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olity出版社问我是否愿意写一本名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立论》的书时（译者注：据Wikipedia，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社会政治性的财政转移政策建议，在这种政策中，特定人口中的所有民众都会定期获得由政府支付的法律规定的、平等的财政拨款，而无需进行经济状况调查。基本收入可以在全国、地区或地方实施。如果该水平足以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即达到或超过贫困线），有时被称为全额基本收入；如果低于该数额，可称为部分基本收入。由于其历史渊源，有些人将其称为“乌托邦”），我犹豫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位存疑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位全力倡导者。最终，我决定从民主制度发展和人文主义治理（译者注：据Wikipedia，人文主义，即humanist是一种哲学立场，强调人类的个人和社会潜力与能动性。它认为人类是严肃的道德和哲学探索的起点）的角度提出一个立论，这个立论将不同于将基本收入作为一种扶贫政策，即用基本收入来应对危机，补偿自动化或不平等的观点。在我看来，后者并没有对（基本收入的）关键制度创新和伦理问题给予应有的充分关注。民主人文主义的立论将基本收入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发展民主项目的一部分，与放松管制的全球化中的激进自治平台不同。

它帮助我们估量了两个更高层面的现实状况：首先，以承认个人基本独立性的方式提供共享服务、财政资源和技能机会，对于扭转滑向对立面的趋势至关重要，在后一种状态下，新的行政手段对个人管理的触手越伸越长。其次，保持人性化也取决于一些机构的产生，在这些机构中，发展被看作一个共同的、关于民主的挑战。因此，相较于一种再分配的形式，我将基本收入看作朝着更人文主义治理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我也认为这涉及到更复杂的伦理承诺和制度能力。

在更广层面上，我希望通过对我的怀疑的清晰表述，能有助于说明，在没有对其理由达成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支持基本收入是可能的。这有助于克服以“支持基本收入一定是支持自由论（libertarian）”为中心的论战。基本收入的合理性可以在更广泛的政治和制度转变中找到，其性质应该使我们认识到，旧的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过于简单化，转移了人们对人文主义治理为什么在伦理上有吸引力和更有效的深层原因的关注——露易丝·哈赫

书名：《全民基本收入的立论》（The Case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作者：露易丝·哈赫（Louise Haagh）

页数：140页

出版社：Polity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年

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将基本收入与更广的社会目标和经济改革联系起来思考？将更广泛的目标纳入思考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基本收入体现了在福利（制度）和经济（体制）中的人文主义设计：它的设计是为了以一种持续和尊重独立性的方式，支持一个人的独立和生存。因此，我们需要考虑作为其支持基础的背景是否与这一基本特征相一致或冲突。将人文主义的基本收入——即终身的和个体化形式的基本收入——纳入视野，有助于避免两种形式的混淆。

第一种混淆与作为基本收入支持基础的发展模式有关。具体来说，我们应注意不要把与全球化相关的不确定性作为必要或支持的背景。全球化不能成为证明基本收入合理性的背景。将全球化合理化的一个风险是，基本收入会成为一个锚点，证明现有的、与基本收入设计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和平等主义（译者注：egalitarian，据Wikipedia，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学派，它以社会平等的概念为基础，优先考虑所有的人。平等主义学说的一般特点是认为所有人类在基本价值或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价值与规范相悖的做法是合理的。

人文主义民主主张中关于机构形式和经济管理的方式，直接标志着它与自由论的不同。左翼自由论者与右翼自由论者的区别在于，左翼自由论者希望获得更高水平的基本收入，即使不是一开始，最终也将是这样。另一方面，右翼和左翼自由论者对基本收入的论证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把全球市场模式分别作为一个事实或一件好事（a fact or a good）。左翼自由论者认为基本收入是代替战后“稳定地位”（ ‘stable positions’） 秩序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应该接受基本收入足以产生稳定地位，要么说稳定（收入和职业）地位是一种过去的价值。左翼自由论者认为尽管需要明确的限制，社会福利的底线是必要的。而右翼自由论者认为，社会化的福利违背了个人通过市场索取资源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意味着左翼自由论者对使用竞争经济作为发展模式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右翼自由论者则认为竞争经济是毋庸置疑的好事。

经典的左翼自由论者对基本收入的认可是 "通往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他们认为基本收入使社会能够跨过一座桥，进入一个家长式权威受到限制、休闲占主导地位、与为 "外部奖励 "工作相关的疏离感消失的状态。然而，这种说法是否将基本收入的价值和背景定位在足够广的范围内？左翼自由论似乎赞同由在打造多元的生活方式上的高度个体自决，以至于掏空了集体治理，左翼自由论过度强调了全球经济中的个人权力。对直接交易和选择的强调使得社会照顾过于依赖个人道德。

范·帕里斯（译者注：据Wikipedia，Van Parijs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以无条件基本收入概念的倡导者和主要维护者而出名，并首次系统地处理了语言正义问题）的四管齐下的正义框架假定，世界是我们发现并包装起来的（the world is one we find and parcel out）：资源就像一艘亟待被瓜分的沉船，工作天然是稀缺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礼物分配机器”，而生命是一个时间档案（译者注：据milestonesys.com，time profiles是由管理者定义的时间段。可以在创建规则时使用时间档案，例如，指定某个动作应该在某个时间段内发生的规则）。在这种语境下，国家的基本工作是确保公平分配现有的东西，匹配人们的时间档案。在此基础上，范·帕里斯将基本收入与效率和个人责任放在首位，这就给了基本收入一个核心的、明确的证明市场合理性的角色。

我基于不同的理由来支持基本收入：我思考的出发点在于经济发展是如何动态地根植于人类创设的制度和计划中的。因此，在优先考虑人类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共同关心的是作为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基础的制度形态。在此之下，人类生活的经济学不是关于平等的时间档案，而是关于发展保障的平等价值（about the equal value of developmental security）。基本收入代表了发展保障的一个方面，其必与（发展保障的）其他方面相联系。

更具体地说，民主人文主义关于基本收入的立论，将基本收入视作一种对将竞争作为主要社会关系的抗辩（the democratic humanist case for basic income sees in basic income a mode of contesting competition as the primary social relation）。因此，在民主范式中，对基本收入的承诺应该包括以其他方式对经济进行人文主义改革的承诺。自由交换无法直接产生保护人类发展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经济既不是一个事实，也不全然是一件好事。

更具体地说，民主立论侧重于基本收入的实际方面——也就是基本收入所保护的东西，即终身保障（life-long security）。这意味着这种机制——一种简单的平等支付（作为一套更广泛的保护措施的基础）本身并不是一种正义的形态，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基本收入是作为人类发展伦理而非分配伦理被论证的。这种不同改变了其他论辩的性质。举例来说，人们常基于同为分配性的（being distributive）和针对个人的（targeting individuals），而把基本收入与其它提案归为同一类并放在一起。例如，提出更多看似可接受的版本、或 “先行者”、或 “路径”来通向基本收入。最近一系列通过大众财富基金向青年或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分配非经常补助金（单笔赠款在25,000英镑和50,000英镑之间）的建议开始重新冒头，关于在这种补助金和基本收入带来的终身保障之间做选择的旧有辩论也因此复兴。

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干预措施是不能直接比较的。首先，基本收入与众不同，因为它是经济整体（whole economy）治理中一个接续的结构，非经常性补助金（capital grants, CGs）则不触动经济的本体。其次，基本收入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发展性的结构，而非经常性补助金则不一定会带来个人生活结构的稳定。就其本身而言，非经常性补助金加强了“风险个人内化”的结构（CGs reinforce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zed risk），也即强化了惩罚（个人）失败的价值观，从而加强对个人进行审查和制裁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即使非经常性补助金可以成为集体发展政策的一部分，但这是否是集体发展政策的良好替代方案还不得而知。总而言之，关注制度形态和公共政策如何在人类发展上互相补充，需要对成本和投资回报在信息上有更广博的视角。

把基本收入看作是人类和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可以厘清一些更实际的困惑，这涉及到收入和贫困的含义、自主权、以及社会平等和公共改革，以下是我的思考。

▍收入和贫困

“收入”（income）这个词让人们以为基本收入的目的就是终结就业（employment）或有组织的工作（organized work），或者说给人们“免费”的钱就会消减赚钱和做贡献的重要理由。基本收入的作用恰恰相反，因为它允许个人在赚钱的同时获得补助金。因此，基本收入将消除目前的收入支持系统中不公平的抑制因素——要求人们耗尽所有的储蓄（才能获得补助）。如果我们把有保障的生活看作是一种基础设施，就像道路或互联网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收入如何发挥作用。 

如果反过来，把基本收入看作是对贫困的纾解，使基本收入成为补偿性而非构成性福利范式的一部分，会产生前面列举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在没有足够公共管理的国家推行基本收入持谨慎态度，而对在公共管理发达的社会推行基本收入持反对态度。背后的理由只是重述了根深蒂固的偏见。

“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 ”这个旧有问题适用于公共援助：由于成熟的福利国家拥有经济状况调查的手段，因此目标对象定位和行为条件的谨慎管理是可取的，这种想法就像说因为我们有视频通话软件Skype，所以没有人需要亲自线下见面，或者一切都应该通过电子邮件完成，即使我们知道电话可以减少冲突，因为它不那么正式。和技术一样，行政管理工具和系统也有放大效应。不管是由电脑还是由行政官员来做，撤销生活辅助的威胁都是强制性的。

有人会说前者（即由电脑来做）更糟糕。现代社会技术产生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通过市场进行无意识的治理可以非常迅速地、不知不觉地改变机构的功能。因此，现代社会对政策的构成性规范需要有更多有意识的认知和辩论，这样才能对变化进行相应的筛选过滤。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19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