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a社会创新学院

“最近看到一篇很火的文章《这场丹麦与中国初三学生的教育比试，结果你绝对想不到...》，在一次中国和丹麦初三学生的竞赛中，中国学生竟然在创新上赢了。然后总结说，中国基础教育实际上为孩子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远超包括丹麦在内的西方国家。而这些知识，正是创新所必不可少的根基。写过很多精彩文章的、“爸爸真棒”的专栏作家GAUCHEWOOD，今天将带来不一样的深度思考。”好奇之余，查了下资料，原来这是2013年丹麦的DR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纪录片系列。这个纪录片总共四集，在里面中国和丹麦的两个初三班级的孩子分别做了阅读、数学、英语，还有创造力和协作能力竞赛。节目内容颇为丰富有趣，其中展示的中丹两国教育的迥异走向，不禁让我想起来古代希腊最著名的两个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记录片在丹麦倒确实曾经轰动全国。因为这个DR在丹麦相当于BBC在英国的地位。多数丹麦人原本就知道中国学生会在数学方面胜出，但认为丹麦学生具有更好的社交能力和创造力。结果却是如上所述，所以这套系列纪录片在整个丹麦教育系统、电视观众和政府部门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不过，如果我们过了几年再核查其事实，这个记录片和中国的相关公众号文章一样，不过是个典型的媒体奇观。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公众号文章，结果必须出人意料才能吸引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比赛看成不是几十个丹麦孩子和中国孩子的随机比赛，而要比较两国的教育质量的某种依据的话，那么，提取的标本和测试标准都就要确实可靠才行，但是，这个竞赛在这两方面都非常可疑。样本分析这个比赛是在中国的哈尔滨69联中的初三13班和丹麦奥胡斯的holme中学九年级的一个班之间进行的。哈尔滨是有1000万人的大城市，69联中是这个城市最好的三个中学之一。而且，虽然现在哈尔滨的初中也是划片入学的，但是参加考试的这个班级，属于2010年之前的一届，他们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才能就读学校。所以可以想见这个生源质量根本就不随机，而是在数十万小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优等生。而奥胡斯虽然号称丹麦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加上周边农村人口也只有32万人。不管是从丹麦的正常中学制度，还是从我们在电视里的各种表象看，这个班级都是就近入学的随机样本。仅仅从肤色和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30个人的班级里就有不少来自非洲或穆斯林国家的新移民孩子。就是在那些外貌上看比较像纯正的丹麦人中间，也有个多动症小男生，上课完全都坐不住。所以假如我们接受这么个前提，中国人的平均智力水平和丹麦人差不多，这就意味是1000万基数的择优样本和32万基数的的随机样本的比较，统计学上就意味着这个比赛结果是不能严肃对待的。测试内容分析而从测试项目的内容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竞赛结果的误导性。在阅读竞赛中，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都是丹麦的，他们之所以落败，是因为最差的几个也是丹麦的。但是从他们随机组成的班级结构来说，本来就是很容易理解的现象的。接下来的数学测试中国学生胜出，英语测试丹麦孩子胜出，也都在常理之中。所以最让人好奇的，就是为何在协作和创造力项目的比赛中丹麦学生弱于中国学生。但是冠了这么严肃的名称的两个测试内容，其实都颇为幼稚。所谓协作测试就是节目组从两国学生中分别挑出两个小组，每组4个学生，在20分钟内用50张白纸和4卷胶带制造一个能容纳小组四个人的独立建筑物（这种项目我女儿五年纪的科学课好像就有做过）。其实最终成绩的差别，电视节目里已经分析得很好了，中国学生比较严肃认真，能保持高度专注、目标明确（谁都可以想象中国的初三学生那种24小时狮子搏兔的严肃认真劲）。而丹麦那几个小孩，一来是有点嘻嘻哈哈，二来是太注意个人形象，不愿意躺在地上测量，这个我感觉反倒更像倒是15岁的少男少女的真实性情，拔高到协作能力的程度实在是太过头了。因为要在单位时间完成这个项目，需要的一来是效率，二来是决心。而丹麦人由于他们的个人主义习惯，总在想要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去参与团队合作，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商量至于那四个中国学生，一看就是几个班委干部，相互之间的权力结构和话语权其实平时就很清楚，反而更容易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指定项目。至于那个创新的测试，内容是在规定的十分钟内让学生独自在有了两个C的画面上进行创造，考察他们在画里表现出来的思考能力，以及思想的原创性。但是，测试创造力本来就是公认的难题。创造力是一个极为模糊的的概念，关于它的定义一直是学界不断争的问题，但创造力所带来的产品应该绝对原创和实用，这没什么可纠结的。工作中的创造力很容易识别，可是谈到测试，一来是因为创新程度取决于老师的主观判断，二来，这种测试和其他考试一样是个博弈过程，学生也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地迎合：孩子可以在训练过程中意识到老师喜欢某些特定的行为，这样他们就会依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虽然孩子们可能会因受训练的激励，而努力地完成当前的各种任务。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到的是，只要用挑剔的眼光，不着边际的答案，全然不顾准确性或相关性，或者以创造性的名义提出一些老生常谈的想法，就可以容易地给出‘原创性的’答案。这样，‘创造力’很快就退化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乎要求的状态。”——尼克尔森，1999，339比如说，里面那个出境率比较高的中国男生LEO，干脆把他的图案都画在两个括号之外。丹麦的分析人员就一本正经地说，他的思维要么非常地创新，觉得这两个括号限制了他；要么非常的局限性，甚至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他们决定还是判断他是非常有创新的，所以给了他高分。而LEO在事后的访问中，也自称他已经理解了题意，只是他不喜欢被那两个括号拘束的感觉。可是，在前面的节目部分，这位这么有个性的LEO，当被问到一天的自由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够不够，他还觉得很满意，说不然他觉得无事可做。这么适合教育流水线体制的学生，居然会不愿意被束缚？其实如果不是错误判题，就是这位在应试教育中身经百战的中国小战士巧妙地用小聪明智取了这些丹麦傻大个了。以古观今那几位丹麦专家可能也对中国人过于仰慕，居然认为中国人厉害到这个程度：他们可以说，现在我们要创新能力，然后创新就马上“到处都是”了。可是，历史证明，对学生的学业的考核比较，和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没有那么大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美国陷入了焦虑不安的境地。当时的报纸上重复报道着这样一条消息：从9岁起，苏联孩子完成的数学和科学的作业量是美国同龄孩子的两倍。于是，那些年美国孩子拿到了崭新的生物和物理课本，然后就淹没在了无尽的题海中，题目内容涵盖代数和几何计算导弹的运行轨道的三角函数更是重中之重。最后呢？那几代擅长理科作业的那些苏联孩子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创新，反而是同年代的美国人在半个世纪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产业。后来出现了PISA测试，好像是比较客观。如果我们说到今日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之外可能就算瑞典和以色列。从国民生产总值里风险资本的比例来看，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一，美国是第二位，瑞典居第六。如果单考虑国民生产总值中科研和开发的比例，以色列排名第一，瑞典第四，美国第十。而这三个国家在PISA排名表都没有取得好成绩。三个项目平均下来，美国、瑞典和以色列在三十四个成员国中分别排名二十一、二十八和二十九。可见，孩子被测验出来的学业水平，和国家的创新发展并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如果以为一个国家靠要求学童努力取得好的测试成绩，这个国家就可以发展创新，那想法也太简单了。不过，因为这个节目除了测试过程，绝大部分是关于这两国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孩子、老师和家长对彼此的看法，所以里面提供的信息还是很有趣的，从中，我们反而可以推导出两国的学校和国家的区别的来源。这个节目的主要观众是普通的丹麦公民。因为丹麦本来在公立学校的效率上一直有争议。2009年的PISA报告中，在多数关键项目上，丹麦都排在全球前30个国家的后三分之一。所以这个节目，其实是整个丹麦社会争议中的一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节目就好像当初中国的《夏令营的较量》，丹麦人开始考虑，是不是对自家的孩子太放纵了？当年孙云晓那篇文章夸大了中日孩子的差距，使八十年代生人一度背负“垮掉的一代”之名。由于以上所说的样本和测试的不科学，所以在电视节目里看起来好像中国学生对比丹麦学生，好像又刻苦又能考试，颇有碾压之势。所以电视里的丹麦人带着有些恐怖，有些厌恶，也有些赞赏钦佩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学校制度。丹麦师生对这些中国学生的感受，可能有些像三千年前的大多数希腊人对斯巴达人的感觉：斯巴达在其他的希腊人中問引起了一种多少会使我們感到惊异的敬仰。公元前五世紀一个来自雅典或米利都的异邦人在訪問那些沒有城垣的朴素无华的斯巴达城邦中稀疏散落的村庄时，他一定会有一种置身于远古时代的威觉，那时候的人們要更勇敢、更善良也更純朴，他們不會为財富所腐化，也不會被各种观念所困扰.----罗素《西方哲学史》因为丹麦人也不过是在几代人之内，才从非常低的起点建设成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之一，他们也还记得自己的前几代度过的非常困窘的生活。所以他们看到了中国学生的这些表现，会想起他们祖先那一代的那种艰苦和努力，

201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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