸟传》。

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孙鲁西，没有哥哥姐姐们那样的好身板，从小就病多体弱，也因此内向好思，善于玄想。他能够望着大海，想着海里游着的鱼、天上飞着的鸟，沉思一整天。想多了，就有了自己的想象：“飞翔在天空中的海鸟就像鱼在水中游泳。鱼就是海水里的鸟，鸟就是天空中的鱼。”他的这种想象，与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不谋而合，被中学老师认定是“哲学家的料子”。他真的上了名牌大学的哲学系，比其他人更刻苦，读更多的书。不过他因为坚决不调整修改自己的论文观点而无法毕业。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头，大学生都是抢手货。别人都分到了好工作，只有孙鲁西，只能分配到国营三八制药厂搞工会。

好在工作轻松，个人读书时间多。他一度迷上了道家哲学和练功。凭着他天生极高的悟性，读道家，很快进到一个相当高的思想境界，而练功则使他能听到美妙的“天籁之音”。有一天，“他听到云中传来的召唤声，自己的灵魂战栗不已，无法控制”。结果，他跟着这“天籁之声”飞走了，多日后被外省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工厂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人动用关系，把他调到电视台当编剧，其实就是拉赞助拉广告。他尽管很努力创造业绩，要改变自己“书呆子”形象。到了年终不仅拉不来一分钱，反而严重拉了全部门的后腿。按照“末位淘汰”规定，他只能选择下岗离职。

失去工作的孙鲁西“内心涌起了久违的飞翔欲望”，决定再次“出走”。这次旅行接触到了真实的老百姓生活与现实，因此，才有可能在云贵高原的桃花源的一个山村里，偶遇质朴的乡村姑娘苗氏三姐妹，并且埋下了日后与二姑娘苗蔓医生发生爱情的种子。可能这次云游对孙鲁西有所触动，回到大城市以后，他似乎有点务实了，开始尝试着给媒体写文章开专栏，内容多为哲思修为之类，专栏文章受到读者欢迎，给他带来相当的名气。这可能是孙鲁西从业以来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味道。而这时，苗蔓来到这座城市谋生打拼，与孙鲁西建立起恋爱关系。为了帮助苗蔓解决生存的困难，孙鲁西渐渐放弃了专栏的写作，读者也很快忘记了这个作家。

▲张柠：《玄鸟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与孙鲁西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完全不同，乡村姑娘苗蔓对城市生活如鱼得水。她很快在医院站住脚，并在科室主任孔周南的带领下，开始上电视台做健康节目，“挣点外快”。她和所有的人一样，拼命赚钱，积累资本，实现财富自由。而一向视金钱如粪土的孙鲁西不得不再次向现实低头，接受在社会上十分活跃、路子很广的孔周南的邀请，有模有样当起了个体书商，做一番事业。他以为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为社会和读者服务。可是好景不长，他的“新解放书系”被查封，前期积累的利润也赔进去了。他不得不承认，苗蔓比他更为成功，但前提是必须以成为孔周南的情人为代价，才能实现自己的财富梦。不料，孔周南出车祸丧命，苗蔓又怀了孕。在复杂情感的驱使下，孙鲁西决定与苗蔓结婚，并且以同样复杂的心情迎接那个疑似自己儿子的孙佑海的诞生。

孙鲁西并不是一个旅行家，可每当心情苦闷之时，孙鲁西想到的就是出走云游。只有“心脚自由”，他才会浑身自在轻松，找到自我，思想才会飞扬，心身才会解放。这一次，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普通百姓，深入他们的生活，参与了他们的艰苦的劳作，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触及到现实的矛盾冲突，也和普通老百姓交上朋友，产生了感情，并且萌生起为他们做点公益的想法。当然，像孙鲁西这样的书呆子，靠一点冲动是做不好公益事业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很显然，他终于明白自己注定干不成任何事业，是一个生活的边缘人，一个“无用”之人，只能听从哥哥姐姐最善意的安排，以读书为业，顺带帮着整天忙于公司事务的苗蔓管孩子，也帮着照料年迈的父母。好在他还能认识有着共同命运的萨依山。他们成了知己，共同向往着古老的撒马尔罕城，共同想象着少年时代的大海边和那能飞能游的“鱼鸟”。小说就这样，讲述了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弱势者、冥想者的故事，为一个“无用”之人立传。

与其说张柠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不如说他是写人物、打造个性、塑造人物的大家。《幻想故事集》《感伤故事集》里许多中短篇都把重心放到描写生活各色人物身上，以揭示社会的众生相。特别如《玛瑙手串》《六祖寺边的树皮》《芸姑娘》这样的小说，属于作家超常规的发挥，是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不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作家来说，难度都不算大，写起来都得心应手。只有到了长篇小说《玄鸟传》的主人公塑造，难度才大大提高。文化人对文化人看上去很熟悉，很知心，写文化人就是在写自己，实际上真正进入文学形象塑造，难度却比任何“他者”都大。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知识分子形象文学品质普遍不高的原因。张柠这个大知识分子偏要挑战这个难度，要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写出一个有别于我们通常读到的“文化人”的“文化人”。当然，作家对这个人物已经烂熟于心，也就看不出有什么难度了。

▲张柠：《幻想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2

▼张柠：《感伤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22

孙鲁西的确与众不同。他天生内向，个性孤傲，酷爱读书，悟性极高，思辨力极强，少年时代就显示出“仰望星空”的哲学家特质。这样的人在大学里，就是一个书呆子，走入社会后就更显得迂腐，无法适应一个从“文革”苦难中走出来，充满人性解放感、充满创造激情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正在激活强化人们的物质欲望与冲动，用创造更快更多的财富来刺激更高的人性欲望，让人性欲望真正实现“无法满足”。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财富观都在经受着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资本的力量的挤压和推动，也快速向着市场经济设定的方向转型，由此产生了社会财富正在极大丰富，社会精神空前危机的矛盾冲突的文化现象。正是这样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既得利益者、改革家、冒险家、弄潮儿、公知、大V。然而，孙鲁西似乎与这个社会变化没有关系，他还只是一个边缘小人物孙鲁西。他不为现实欲望所诱惑，不为流行的社会观念所同化，更不向无所不能的资本力量让步妥协。他没有权势、没有财富，甚至没有一般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唯一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就是他读的书比别人多，看到的“星空”比别人远。他似乎在书的海洋里创造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开辟了自己的思想频道，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形成两个不同轨道生活着。这样的人，注定要被现实推得远远的。

孙鲁西也与一般读书人不同。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物欲横流、观念冲撞的年代，一定会表现出一种批判甚至“愤怒”的精神，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力量。当代文学比较倾向倡导这样的精神，倡导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过，我们从《玄鸟传》读到的孙鲁西，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没有毕业，他读书再多，也没有机会在中国众多大学哪怕是一座最常见的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他只能流落在“民间”，也就更没有任何话语权了。知识分子在世俗生活里仍然有很多话语权，如作品中的孔周南以及后来的苗蔓。“哲学家”孙鲁西则没有。好在他仍然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现实和思想空间，心无旁骛地沿着自己铺设的生活轨道前行。所以，孙鲁西并没有过多思考现实的正义公平和人性道德问题，也没有对忙忙碌碌的人生发出什么深刻的感慨，算不上是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看上去担不起责任的“无用”的读书人。

在别人看来，孙鲁西很“无用”。事实上，孙鲁西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一直想让自己参与到世俗生活里，也能够对社会、对亲人、对别人“有用”，也想成为“有用”的人。在三八制药厂，他经过一个月的蹲点，和工人们在一起发现了许多问题，调查报告里，提了许多好建议。其中特别提到传统产品“三八汤”里加“对乙酰氨基酚”一事，“认为降低了成本，丢掉了民心”。就这么非常克制的一句话，却点到要害，惹怒了厂长，决定了他最终离开工厂的命运。转电视台工作后，他也非常有诚意配合上司古俪娜“广告决定一切”的理念，很快写出剧本大纲，找企业家投资。当然，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熟读《资本论》，心里认可“剩余价值”学说，现在要让他低声下气向资本家讨要乞求一点金钱来拍电视剧，他心里不服气。同时，要他用赞美金钱赞美资本的代价换得企业家的施舍，他觉得特别屈辱。他并不清高，但做不到丢失做人的底线，不得不放弃了在任何人看来都是“肥缺”的职业。他和孔周南讨论电视节目与观众接受的关系，认为“电视台、广告商和专家一起合伙欺骗观众”的观点，打在市侩孔周南的要害上，清醒深刻，一点也不迂腐。他当个体书商，主编“新解放书系”，触及当代历史现实和社会的问题，为迷惘困顿的时代答疑解惑，却让理论文化权威们直接枪毙。在江西一带云游时，他在竹排上和放排工人同吃同住，他在穷困的山村认识了四乐，学了许多农家活计，也学到了独特而朴素“禅农并举”的“修行”之法，那就是“该吃就吃，该做就做，吃喝拉撒，即心即佛”。他虽然不喜欢大城市，也知道要把四乐这样的穷孩子带到大城市打工，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还觉得应该为城市打工者做点什么，就张罗搞一个“劳工互助计划”，结果因“涉嫌违法出售自制出版物”而使互助计划破产。

仔细研究孙鲁西的所作所为，其实不难发现，他所做的事，多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做的事情，符合正常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虽然谈不上什么大策划、大智慧、大创新，却多为正确靠谱的事。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他的思维也是正常人的思维。他之所以“无用”，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为当今这个社会所不容，在当今这个社会行不通。那么，到底是他错了呢，还是社会错了呢？答案显而易见。所以，他的无用，其实是由这个可能错误百出，可能被严重“异化”的社会价值判断给出的，而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用这样的价值取向，把孙鲁西当作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寄生虫”，当作社会的怪物。至少孙鲁西的父亲，代表“正确”一方的农业厅厅长孙长戈是这样看死没有出息的小儿子的。孙鲁西只有当他无法“兼济天下”时，只能躲进自己的书斋里，“独善其身”，这也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正常选择。可见，孙鲁西没有变，是这个世界变了。作品正是从最基本的生活现实关系出发，写出传奇怪异的读书人的本真。

孙鲁西这个形象的存在，可以揭开现实生活被遮蔽被扭曲被无视的真实，提醒人们认识到生活现实本来应该有的面目，也警示我们长期处于颠倒、错位甚至荒诞的世俗社会存在的巨大的精神危机与文化风险。特别是当整个世界出现新的变局，越来越不安定，资本的神话泡沫不断破灭，人们终于发现高速增长的人性危机的时候，孙鲁西这个形象哲学家般地站在那里，传递着一种人性复归的信息，与世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中这样的无用之人，并非“无用”。

孙鲁西这个人物性格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除从作品故事情节中去找寻外，很大程度可以依靠孙鲁西用几十年时间写下的随笔《玄鸟录》来获得。同时，也能够更加深入多面地了解人物性格。他到底没有成为我们社会认知的哲学家，但并不妨碍他的《玄鸟录》充满哲理与思辨，带着孙鲁西特有的玄想与睿智。可以说，他就是一个隐藏在“民间”的哲人。

随笔共八则，分别插入小说故事情节里。作家有意使叙事中断，把这些随笔当作“窗口”，打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第一则“人生是漫长的修炼”，大概写于主人公潜心研读道家经典的阶段，内容很丰富，但毕竟以随笔的形式出现，更多选择感悟性的表达，重心则在讨论道家的“内心实践”。他认为，“个人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对永生和不朽的渴望”，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和佛教的“觉悟轮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最有人情味的还是‘道教’。它直接将这些问题变成一种人生实践，也就是‘长生久视’的修炼”^[1]。引经据典之后，主人公选择了比较超然的观点，“模仿自然只能走向死亡，逆自然之道而行才有活路”^[2]。只有通过修炼才能达到逆行，克服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实现永生与不朽。其间的道理可以争议，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主人公的关键词正在由“修行”向“逆行”过渡，这对我们了解主人公性格的特征很有帮助。他正在自觉使自己成为一个现实的逆行者。

最有直接现实针对性的是第二则“金钱的肮脏与洁净”。别看孙鲁西平时不关注俗事，对现实的矛盾表现得很麻木，其实他内心对现实也有自己的判断。在金钱财富为王的年代，他也会“愤青”一把。令人称奇的是主人公妙笔生花地讲述“金钱是粪土”的道理，与我们世俗表面鄙视金钱实际崇尚财富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他把“黄金作为金钱象征的‘铜臭味’跟粪便的‘腐臭味’奇妙地联系在一起”。“无论黄金还是粪便，都是有重量的，都会因地球引力而下坠，这跟升华的清气和飞翔的翅膀正好相反。跟这类有重量的‘浊物’捆绑在一起的人，只能落入泥土之中，就好像沉入了深渊。”^[3]他认为资本主义“终生都不能跟粪便和黄金分离。‘银根紧缩’就是资本主义的便秘。‘通货膨胀’就是资本主义的腹泻。‘股市’就是资本主义的痔疮，随时都有便血的危险”^[4]。这种调侃与其说是孙鲁西式的话语，不如说更像作家忍不住跳出来的语言宣泄。

第七则和第八则应该奏出了主人公心灵深处最为华彩的乐章。不难看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困境，尽管他还没能从困境走出来，但思想和心智较之年轻时代，要练达成熟了许多，看这个世界也透亮了许多。当他和萨依山成为朋友以后，可能意识到应该放弃做一个“逆行”的哲学家，才是真正的自由。大学时期，那篇使他无法毕业的论文题目叫《论自由》，以为掌握哲学就能通向精神的自由。而今天，他更倾向能像少年时代那样看到大海，想象少年时代的梦境，就是自由。实际上，他已经不再思考深奥的哲学问题了，而保留了最可贵的感悟和体味，升华到一种境界。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哲学，就是自由。因此，他突然对古代波斯文学感兴趣，对古代波斯诗圣们崇拜和敬畏。同时，向往着波斯古城撒马尔罕，想象远古时期的“撒马尔罕金桃”。这两则的随笔确实少了许多哲学的深思，多了许多历史文化的感悟，也许在预示着主人公正在开辟进入与远古对话的通道，正在进入真正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对如此个人化的自由观，我们很难进行准确的道德评价，似可借助佛家的比喻，如果人身上有“天眼”的话，那么可以说，孙鲁西的“天眼”正在悄悄打开。

《玄鸟录》有一则讨论“爱”的文字。主人公认为：“爱是难的。”可能当时，主人公正遇到一个情感上的困惑。小说故事情节里，主人孙鲁西与医生苗蔓的情感一直很不顺利，孙鲁西似乎也找不到理想的解决方案，心态有些郁闷，所以会在个人的沉思录里发出一些感慨。

▲张柠：《现代作家的观念与艺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中国当代的学者小说，总是会给人留下写不好爱情、不会写爱情的印象。这类小说通常用钱锺书的笔法温文而机智地就掩盖了写作上的困窘，尽管会有很深的哲理的启迪，却还是缺那么一点“野性”的神来之笔。读张柠收在《幻想故事集》《感伤故事集》里涉及的男女情感描写，这种印象总是挥之不去。作家倒是总结了诸如“灵魂相交法”“肉身接触法”“伸手掏钱法”之类的法则^[5]，听起来像是文化人的显摆，没有多少实战价值，或者说，并不来自鲜活的现实。

进入《玄鸟传》，从孙鲁西与苗蔓的关系里，我们会注意到，作家写爱情仍然不算得心应手。不过，凭着对孙鲁西这个人物性格的熟悉，作家还是找到了处理两人关系的最佳方式，找到藏拙又发挥优势的故事情节。应该说，孙鲁西在乡村小溪边与青涩的苗蔓医生第一次见面，写得非常有诗意：“刚下班的苗蔓正蹲在那里洗手，弯腰时乌黑的长发从脸边垂下，拖到了水面上。她起身将长发向后甩，身边留下一串水珠。苗蔓优美的身影和姿态，让孙鲁西怦然心动，有呼喊她的冲动。”^[6]

可是苗蔓进城后，曾很简约地写到他们俩在出租房里热烈接吻。后来，这种感觉随着苗蔓融入城市生活就很快消失了。特别是与孔周南交往后，这一切都发生变化了，两人关系变得不纯粹了。也许出于同情，也许出于一种生活态度，也许是为了回报母亲的长期的资助，孙鲁西还是娶了苗蔓。两人若即若离却没有背叛，他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里，理性地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关系。不可思议的是，这么多年，他们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关系，也不痛苦，也不交流，也不讨论是否离婚。这种关系的处理虽然符合孙鲁西这样的哲学家性格逻辑，却还是给人感觉怪怪的。作家甚至再没兴趣描写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我们只能从苗蔓无法认定肚子里是否是孔周南的孩子这个细节，来推测他们之间可能还残留着“性”。

关于“爱”，孙鲁西内心还是不时有触动的，所以他在《玄鸟录》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梳理比较了孔子、释迦牟尼、基督、苏格拉底等先哲的思想之后，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找对的不多，找错的很多。许多人的结合都属于将错就错，得过且过。”^[7]讨论出这样的结果，表明小说主人公在现实中的被动和无能为力。他可以把“爱”的道理严格逻辑化，却无力处理他与苗蔓的情感关系。也就是说，情感不是哲学，而是“人性”，实实在在的生活里的“人性”。

孙鲁西终于明白，自己的可悲，并不是“无用”，而是“无爱”。因为，有一天他跟踪苗蔓和儿子孙佑海，发现他们走进基督教堂，成了“神的孩子”。他很吃惊，以为自己这样的生活弱者才会有宗教情感的精神追求，像苗蔓这样的生活强者不会有需要宗教的拯救。他一生都在苦苦追求伟大的精神境界，可是苗蔓通过世俗化了的宗教，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于是，他和苗蔓开始了他们俩成为夫妻以来，最具哲学意味的关于“宗教”关于“爱”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孙鲁西重新认识了苗蔓。这个来自农村的女性，骨子里也有一种不愿向“世俗”低头的“傲慢”。孙鲁西是逃避现实的“傲慢”，而苗蔓则是妥协现实的“傲慢”。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两个人是有机会碰撞出“爱”的，可惜，他们的“爱”擦肩而过。也许，他们还会继续讨论下去，孙鲁西对苗蔓的认识还会深化。不过，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苗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孙鲁西性格的坚韧，也照出了性格的软弱；照出他的“无用”，也照出他的“无爱”。而他对苗蔓意外的重新认识，有助于自己“天眼”的打开，也有助他找到一把打开重新认识世俗生活意义的钥匙。苗蔓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好人物，如果作家更用心去解读她的话。

张柠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的专家，我们注意到他笔下的孙鲁西，应该受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的影响，比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比如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后者被通俗地称为“懒惰者”的典型，其实更有意义的表达应该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是在1812年之后，由丰厚宽广的俄国民族土壤里养育出来的以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冈察洛夫等作家、诗人、文学理论家为代表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不朽贡献。“多余人”形象属于俄罗斯文学。

而中国，并没有“多余人”生长的文化土壤。作家显然深知这一点，所以并不着力于模仿“多余”，而着力于揭示“无用”；并不过度强调俄罗斯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更倾向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由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多种文学观念冲刷后的中国现实主义。从《幻想故事集》的“八个城市梦幻”的主人公安达的生活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品析梦的成分很多，可见作家对精神分析学更有心得。尽管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荣格的“集体潜意识”这种用起来比较方便的理论仍然带有主观的猜测性，并不会使文学变得更真实，却能有效解构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理性逻辑关系，使小说呈现出更具有“现代性”品质的形态，一度成为小说家们的菜。

《玄鸟传》当然已经告别了文学现代主义。虽然主人公还在拖着“梦”的尾巴，不过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应该动用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持作品的艺术思考，打造人物个性，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更深地根植于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文学现实主义的可能性。从孙鲁西的“无用”那里，也许能撕开一个口子。别看这个人物气质上更接近老庄，其实，他内心还存有着“修齐治平”的传统主流观念。所以，他在最醉心道家的时候，仍然承认“丘处机的龙门派就具有很强的儒教色彩，不但强调个人自救，独善其身，也强调救民于水火，兼济天下”^[8]。孙鲁西后来与苗蔓的思想碰撞，也因此有所反思。“有用”与“无用”、“入世”与“出世”都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孙鲁西的性格灌注了这种文化内涵，就不同于“多余人”，而有了中国现实生活的根基和中国文化的品质。其实，小说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把形象塑造得厚实丰满，比什么理论都重要。《玄鸟传》的孙鲁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形象。■

（张陵，中国作家协会）

【注释】

[1][2][3][4][6][7][8]张柠：《玄鸟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第73、74、103、105、115、253、77页。

[5]张柠：《梦之书》，载《感伤故事集》，作家出版社，2021，第92页。

在成长小说与考验小说之间

——《玄鸟传》与《三城记》对读

文 | 徐兆正

一、作为“成长小说”的《三城记》

在小说《三城记》后记《倒行逆施日未晚》一文，张柠曾写道：“现代小说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成长小说，或者是成长受阻的抵抗小说。它们都是在线性物理时间支配下的叙事，同时要为主人公寻找生活的出路，探索人生的价值。”^[1]小说出版三年后的今天，细数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说，笔者发现它们大体是从以下两点切入：第一，《三城记》与城市文学的关系^[2]；第二，《三城记》与成长小说的关系。不过，即令是在城市文学的视域，论者关注的仍是主人公顾明笛的成长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事实上都可看作是作者这段话的回响。如岳雯在《主体未完成——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这篇文章里指出：“当他决定以一个个体在经历了时间之后，试图形成独立的人格结构作为创作主题的时候，他将创造出怎样的青年形象？又将借助这样的青年形象对于时代做出怎样的勘探？今天的成长小说又有着怎样的新变？这是《三城记》要回答的问题。”^[3]从小说引起的回应着眼，评论家恐怕也要回答两个问题：在小说叙事进程（在三个城市游荡）中的顾明笛，他的精神状况是否有所更新？《三城记》是否属于“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

在岳雯看来，“即使经历了三个城市的游历，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场域的历练，顾明笛终究没有成长为一个有着丰沛历史内涵的主体”^[4]，类似这种顾明笛并未完善自我的看法也见诸杨晶、刘大先等人文章：“本以为《三城记》要展现一个绚丽生长的精神世界，而将卑琐不堪的现实化作个人的注脚，看到最后却发现顾明笛还是‘虚度’了所有时光”^[5]；“尽管有着曲折起伏的遭际，顾明笛也几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他在开除/辞职、迷惘/医疗、爱情/创业的几次阶段性人生节点上，与其说在肉体与精神上获得了改变，莫如说更多来自漫游中的一次次被拒斥……他的顽固心性自始至终也并没有太多改变。”^[6]最生动的表述来自翟业军：“游荡着而不是朝前方径直走去的他是反成长的，处于岁月风雨之外，以至于我每每疑惑：一晃好几年了，顾明笛怎么不见老？”^[7]然而，“不见老”不正是将“成长小说”与“历险小说”（或“漫游小说”）区分开来的关键吗？历险小说以主人公在空间里的运动呈现世界样态的参差，这个世界本身静止不动^[8]。在这个静止不动的世界，“事件考验主人公并催其老”^[9]；成长小说不然，读者在其中率先看到的是行动的人与运动的世界，人与世界在同一时间的运动衍生出交互关系，由此反证了“衰老”的另一个说法：成长。

▲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未尝不可将“不见老”置换为通行的理论表述，印证于小说叙事，当评论者发现“这部小说结束得十分仓促”^[10]，没有给出明确的成长结论，抑或发现“这是一场未曾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的旅程，这个小说是一部无法给出结局的小说”^[11]，“没有救赎，也就是没有精神升华，仍然只是生活，也没有其他小说常有的那种痛彻或快乐的领悟”^[12]，而“我们对其归宿仍不得而知”^[13]时，他们的结论便殊途同归于那篇文章的标题：主体未完成。但什么又是“完成了的主体”呢？岳雯认为“人物精神上的独立与自足是个体成长为主体的最重要标志”^[14]，杨晶援引以色列集体农场“内奥·茨马达”创始人约瑟夫的话说，成长首要在于完成以下两件事：“一边凝视自我，沉思自己对外界的的种种反应，一边与其他人交感互动。”^[15]这两类看法前者强调个人修为，它呼应着巴赫金区分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传记小说与教育小说时划定的红线，即主人公内在性格变化与否；后者强调个体和世界的交互，它呼应的是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内部进一步作出的细分，在他看来，只有当教育小说的重心由“自我教育”（Bildung）转向个体和世界的联系，“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16]，一种真正意义的“成长小说”才是可能的。要而言之，两人的回答组成了经典成长小说的题中之义。

从这一点出发，杨晶便在文章的最后宣布：《三城记》“是一部‘反成长’或‘抵抗成长’小说”。得出这一结论，除（在她看来）作者始终不曾根除顾明笛的疑惑，“顾明笛究竟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谜”以外，大抵也源自她误读了后记中的另一句话——在指出现代小说是成长小说或“成长受阻的抵抗小说”后，张柠进而表示“写作的本质……带有‘反成长’性质，带有‘返回母体’的冲动”^[17]。可是借由这句话如何推论《三城记》是一部“反成长”的小说，甚或张柠“压根就不想把《三城记》写成一部‘成长小说’”^[18]呢？所谓“抵抗成长”或“反成长”，究其根本是小说作者在谋篇布局时设置的叙事阻力。“叙事文学要对行动进行摹仿，就要有情节。那么情节是怎么展开的？……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叙事动力、叙事阻力和叙事目的：一个行为具备了动力，发出了，然后遇到矛盾的、不和谐的因素，最后克服了这个矛盾，解决了问题，达到目的，终于稳定下来。”^[19]以此观之，“抵抗成长”的叙事阻力，反倒是印证了《三城记》是一部成长小说：顾明笛有感于自身精神匮乏选择出走，这是小说的叙事动力，动力是一种更新自我的决心；无论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他内在的精神疑难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是小说的叙事阻力，阻力是对决心的延宕。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成长小说的叙事目的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其一是显在的叙事目的——叙事动力最终克服叙事阻力，主人公在小说最后“兑现”个人成长。以《威廉·迈斯特》系列为例，这种成长指的就是理性教化帮助威廉摆脱蒙昧。在经历了与社会的隔膜（正题）、对立（反题）之后，威廉通过个人价值的兑现与社会达成和解（合题），同娜塔丽娅结为夫妻标志着其生活的圆满。显在的成长与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密不可分。对人文主义持笃定态度的作者，相信人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能够通过反思及实践不断加以完善的种属，这种完善施加于外在于人的世界，同时反作用于人自身。其二是隐在的叙事目的，亦即由于叙事阻力的耽搁，主人公自始至终徘徊在“成长之途”。这是《三城记》的情形：当张柠写出顾明笛的诸种迷失，同时也写出顾明笛在不确定的时代擢升自我的向上之心时，成长的过程便盖过了“兑现”成长的重要性。顾明笛可能无法像自己的精神导师乌先生那样世事洞明，他不了解与想不通的事还有很多，可这是一种苦恼的欢愉。最终的救赎对顾明笛来说可能如期而至，也可能永不到来，只是他也并不因为救赎的“或然”而放弃成长或“重回青埂峰”（乌先生曾对顾明笛提到《红楼梦》的神话结构，他以顽石到红尘行走一遭重回青埂峰的例子劝勉后者），成长的过程在此就成了我们今天评判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成长小说”的重要标准。

显在的、完成时态的成长与隐在的、进行时态的“行走于成长之途”，分殊于两个时代的成长小说。显在的成长适用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经典成长小说：在1794年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歌德处理的是个人的道德理想与精神成长，到了1827年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他又讲述了威廉在个人成长之后面对世界的责任，所以一方面小说的层次异常清晰，另一方面也使得它无法归类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何为现代？早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出版十三年前，康德已对此重新作出解释：“我们的时代在特殊的程度上就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20]批判并非着眼于和社会决裂，但也绝不是歌德勾勒的那种抽象的“圆满”，即为了达致“和谐”、不见斥于社会，心甘情愿地变成社会看护的子民^[21]，这恰恰是康德批判的现象：“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22]隐在的成长适用于19世纪中期以降的成长小说，它们通常以“艺术家成长小说”（Künstlerroman）的形式出现。经典成长小说强调与社会合作，不那么重视个体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本真自觉，“艺术家成长小说”则较多着墨个体/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一小说类型的主人公拒绝社会以保护人身份自居，社会也让青年艺术家在其成长之途频繁地经受考验。《三城记》正是典型的“艺术家成长小说”。

因此，以经典成长小说的模式去评判《三城记》，自然会出现某种认识上的龃龉——当刘大先在论文里指出“成长小说”是一种“启蒙叙事”，而《三城记》是“后启蒙时代”的故事，他无疑是对的，可若是由此止步“他的顽固心性自始至终也并没有太多改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与“后启蒙时代成长叙事和主体性建构的不可能”^[23]（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恐怕就属于范畴误用。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三城记》是一部纯正的成长小说，顾明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24]。这一肯定或许不如否定来得深刻，却是把握住了小说里与劳雨燕的相遇带给顾明笛的转机。随着故事进入尾声，小说的叙事忽而升温：独自留在广州过年的顾明笛，因为遏制不住对劳雨燕的想念——“他想念劳雨燕，特别渴望见到她。他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思念一个人的感觉”^[25]——一个人在除夕夜登上了前往保定的列车，他要直奔劳雨燕的家乡找到她，看着她。行超在文章里将个人经历和顾明笛作比，我亦对他这一“贸然举动”感同身受。诚然，此前顾明笛也在致张薇祎的信中反省自己“没有果敢地行动”，乌先生、程毓苏分别以由“面对未来的希望，面对当下的决断，面对过去的良知”组成的“行动哲学”或顾随先生之语“雅不足以救俗，当以力救之”点拨过他，但这些终归是知行分离或知易行难，不曾引出他全身心的行动；唯独在小说尾声这一段，一种被爱所激发的行动才决定性地出现。

涉及顾明笛和劳雨燕的结合，同样有两种看法针锋相对：否定一派以为两人的结合是“没有确定爱情之前就开始同居”，顾明笛打掉自己的孩子表明了他所寻求的“情感的救赎”让位于“内在激情的退却”^[26]，肯定一方则指出劳雨燕是顾明笛的“理想爱人”，顾明笛在她身上寻得了“心底的安稳”^[27]。以笔者之见，前者不免忽视了那个场景的意义：从踏上北去列车那一刻起，行动之于顾明笛便不再是手段，而是上升为一种目的；不再是为了填补精神的匮乏，而是行动中的人与爱融为一体。那带有冲决色彩的行动本身已是一份爱的宣言。阿兰·巴迪欧说得没错，尽管“爱的宣言总是充满着危险，并且往往带有某种令人怯场和令人担忧的成分”，但“宣布爱情，也就是由相遇事件慢慢过渡到某种真理的建构过程的开端。用某种开端，把相遇的偶然固定下来”^[28]。他的意思是，我们要通过某种肯定性的行为来克服偶然，使相爱成为相遇者的宿命。所以，这里的关键也就不是如何评骘顾明笛寻找劳雨燕的举动，而是我们是否具备对这一偶然做出肯定的能力。倘不具备，寻找劳雨燕等举动就会被目为不成熟、幼稚、孩子气，进而关联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抒情和表演”^[29]。巴迪欧曾反复谈论起马拉美掷骰子的思想。恋爱的相遇亦如掷骰子，设若无法在骰子掷出的那一瞬间便肯定偶然，肯定这一举动里包蕴着新人的可能性，那么偶然也会被时间所吞噬。至于新人，则无论有着什么样的情形都会被轻易地打发；反之，命运的必然在偶然的瞬间被肯定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专属于它的肯定^[30]。

▲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今道友信：《关于爱》，徐培、王洪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三城记》是一部成长小说，更准确地讲，它是一部“艺术家成长小说”，书中的故事或许是“一场未曾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的旅程”，但这也恰似约斯特在《比较文学导论》中为教育小说（成长小说）下的那个定义：“教育小说只是一种‘前小说’，只是小说的前言。到了教育小说结尾时，主人公才武装起来准备投入人生的战斗，准备在他自己未来的小说中生活下去。教育小说绝不表现某人一生的各个重要时期，也不详述他如何完成他的使命。结局只是临时性的；小说的结尾正是主人公活法的开端。”^[31]这个开端，正是阿兰·巴迪欧所谈论的“某种真理的建构过程的开端”，是小说尾声部分顾明笛作为一个“新人”的开端。

二、从顾明笛到孙鲁西

从2018年起，张柠教授接连推出四部长篇小说，其中除了有统称“青春史三部曲”的《江东梦》《春山谣》《三城记》，还有一部“难以阐释的神奇作品”^[32]《玄鸟传》。“青春史三部曲”的叙事始于20世纪30年代，讫于21世纪之初，作者依次写到顾明笛的祖辈、父辈以及顾明笛自己的青年时代。关于成长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学者孙胜忠有过这样的判断：“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认为‘年轻人就是现代性本身的形象’……因为‘现代性的核心矛盾’就在于‘现代性是一种永恒的过渡状态’……年轻人能够使现代性的本质属性——革命性和不稳定性得以实现，但自身的能动性和易变性又是必须要克服或驾驭的，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和任务：社会化……于是，年轻人求新、思变的特征和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张力。对这种张力的再现和阐释需要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这可能是成长小说应运而生的原因之一。”^[33]倘若把20世纪看作现代性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百年，以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年轻人）切入到对这一历程的再现，成为一种“青春中国”的历史叙事，这无疑也是“青春史三部曲”的高明之处：它的史诗性和现实感均由成长小说的形式赋予，而透过小说涉笔的这三个时段，我们亦可管窥这百余年来的时代精神、社会形态乃至国民思想的来龙去脉。

《玄鸟传》所以“难以阐释”，书中涉及大量宗教、哲学、历史的知识是一个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部小说与《三城记》存在着大量形式的相似，而我们又无法因此将它归入成长小说。熟悉《三城记》的读者应该清楚，顾明笛的漫游分两方面，其一是这个人在“北上广”三座城市的漫游，其间他为了调查沙漠污染，还曾远赴西部武威，小说最后，顾明笛的行脚已然下沉到河北的某个农村。其二是顾明笛在其内心世界的漫游。使他的生活犹如迷宫的是两种愿力的合谋：更新自我（自省）、思考他人评判（他律），顾明笛往往无法区分两者，于是，指引也就没有导向得救，而是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但在《三城记》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顾明笛更新自我的愿力是真诚的，他在践行这一点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与代价。因此，等到他抛开众口铄金的言辞，让反省真正变成反省，不再陷入丐词的迷宫，这部小说的文体便从“漫游小说”过渡为“成长小说”。孙鲁西的漫游与顾明笛极为肖似，他也在人间频频受挫，以至于笔者阅读这部小说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玄鸟传》好像捅破了《三城记》的窗户纸，顾明笛也思考问题，也遭遇困境，但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他去解决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一旦将这个人生阶段性的困境演绎为一份超时间性的生平履历，顾明笛就变成了孙鲁西。

两者的相似首先是他们都出生在一个仓廪丰实之家。顾明笛生于上海，爷爷顾星奎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入职花旗银行，外祖父竺燕生也是在年轻时就来到上海经商。母亲竺秀敏通过做户外用品的生意在上海置下新房，单位分配的旧房留给了顾明笛。顾明笛从上海农学院毕业后顺利接了父亲的班，进入东山公园管理处做一名干事。反观孙鲁西，他的父亲孙长戈十六岁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最后留在南疆的某座海滨小城，也就是书中虚构的“海滨县”，孙鲁西出生在此。新中国成立后，孙长戈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公安局侦查科科长，海滨县县长、县委书记，后又进入省委组织部工作。请注意，在两部小说中比比皆是的思想辩难（最明显的例证是穿插于小说的副文本：顾明笛的书信、日记、忏悔录，孙鲁西的《玄鸟录》），其现实前提在此一端：生活优裕，而后精神出现疑难；反过来说，两个人之所以都能心无旁骛地投身某种精神性事业，也完全是出于他们无须为生计发愁。顾明笛与孙鲁西求学阶段选择的都是哲学专业，又都因为毕业论文不符学术规范而肄业。孙鲁西被分配到某家国营制药厂，顾明笛前往广州投奔朋友创业；孙鲁西到制药厂后承担宣传工作，经过一个月蹲点，他写出的是一份揭露工厂黑幕的调查报告，读博以前的顾明笛则是在《时报》工作时就前往西部调查过沙漠污染问题。这两件事的收场也是相似的，两人都被勒令停职检查。实践的受挫令孙鲁西转向独善其身，他顿悟到“独善其身”就是要练习道教的吐纳术和辟谷术；至于顾明笛，故事开篇他便跟随着精通谶纬之学与道教养生的“乌先生”学习打坐和调息。

▲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孙胜忠：《西方成长小说史》，商务印书馆，2020

孙鲁西先是报名参加“气功健身班”，随后“独自一人开始了更深层次的修炼”^[34]，同时也开始撰写他的思想札记《玄鸟录》。随着修行愈发深入，孙鲁西尝试捕捉天籁，却是因之走火入魔，游荡到邻省的某座城市，被送进收容所。顾明笛是入学后便在他人纷乱的言辞中“思维混乱不堪，支撑着他的信念与理想几近崩溃”^[35]，直至发展为精神崩溃，校方将他送进安定医院。无论是练气功走火入魔，还是焦虑学业到精神崩溃，两者都是主人公过分远离现实生活的一帧缩影。离开“三八制药厂”后，孙鲁西凭借父亲的关系调入省电视台，工作是编剧本与拉赞助。编剧本孙鲁西在行，拉赞助则一窍不通，后者仅被他视为“体验生活，认识一下市场经济的冷漠无情和资本的滑稽嘴脸”，所以很快也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漫游。下面这个不乏戏剧性的场景显示了他在这个社会是何等格格不入，火车站一位乘务员拦住了他：“同志，你必须预先确定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一座城市？你不可以漫无目标地行走。确定旅行目标之后，你必须预先思考和选择，要乘坐什么样的座位：软的座位还是硬的座位？接下来，你还必须预先在站着、坐着、躺着这三种姿势里进行选择，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票价，而且位置的坐标点也不相同。这才算完成了你登车之前的程序。车站、轨道、运行的列车，是一个有严密逻辑的网络，人必须服从这个网络的理性。”（翻译一下：凡是一切无助于迅速抵达目标的行动都是徒劳的）乘务员的话带有作者夸张的色彩，但我们也借此知道，孙鲁西此次漫游的目的地，不过是他随手在地图册上点出的地方。

除了追求一种精神性的生活，漫游也是两部小说一贯的底色，统观二者，即贺绍俊所言“主人公的精神旅程才是这部作品的主题”^[36]。顾明笛的漫游已为书名揭橥；对孙鲁西而言，远行贵州前他还曾思索过一阵“行走的哲学”（恰似开启顾明笛漫游的是“行动哲学”一章），为此他提出五种“心”与“脚”的组合，如心动脚止是胡思乱想，脚动心止是行尸走肉，心脚逆向是苦刑流放，心脚同向是寻访朝圣；孙鲁西又以自己的出走践行了心脚自由的漫游。前文提到《玄鸟传》捅破了《三城记》的窗纸，笔者的意思是，《三城记》里实际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倘若顾明笛不曾遇见劳雨燕呢？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他将追随错误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永生永世在“成长之途”徘徊。《玄鸟传》坐实了这一可能性。孙鲁西也是在贵州漫游时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苗蔓，苗蔓绝非“理想爱人”，所以两人的结合不仅没有让孙鲁西走进安稳的家庭生活，反倒是开启了他的第二次出走（这一次是“沿着六祖慧能当年逃离黄梅南行的线路”逆向而行，前往鄂东黄梅县五祖寺“朝圣”）。在小说尾声，孙鲁西还与他的连襟萨依山自驾前往撒马尔罕。《三城记》作为一部成长小说的根底，是顾明笛与劳雨燕的结合昭示着一种新人的可能性。爱消除了顾明笛内在疑难，也开始成为其行动的自足理由，这一源出于爱又指向爱的行动让我们对顾明笛的未来抱有期待。漫游仅仅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阶段，可是对于永远都在路上的孙鲁西，恐怕就无法如此乐观。

《三城记》是一部在成长几无可能的年代书写成长的成长小说，《玄鸟传》虽然带有成长小说的形式，却是一部关于沉溺幻想、成长终不可能的寓言。关于寓言，安东尼·伯吉斯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小说是建立在人生变迁的原则之上的艺术。除非能够表明主角或人物有道德改造、智慧增长的可能性，创作小说其实是意义不大的……如果小说不能表明变化，只是说明人物性格是固定的、僵硬的、不可洗心革面的，那就离开了小说的领域，而步入了寓言或讽喻的范畴。”^[37]张柠对顾明笛的叙述止步于一个无法预料的瞬间（顾明笛是留在河北，还是重新回到北京完成未竟的学业？），但读者毕竟能对他抱有期待。留在河北还是重回北京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顾明笛将在未来的日子成长为一个新人。反观《玄鸟传》，作者首次在他的小说里设置了“尾声”环节，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传主孙鲁西，至今毫发无损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G市，在母亲身边。他依然耽于书本、耽于奇思异想，依然是个幻想家，依然每天在阅读、写作、思考、做梦、神游八极。”读者透过孙鲁西的眼睛看到的，恰恰也是巴赫金为漫游小说下的那个定义：漫游小说的世界是“差异和对立在空间上的毗邻；而生活则是各种差异对立状态的交替，如成功与挫折、幸福与不幸、胜利与失败等等”^[38]。“依然”显示的是某种“不变”，如孙鲁西的性情不变，他的追求一以贯之，“时过境迁，孙鲁西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少年时代的遗留问题：既不能在天空中飞翔，又不能在海水中畅游，我们只能终老在泥土和石头上吗？”在类似《情感教育》的这个结尾，孙鲁西依然没能找到他的答案。

三、作为“考验小说”的《玄鸟传》

伯吉斯对小说和寓言的界分，恰似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考察的4种小说类型：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传记小说、教育小说。漫游小说以主人公在世界里的运动展现了空间的多样性。由于历史时间尚未进入这一文学类型，这个世界是静止不动的，在漫游小说中我们只是看到了图案的变幻，却看不到时间自身的绵延；漫游小说呈现的生活在考验小说这里发生向内转运动，考验小说的作者第一次洞察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尽管主人公依旧不断遭逢事变，但这些事变乃是为了“考验他们的忠诚、英勇、果敢、品德、情操、虔诚等等”^[39]；传记小说将漫游小说与考验小说关注的“非常事件和非常境遇”^[40]，拉回到“任何人生道路皆备的基本的、典型的因素”。以上三类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情节、布局以及整个内在结构，都从属于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主人公形象的稳定不变性……主人公在小说的公式里是一个常数；而所有其他因素，如空间环境、社会地位、命运，简言之，主人公生活和命运的全部因素，都可能是变数”^[41]。主人公是常数（固定不变的人物形象）还是变数（“成长着的人物形象”），乃是区分教育小说与漫游小说、考验小说及传记小说的关键。对另外三类小说而言，固定不变的人物如同射线的原点，它是小说情节铺展之前提；这一点对传记小说尤其如此，传记小说的主人公看似在成长，但这种成长也只是如射线一样是对其死亡的逼近；唯当主人公成为小说的变数，“时间进入人的内部”^[42]，教育小说才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王之光译，译林出版社，2016

旨在进一步澄清四类小说的差异，巴赫金又提出三种小说时间类型：贯穿漫游小说与考验小说的是“传奇时间”，它表现为时态用语“那一瞬间”“下一瞬间”“提前一小时”“到了第二天”“早一秒钟”“晚一秒钟”，为此类措辞切分的是一个又一个有如扭动万花筒变换的场景。传记小说对应“传记时间”，它关注人生道路的各个阶段，如“出生、童年、学生时代、结婚、人生命运的安排、劳动和事业、死亡等等”^[43]，因此更切近普遍性。第三类时间是进入主人公内部的“历史时间”。“传奇时间”或“传记时间”的核心是“事件改变着他的命运，改变着他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但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则一成不变、依然故我”^[44]，“历史时间”与之相反，它强调个体和世界的交互影响。《玄鸟传》里不存在“历史时间”，譬如我们不知道孙鲁西的年龄，小说对此类“细节”往往一笔带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孙鲁西”）。设若“玄鸟”暗示孙鲁西的幻想，“传”是纪实之谓，那么也无妨说这部小说的时间是“传奇时间”与“传记时间”的叠加，而两者均不表现孙鲁西“从青年经过中年步入老年的运动”^[45]，它只是对其思想历险的一种记录，如自由与必然、灵魂与肉体、务实与务虚、劳动异化与资本批判、介入生活与独善其身、父辈与子辈、行走的哲学、道教的肉身实践等。《三城记》当然也牵涉这类思想问题，但顾明笛的思考扎根于生活的实感经验，问题的接踵而至也呈示出逻辑性的层级与关联，孙鲁西思考的问题则五花八门，它们更像是“一系列互不关联的瞬间”^[46]——这种思想辩难的瞬间，正是“传奇时间”观照的的对象。

巴赫金认为，凡属考验小说，皆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情节，“考验小说的情节向来建筑在背离主人公生活的正常轨道上，写的是非常事件和非常境遇”^[47]；其次是时间，历史时间为传奇时间淡化，“由背离历史和生活进程而形成的情节特点，决定了考验小说中时间的共同特色：它无法进行真实的测量计算……也丧失了历史的限定性”^[48]，与此同时，历史时间的现实性又向内转至人物内心，“考验小说在运用时间范畴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心理时间……这一时间具有主观的直感性与绵延性（在描写险情、焦急的等待、炽烈的欲火等的时候）”^[49]；最后是对世界的描绘：“世界无力改变主人公，它只是考验主人公而已；而主人公也不影响世界，不改变世界的面貌；主人公只是经受考验。”^[50]综上所述，巴赫金最后得出结论，“这一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是徒劳无益、没有创造力的”，但“考验思想所具有的布局力量，有助于深刻而有效地以主人公为中心组织起各种不同的素材，把紧张的惊险性与深刻的问题性以及复杂的心理感受结合在一起”^[51]。将顾明笛参与的工友夜校和孙鲁西提出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劳工互助计划”对比一下，即可看出张柠是要借孙鲁西来做一次“实验”，亦即他要把现代知识分子所能遭遇的一切困顿施加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在《玄鸟传》中一面改写了现实主义的逻辑，一面又擢升了想象力的高度，两者的叠加意味着把如实叙写的逻辑与奇迹的逻辑结合起来，通过减少现实逻辑运作的时间，从而以另一种形式抵达真实。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玄鸟传》是寓言而非成长小说，更准确地讲，它步入的是“考验小说”的范畴。

寓言的主人公不具有“道德改造、智慧增长的可能性”^[52]，是以伯吉斯认定寓言的重要性在小说之下，而巴赫金则并未因考验小说的主人公“业已定型而不变化”即简单地否定这一文体。按照他的说法，司汤达、巴尔扎克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均在考验小说或其变体之列；19世纪中期以降，“艺术家成长小说”也有力地汲取了这一文体的考验思想。所谓“考验思想”，指的是将一个固定不变的人物安置在一种传奇时间，此时，主人公代表着作家心中抽象的理想人物，如忠贞于信仰的圣徒，忠贞于爱情的男女，忠贞于创造的艺术家，他们面对着“传奇时间”——“事件、险情是考验主人公的试金石”。约斯特的看法因此是正确的：成长小说是一种“前小说”，它不详述主人公“如何完成他的使命”。能够“完成使命”的，显然不是变动不居的“成长中”的人，而是那些已经“兑现”成长，将心性磨炼成熟的个体。所以我认为考验小说存在两种写法，第一种是从主人公的中年写起，即“成长”之后的故事通过“考验小说”的形式来讲述，第二种是从主人公的童年写起，与前者相比，后者虽带有成长小说的形式，此类写法的现实主义色彩已不那么浓郁，毋宁说人物的自我、使命、性情都是先天确定的因素，作为个体，他又是天生的圣徒、忠贞于爱情的男女或矢志不渝的天才。《玄鸟传》中的孙鲁西便属于后者，故事开始时，童年的孙鲁西坐在海边，“幻想自己是高飞的黑色的海鸟。盯着天空看，天空就变成了海，海鸟就像鱼在游泳……翔云潜底，俯仰自如”，小说收尾的场景亦类乎此：他与自己的连襟萨依山坐在海边继续神游太虚。归根结底，“玄鸟”是一种“无待于外”的自由想象。

《三城记》中顾明笛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考验，这些考验是顾明笛人生的必经阶段^[53]，孙鲁西遭遇的试炼更像是来自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毕业前夕，他和导师王明烺就人本主义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唯心思想发生龃龉，孙鲁西不愿妥协，结果是他没有拿到学位证；制药厂时期，因为揭露药厂生产黑幕而被下放图书馆做思想检查；电视台时期，孙鲁西不愿低三下四地求老板拉赞助，又一次退回书斋沉思默想；策划出版阶段，刚刚盈利的孙鲁西不愿遵从审查要求，导致所有图书被查封，公司勒令停业整顿；互助社时期，他再次重蹈此前所有覆辙。总而言之，所有这些“不愿”与其后果，都是“玄鸟”同现实本身的矛盾。这些叙事看上去与通行的戏剧性相似，实际却是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也就是人不可能“无待于外”，事物和人心的界限也无法完全破除。孙鲁西拒绝考虑这一点，或是他从来都不怀疑“玄鸟”的正当性，进而又将“正当性”等同于“现实性”。作者还让我们窥探到孙鲁西在每次受挫后不断进行的反躬自省。只不过，倘若顾明笛的自省指向的是更新自我的迫切要求，孙鲁西的追求便更宏大，他试图更新的是整个世界，如追求灵魂飞升、印证物质不灭、聆听天籁之音、推翻学术权威、从事资本批判、挣脱劳动异化、“跟工人群众一起参与劳动实践”等。这些诉求最后被浓缩为一条格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我们自己。所以，孙鲁西的“反省”恰恰不是“无待于外”，“无待于外”要求的是“反求诸己”，孙鲁西则“反求全世界”。最后，经历了这一系列考验的孙鲁西只是感觉似乎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支配他、捉弄他，“想到自己一腔热情全落空，徒有济世之心，没有济世本领，也没有济世的资本，孙鲁西感到自责和委屈，心里在流泪”。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以上这些考验尚不是《玄鸟传》的重点，这部小说最为惊心动魄的试炼，是孙鲁西与苗蔓的故事。两人最初的相遇发生在孙鲁西漫游贵州途中，但不过萍水相逢，事情过去便忘却了，直到苗蔓来到她心心念念的G市（小说中孙鲁西生活的城市），找到孙鲁西求助。孙鲁西一家热情地接待了这个从边地而来的姑娘，利用关系将她安排到一家医院工作，两人的关系在此阶段突飞猛进，旋即进入热恋。当苗蔓在医院站稳脚跟，她便甩开孙鲁西，和能够向自己提供更多机会的领导孔周南同居了。孔周南投桃报李，苗蔓则在他的指引下成了一个随时在电视屏幕上亮相的公众人物。经受着感情背叛的孙鲁西“又回到了阅读沉思的生活”，然而，孔周南不久即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这迫使走投无路的苗蔓再次向孙鲁西求救。伤愈之后，苗蔓发现自己怀上了孔周南的孩子。在她表露了自尽的想法后，孙鲁西决定迎娶她，生下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孩子。某种意义上，向苗蔓宣布这一决定，也是小说中孙鲁西唯一的一次“妥协”，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最人道的选择，这是最善的选择”，但也是由此开始，孙鲁西开始遭遇最为严峻的考验：半是屈辱半是怀着对苗蔓的爱而给其名分后，苗蔓的孩子顺利出生了，可是苗蔓的心思全不在他身上，孙鲁西的善举首先令她产生逆反情绪，两人婚后的生活“处处保留着孔周南的痕迹”：蓝白双色玫瑰、“登喜路”烟斗、“鸭屎香”单枞以及“孔周南老家客家菜”的烹饪做法，所有这些细节又让原本不确定的孙鲁西生出“万念俱灰的感觉”。

婚后，苗蔓带着孩子孙佑海信了教，正告孙鲁西她自己也要信教。苗蔓的意思很清楚，既然她无法迈过心理上的这个坎，那么她无妨越过自己在人间的恩主，直接向着更高的权威忏悔，祈求神的宽恕（“我愿意真心忏悔，但不是向任何俗世中的人，而是向主悔罪”）；苗蔓的逻辑也异常清晰：只要她选择信教，她便不必继续承担背叛之过，孙鲁西给予的恩惠也得以一笔勾销（“有了更大的依靠，内心不再祈求宽恕和原谅”）。此外，她还可以颠倒那“不平等”的身份，援引经文的权威要求孙鲁西为自己的傲慢忏悔（“你想聊什么？是不是心里不安了？……你的傲慢就是你的深渊。不舍弃，你就只能沉没在黑暗之中”）。苗蔓的心理是扭曲的，奇妙的是这些话竟然真的让心思敏感的孙鲁西觉得“振聋发聩。对那种没有爱的‘智慧’和‘才华’的否定，对于‘仇敌’的态度和爱的律令，如铁锤一般，击打着孙鲁西的灵魂”。毫无疑问，当她摇身一变为一个巧言令色的伪宗教徒时，读者也就看到了两个人感情生活的深渊：倘若由于孙鲁西远未强大到能够承担这一“最善的选择”，心中怀有芥蒂，以此指责他不能一以贯之，自然怎么说都可以，但孙鲁西正是在苗蔓声言“大不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找孔周南”后，才情急之下做出迎娶的决定——他是为了救下两条生命。所以，他哪里又有什么傲慢呢？从婚姻生活败下阵来的孙鲁西只能再一次回到沉思默想的生活，他凝视着镜中衰老的自己，“心头掠过一丝悲凉。这不还没开始吗？怎么就老了呢？”这个细节也使我们回想起前文引述关于考验小说的判断：“事件考验主人公并催其老。”

《玄鸟传》涉笔孙鲁西面临的诸种考验，其中最关键的考验就是他与苗蔓的相遇、相知、相恋、由爱生恨、恨却须臾不可分离、聚又互生怨怼的情感纠缠。考验的根底毋宁说是这部小说里始终存在着两种关于爱的言说：一种是信仰的爱，“不是智慧和才能，而是爱，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对方的爱，绝对的爱，爱他们的全部和一切，包括爱他们的缺点。对于一个没有爱的能力的人来说，这犹如面临深渊。因此害怕而恐惧”，所以苗蔓认为爱是艰难的。一种是行动的爱，孙鲁西也像顾明笛那样义无反顾地寻求自己的“理想爱人”，所以他认为爱并不困难。吊诡之处在于，孙鲁西的言说遮蔽了他的行动，苗蔓的行动又否定了她的言说。尽管后者强调了爱之于智慧、才能与善举的必要，但当我们试图接纳这一结论，又会因她的所作所为警觉这不过是一时诡辩。爱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孙鲁西从未下定决心离开苗蔓即是证据；但也正是在这些天人交战的时刻，作为一部“考验小说”，《玄鸟传》无愧于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评价——“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54]■

（徐兆正，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注释】

[1][17][25]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463、463、435-436页。

[2]丁小龙：《当代城市文学的新收获——评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向迅：《中国城市文学书写新变——以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为例》，《写作》2020年第3期；程志军：《张柠〈三城记〉的城市经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7期。

[3][4][10][14]岳雯：《主体未完成——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文学报》2019年2月28日。

[5][13][18]杨晶：《〈三城记〉：“未完成”的“断章”》，《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6][11][23][26][29]刘大先：《过剩的经验与过于理性的个体——〈三城记〉与后启蒙时代的精神成长问题》，《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7]翟业军：《一个“白痴”，在反本质的城市里游荡——张柠〈三城记〉读札》，《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8]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载《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215-217页。

[9]转引自孙胜忠：《西方成长小说史》，商务印书馆，2020，第58页。

[12]杨世海、朱永、李已尧：《世界文学的眼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现象——张柠〈三城记〉三人谈》，《美与时代》2019年第9期。

[15]云也退：《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157页。

[16][38][39][40][41][42][43][44][45][47][48][49][50][5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233、216、217、221、229、230、224、229、212、221、222、222、222-223、223页。

[19]张柠：《小说的基本要素》，《天津文学》2016年第1期。

[2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一版序言第3页。

[21]孙胜忠认为：“德国成长小说的浪漫色彩多于批判意识，主人公在同社会的交往中收获的是‘经验’，而不是独特的自我，不是由天真的青少年走向具有独立意识的成人，而是成为顺应社会的人。因此，成长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教化功能，其主人公最初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自然也就有一种依赖心理，而最终也没有发展出稳健和独立的个性，依然习惯于依赖社会权威。这样的小说有利于培养温顺的公民。”孙胜忠：《西方成长小说史》，商务印书馆，2020，第44页。

[2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22页。

[24]行超：《一个时代的“新角色”——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朱永富：《行动哲学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重生——评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丁小龙：《当代城市文学的新收获——评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27]行超：《一个时代的“新角色”——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28]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74-75页。

[30]这一分歧也使笔者想到《关于爱》一书最后近乎雄辩的回答，在今道友信看来，尽管这个时代有诸多缺憾，爱仍要“对这个世界的不足挑战”，“爱的存在事实是人对世上不完善状态感到不满足，要求将其完善而行动的心情表现”，至于人，则是“通过爱来预感超越的一种形而上学之存在”。今道友信：《关于爱》，徐培、王洪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122-123页。

[31]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第175页。

[32]王威廉：《人类终将再次变成玄鸟》，《花城》长篇专号2021年秋冬卷。

[33]孙胜忠：《西方成长小说史》，商务印书馆，2020，第4-5页。

[34]张柠：《玄鸟传》，《花城》长篇专号2021年秋冬卷。

[35]张柠：《三城记》，《当代》2018年第6期。

[36]贺绍俊：《〈三城记〉的文学理论》，《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37][52]安东尼·伯吉斯：《引言——再吮发条橙》，《发条橙》，王之光译，译林出版社，2011，引言第3-4、3页。

[46]孙胜忠：《成长小说体裁考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年第1期。在这篇论文里，作者比较了“考验小说”（他称之为“历险小说”）与“成长小说”的不同：“从静止与运动的视角来看，历险小说与成长小说之间的关键区别涉及一对古老而备受争议的哲学概念——‘存在与发展’（being and becoming），……以存在与发展之间的概念差异来观照历险小说与成长小说可以使它们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晰：历险小说将生活作为一种存在来体验，而成长小说则把生活描绘成发展；历险小说中的生活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瞬间构成的，而成长小说则视生活为‘一根链条上互相紧密联系的一系列链节’；一个隐含着‘偶然’，另一个则暗示着‘秩序’，即有规律可循的意思。”

[53]“人生就是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度过的。所谓‘考’，就是‘拷’和‘烤’，用烤灼乃至拷问、拷打的方式来‘试炼’你。通过试炼的人，就是成功者，否则便是失败者，等待他的将是更残酷的‘烤’和‘拷’。父辈们一生只要通过一次试炼就行了，高考一考定终身。到了顾明笛这一代，考试的时段拉长了，次数增加了。向前，中考也变成大考，老师和家长都如临大敌，因为读什么高中，就决定了读什么大学。向后，有各种职业考试，教师、律师、医师、厨师、心理咨询师、工程师。考研也是一次大考，它将再一次改变命运和人生轨迹。顾明笛没有考研，而是走了一条捷径，在职读研、拿学位。现在，顾明笛再次面临大考，考博，而且是考一个自己没有学过的专业。”张柠：《三城记》，《当代》2018年第6期。

[54]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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