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塑劳动者生活

20世纪以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合使社会出现革命性进步，技术创新不仅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是创造了一种快捷而高效的文化。

对劳动者而言，技术也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数字化和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工作条件、工作过程、工作内容和劳资关系，很多人告别传统的就业方式，转向灵活就业，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等。

孙萍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平台经济、数字劳动。据孙萍介绍，目前，中国的互联网灵工就业人口已经达到两亿，在未来的五年之内，可能会达到5-6亿。这也就意味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三个中国人当中，就可能会有一个人的就业受到影响。 

在她看来，中国互联网的腾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人们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都被技术包围了，似乎很难感受到技术的边界，互联网发展之快令人惊讶”，孙萍说，以至于现在出门如果没有手机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丢失了自己。

近年来，孙萍多有关注中国的“数字底层”。为此，她和团队做了许多受到互联网深刻影响、话语权却特别弱的群体的研究，包括快递员、外卖员、家政工等等。

最近，孙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外卖骑手的书，她观察到了一种叫“过度劳动”的现象。孙萍总结，尽管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把零工经济当作一种生计，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当做一种可以长久从事的工作。具体而言：

首先，他们认为这种工作不具有可持续性，即没有职业发展，因此很多人的工作非常碎片化和分散化；第二，骑手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非常高，尤其是在算法的管理下，存在“越跑越快”的问题，具体路程所需的时间跟地图上显示的有差别，这些问题会让很多骑手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所以他们也不会把它当作是长久的工作；第三，城乡问题。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也许都存在这种不平等的扩大。在中国的语境下，可能是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的问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语境下，可能是媒介素养或技术素养的问题。例如，大家下载应用程序后并不知道相关的操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只是需要挣钱、满足生计而已。

孙萍强调，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需共建技术素养、媒介素养，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而不是将不懂技术的人排除在外，并以此榨取劳动价值。”

• 民间部门的数字化进程

当前，人类社会已然进入数字化时代，但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的发展并不均衡。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往往比较弱；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也大有不同。

以慈善部门为例，据TechSoup联盟项目发展副主席，世界经济论坛议题贡献者Christopher Worman多年来的观察，当前，大量慈善组织缺乏数字能力。“当世界向数字化转型时，民间部门可能会被抛在后面。而它们是支持弱势群体、支持人类尊严的部门，（因此，它们也迫切需要数字化）。”

在一次全球调查中，Christopher发现，首先，慈善事业中最关注的弱势社区，往往缺乏他们所需的技术。疫情期间，全世界都需要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的服务，然而，最脆弱的社区由于难以获取网络资源，因此，民间社会为这些弱势社区提供的许多服务在疫情期间不得不被中断；第二，在过去十年中，数字化进程在加速，而美国却只有0.04%的慈善资本涉足数字化领域。考虑到这一点，弱势社区则可能更难以享受数字服务。

如Christopher所言，慈善组织数字能力的缺失或对其服务的弱势社区带来直接影响。例如，疫情期间，如果社区能利用数据库进行管理，掌握社区居民的进出、活动轨迹等，就能够主动地控制社区内疫情的发展。然而，很多社区没有足够的数字化技术和资源去应对。

据Christopher介绍，爱尔兰有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创立之初无法获得工作所需的技术。因此，Christopher和团队帮助他们以需要的方式捕获工作当中所需的数据。目前，爱尔兰众多社会服务组织都在使用这个工具，当这些机构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的数据后，他们可以坐下来，代表社区与政府进行交涉；他们可以把基层的、实时观察到的细节传递给决策者，而决策者们往往无法获悉如此清晰的细节。在Christopher看来，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集体，可以向决策者指出问题，提出明确的需求。他认为，这个案例体现了在数字化世界中，如何通过充分利用技术来发挥集体智慧。

当前，世界各地出现越来越多争论，话题有关“技术的挑战，技术乐观主义、现实主义”等等。例如，如果人类意识到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的威力和潜力，就不能不对这些力量被滥用的可能性而感到担忧。

又如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提到：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孙萍总结了技术的一些负面性问题：一是关于技术黑箱的问题，大家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可能某些技术非常有用，但很多人都担心不知道怎么操作，也不知道它背后的算法是怎么编辑出来的；其二，隐私的问题；其三，商业化的问题。例如，很多软件会生成用户画像，进而引导消费行为，它会精准地给用户推送各种各样的商品。“越来越多人担心，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数据的掌控权，因为很多数据掌握在平台公司，而非个人的手中，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持续数字基础设施联盟SDIA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席Max Schulze来自德国，他在技术部门工作了超过15年的时间。Max意识到，技术本身是有负面影响的。然而，目前人们只是大喊：“数字化对社会有影响，对环境有影响，是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要用数字技术解决地球上的每一个问题”，对于技术的负面性却谈论的不多。

Max认为，对于技术的应用，我们需要权衡后果，需要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能会导致哪些长期后果，并将与技术相关的事宜纳入讨论范围。

在Max看来，目前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在哪里设置技术的限制，而是我们允许软件录入什么数据，这可以归结为透明度。“如果你有来自整个供应链的数据，进入软件终端，你就可以准确地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关注。软件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并且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这就是软件在气候变化中发挥的作用，它让系统性的变化成为可能。”

Max强调，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除了看到技术的力量，人类本身更不应被忽视。“人们仍然需要改变，这种改变是软件永远无法取代的。”Max同意技术带来的好处，技术、数字化会解决很多问题。然而，他也非常怀疑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软件解决的想法。“我们不要忘记，改变始终是由人创造的，为民众赋权不容忽视，因为软件还不能创造软件。”

为什么说技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按孙萍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技术，它的可供性、架构其实跟我们想的并不一样的。坐在办公室里编程序的程序员，和一个走在大街上，骑着电动车，在风中呼呼地跑，随时有可能出现交通事故的外卖员，实际是不对等的。

Max则强调：“让我们对录入软件的数据设定边界条件，而不是试图对软件设定边界条件。”

实际上，（跨越技术的边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对此，Christopher指出，目前，民间社会正大力推动，要把各行动方重新划入边界当中，不得跨越技术的界限。他们还在探讨如何做出适用于当下的技术选择，以及如何进行监管。

有人曾把大数据比喻成火，最初人类发现火的时候喜欢火，“它是温暖的；它有实用性，可以煮熟食物，在晚上驱赶可怕的动物。”后来，人们却会说：“哦不，我被火烧伤了。”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洪流下，社会在发生巨大转变，但人类还无法理解它所有的影响，（就像从前不能完全看到火带来的影响一样）。

当前，我们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性，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当我们正视“技术鸿沟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技术的边界、控制权和所有权之争”等挑战时，民间社会、尤其是慈善事业能做些什么？

Christopher指出，数字化在创造新的工作，然而，谁来承接这些工作呢？全世界有数百万个工作亟待填补，但人们尚没有胜任这些工作的技能。因此，当这些转变发生，并产生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影响时，我们需要一个部门站出来说：“等一下，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民，不要忘了他们的尊严。不要忘记我的母亲，她几乎不知道如何使用谷歌”，他们需要被照顾，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这始终会是民间社会的工作。慈善事业应该思考和学习，来迎接这个时刻的到来。尽管目前，它们可能并不拥有这些技能。”Christopher说，我们必须要努力提高慈善部门的声量，考虑数字鸿沟和数字公平等更长远的问题，因为如果一半的人被排除在技术之外，理想效果就不会实现。

具体而言，Christopher认为，关于数字贫困和数字公平，在许多人被忽视、并被技术抛弃之时，慈善事业可以介入的一点是，帮助每个人获得足够快捷便宜的网络连接，推动相关政策改革，保证参与数字化经济的安全性，让更多人有机会获得工具、技能和软件，成为数字技术的积极使用者。“我们必须达到数字公平，使所有人能够参与、学习并被赋权。”

Max则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要从软件对人的实际影响上进行考量，去研究技术如何指导这些工作，以及它是如何管理的。在Max的从业经历中，他看到，很多公司在开发软件时，人的权益并不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开发者可能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这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把对人的思考加入到软件设计当中。

此外，在与慈善组织共同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Max认为，透明度是第一要务，关于技术或软件如何做决定，用什么数据来做出这些决定，（开发者）需要提供更多信息。目前，大部分科技公司都拒绝提供这些信息，因此，动员民间社会和公众（推动透明度的提升）尤为重要。

第二个建议是教育，比如（告诉大众）社会中数字技术如何被应用，以及数字化对社会有哪些影响。现在更为重要的是对监管者、决策者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的工作是要设定边界条件，如果他们不了解正在面对的事情，就无从下手。“我真的很担忧糟糕的监管，一方面我希望出现更多的软件；但如果监管效果不佳，软件要么会因出现错误而被关闭，要么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即永远没有监管，那时我们就将被全球（头部）科技公司所统治。”

European AI Fund总监Frederlike Kaltheuner的工作主要是与监管机构和政府合作，在她看来，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很少有独立的专家能够为公众利益说话，并指出如何做出有针对性的技术决策。“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在监管方面没有既得利益的专家，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监管。”Frederlike说。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NGO和其他的社会企业加入了关于技术慈善或者技术赋能的项目当中。作为一名学者，孙萍非常愿意产学联动。“我们可以支持一些调研和研究，（将结果）反馈给合作方、跟我们相关的社会企业、共益企业或是媒体，再去进行社会性发声，让更多的人了解现状，明白我们应该去改变，这也是目前很多学者正在推进的”，孙萍说。

总而言之，如罗曼·罗兰所言，善良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行为。技术的前景不可限量，技术的边界却要慎重考量。

只有“科技向善”成为共识，技术被纳入法律和伦理所构建的社会体系，人类社会才能朝着更加先进、文明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